当下的中国无疑要面对复杂的全球化与多元主义语境。这种语境是全球性质的，即便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也面临着认同的危机。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写道：“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美国人觉得美国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及各种标准在衰落，开始感到个人对信仰和归属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世俗意识形态和体制所无法满足的。”当代中国在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也进入到一个以跨国资本、新自由主义、新传媒、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世界语法之中。这个时候曾经的冷战式意识形态部分失效了，而国家认同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可以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如弗里德曼所说“世界是平的”，即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二是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来自传媒与技术的挑战；三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各种地方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阿帕杜莱所说的“消散的现代性”的场景中，我们同样需要问：中国人是谁？
国家认同与国民身份的消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带来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的全面符号化与物化；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的崛起，流动性尤其是跨国人口的出现，带来身份认同的淆乱，尤其是国家认同的淡漠；整个文化语境呈现出一种民族主义、原教旨式观念与普适性话语之间的角力。中国观念最直接的当代挑战是“死魂灵”的出现，即精英的非国籍化，另一面是爱国的公众所极易被哄抬起来的盲动。民族主义成为一柄双刃剑，但是讨论中国认同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国际主义、帝国、民族的不同话语要争夺自己的受众，亨廷顿就未来美国与世界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世界主义方案，即美国向别国开放自己的国家，“使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二是帝国性质的方案，即以美国价值观去改造别国人民和文化，“让世界成为美国”。三是民族主义的方案，即美国保持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让美国成为美国”。那么中国又该何去何从呢？
文学参与国家认同的途径无疑是想象与形象。认同与身份一体两面彼此关涉，它必然需要他者作为参照，也就是说，文学想象与文学形象作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产品，要经受时间与空间的传播与变形，自我的塑造是显性层面，“他者的眼光”始终是隐形的在场，因而它从来都不仅是关乎自我主体性的孤立问题，而总是在他者视野中的自我塑造。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曾经梳理过中国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目光中的形象。从中西近代交通开始，它历经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孔教理想国、哲人王般的开明专制政体等不同面貌。启蒙时代对于东方的异域想象形成了一种“中国情调”的东西，但在狄德罗、卢梭的正面与孟德斯鸠的负面印象那里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分野，乃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察中，中国都呈现出类似“东方主义”的变体。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和殖民事业的展开，中国以“停滞的帝国”面目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野蛮的东方性在不同时期以“黄祸”或“红祸”的话语出现。这个过程总是与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动密切相连，非常复杂，一言难尽。
不管有无关注，几乎所有人都无可质疑地感受到中国在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之后所呈现给世界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改革开放30余年综合国力的增长，伴随着国力的增强相应的是国家形象的内外部建构。从内部而言，2006年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以视为一种雄心，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9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但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崛起过程可能只是代表了一种路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搬演；从外部而言，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纪录片《中国人要来了》则宣扬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面对这样复杂的多样性语境，其实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挑战和机会，作家们需要做的是走出流行了30多年的“纯文学”与个人主义的狭隘牢笼，纵向从历史的脉络、横向从跨国的视野来理解、认识与书写这种复杂性，既要走出民族国家话语的桎梏及其可能带来的狭隘与偏执，也要超越帝国式霸权理念的复活。
最为紧要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树立，进而才有可能塑造现实情境中被广泛认可的中国认同。这里涉及到传统文化理念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认同感或者来自强迫性的霸道，如疆域扩张、殖民统治的暴力合法性，但这并非长治久安之道，最终要走向文化沟通与融合的王道，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获得价值、心理、情感认同。170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化，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夷为师”还是“以俄为师”、（西）欧风（北）美雨，基本都是一条“以西律中”的文化交流单行道，从而在部分程度上形成了逆向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卑。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时候走向文化交流的双向街了，即不仅要在中西古今的文化遗产中激浊扬清、兴利除弊，在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同时要创造新的文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否则如果只是输出劳动力和制造产品，那永远称不上是大国。
文学在这个全球化、新媒体的时代对于塑造价值观和中国认同而言尤具意义，体现在它是一切现有艺术门类、文化产品中最少受到权力和资本控制的门类。就目前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更多停留在以日常生活对抗已经抽象了的政治意识形态、以个人主义张扬欲望与权力的合理性、以狭隘人性放逐崇高理想的境地之中，这无疑不足以担当文学的时代重任，反倒无形中损耗了文学的开阔品性和凝聚认同的可能性。当此之时，对于作家而言，是要走出个人的封闭圈，自觉意识到将个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起来。广泛吸收三种历史与文化遗产，一是中西方古典，二是中国革命，三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出一种立足本土的国际主义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中进行开拓，同时将自身置诸于世界文学的整体之中，这个“世界”不仅包括已经具有主导性影响力的西欧北美文学，也要包括第三世界（南亚、内亚、非洲、南美等）的文学。
事实上，真正认识了中国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与书写中国，塑造当代中国的形象？中国作为前现代时期的四大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中惟一没有解体，而顺利转化为新型共和国的国家，充满了内外部的多元性质，无法用民族-国家的单一框架进行框定，但它又不是一个新型的资本帝国。按照有学者的说法，中国是一个“跨社会的体系”，理解这样一个交错着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体系，区域研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区域概念的模糊性和重叠性决定了一个双重事实，即一个地区（甚至国家）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地区，一个地区可能包含多重社会关系（天下、一统、民族、主权、网络、宗教、贸易和其他社会活动等）。区域的概念与行政区划未必一致，也未必不一致，真正的区别在于行政区划按照自上而下的轴线将区域组织在一个结构之中，而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域却包含对各种历史偶然性、事件和其他形态的交往而形成的横向联系。区域的构成不能从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加以界定，即既拒绝笼统地按照行政区划作为本源性关系，而否定这些关系本身是多重条件和历史互动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只有将时间从纵向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置于一种多重横向的运动中，才有可能找到区域这一个空间概念的时间维度，其目的是将重叠性、模糊性、流动性与并置性置于历史思考的中心。”将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来研究，目的是为了“综合多样性与平等的政治文化及其具体的制度性实践”。
跨体系社会的思路，移植到文学书写之中，就是要通过美学的途径，在整体认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塑造共识，提炼出既包容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共生，又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这一系列的价值观以新的中国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置诸全球文化综合体中，求得最大公约数，才可能获得中国内外的双重认同。事实上这也正是继承与发扬了中国现代革命先烈一直以来的“初心”——追求全人类休戚与共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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