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并进一步明确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样的讲话，前所未有地把文学活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民族文化自信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是能够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这是对文学艺术价值意义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足以大大增强作家艺术家们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
通常，人们都会讲所谓“文章不是无情物”，而从更高的境界上看，更应该说“文学不是无魂物”。自古以来，在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上，就一直有着“言志”和“言情”两大派别之说。而实际上，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情”与“志”是很难完全分离和割裂开来的。能够千古流传的佳篇名作，一定是饱含情又充满志的。而这情与志完美融合的艺术内涵，也就是优秀文学作品的真正的魂。凡是一个本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必然本身就贯穿着和蕴含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民族品格。无论如何吸收外来的艺术形式和方法技巧，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都注定了其根本的艺术精髓，包括其中的所谓情与志，都是无法脱离开民族性的。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之魂。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每一部好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自己的魂，而一个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就被称为“民族魂”，因为他的全部作品都凝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因而，我们的整个文学史，就构成了民族精神史。这样的民族精神史，当然也就可以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把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推到如此的高度来认识，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不仅有最早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把文学反映社会问题甚至推动历史进步作为重要功能，到魏晋时期的曹丕更是以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发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感慨。当然，这样的论断不免过于笼统和空泛，比如文学如何才能真正发挥“经国”之作用，又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不朽之盛事”？都缺乏具体的阐发，会让人产生大而空的感觉。因此，也经常会让人觉得这样的文学职能太过夸张，甚至是强加给了文学根本不应承担的“经国大业”这样的使命。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对文学的定性以及本质功能的阐释，都是言之凿凿，脚踏实地，立论充分的。尤其是他对文学艺术和人民关系的阐述，以及对作家艺术家的希望和要求，也都是高瞻远瞩，充满情怀：“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文学源于生活，源于人民，才能体现民族之魂。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的历史，都足以说明这样的道理。从《诗经》中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到《楚辞》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从唐诗宋词中的忧国忧民，到明清小说的现实主义批判……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史。也正是这样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民族在各种历史磨难中艰苦奋斗、不断前行。时至今日，我们又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的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转型期，当然是责无旁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文革”时期简单粗暴地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甚至是阴谋政治的棍棒，文学领域对此矫枉过正，出现了文学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甚至放弃社会责任的思潮。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纯娱乐化、低俗化现象严重。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言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也出现了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新一代作家，并且创作出了许多严格遵守经典现实主义原则的好作品。
我们的文学需要更多这样有民族精神担当的作家，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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