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渐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的传播与初步研究时期，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文学史上的双重地位，宋元明清以来，《史记》的传播范围日益广泛，接受的群体不断扩大。这种局面的出现，都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廖可斌、陈文新、赵望秦三位教授的文章，揭示《史记》与明代文学发展的深层原因，探讨科举考试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阐述出版技术尤其是印刷术的发展对《史记》传播的重要作用。三篇文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不同的文化因素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影响，我们由此也可以对《史记》的魅力和生命力有进一步的认识。（张新科）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与永乐以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的文化还多少遗留了一点元代文化相对多元和自由的风气。当时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开创的理学门派“北山学派”的传人，其文学主张自然以“明道”“征圣”“宗经”等为宗旨。“浙东派”因较早追随朱元璋集团而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依托其政治优势，他们的这套主张自然也成为明初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但“浙东派”文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兼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不同于理学家“轻文”甚至“废文”的态度，而是比较“重文”，其理想目标是“文道合一”，以至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按语”中批评他们“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他们既然重文，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古文之崇高典范的《史记》。如宋濂一方面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一方面又赞同唐子西的说法：“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在《叶夷仲文集序》中他再次强调：“昔者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及至永乐年间，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高压政策的摧残，社会思想文化更趋封闭保守。在文学领域，以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为职志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将取法的主要典范，由《史记》《汉书》转移到唐宋八大家之文。解缙是“台阁体”前期的领袖人物，其散文创作受《史记》影响甚深，连“台阁体”后来的代表人物杨士奇也认为他的文章风格是“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解先生墓志铭》），但解缙在《廖自勤文集序》中却认为，学文只能学六经，像庄周、申不害、韩非、贾谊等人之文，“非惟不足经天纬地，而且有害焉”；“近世为文者尤甚患此，反从事《史》、《汉》、《战国》、百家方外之书，剽窃奇漏，纵横腐败，神鬼荒忽，极其镌巧形容，以为此古文也。论及性理则以时文鄙之，援及《诗》《书》则以经生目之，是将为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胜言者，此予之所甚忧也……予厥后稍喜观欧、曾之文，得其优游峻洁，其原固出于六经，于予心溉乎其有合也”。在“台阁体”的中后期，由于明仁宗的提倡，和作为江西人的“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推动，模拟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江西籍作家欧阳修、曾巩的文风成为时尚。
兴起于明中叶弘治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复古派“前、后七子”提出了“文法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开启了明后期文学革新思潮的先河，是明代文学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在散文方面，复古派作家取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史记》。现在可见的《史记》在明代的最早刻本，是正德十二年廖铠序刻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由“前七子”的重要人物康海主持的。因廖铠系镇守陕西的太监廖鸾之从侄，而康海《对山集》中有一篇《史记序》，与署名廖铠序基本相同。复古派作家不仅学习《史记》的叙事、描写、抒情的技巧，模仿《史记》的章法、句法、字法，也力图继承《史记》思想相对自由、感情充沛、文气跌宕起伏、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取法的对象过于单一，手法过于机械，难免暴露出模拟的痕迹。如“后七子”中的宗臣留下了一篇《读太史公、杜工部、李献吉三书序》，反映出他一生阅读和取法的文学典范可能就是《史记》、杜甫诗集和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文集。他所写的文章，每篇的开头语几乎都是同样的句式，如：“余尝往来齐鲁燕蓟之区”（《赠金君序》）；“余稽往牍，抽绎千古，睹于群才，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晋陵白公集序》）；“余读金陵诸记，其东盖有燕子矶云”（《燕子矶记》）；“余读汀记，归化东北五里，盖有滴水岩云”（《滴水岩记》）；“余读秦汉以下诸书，未尝不叹戎狄之为中国忧至长也”（《桐乡县城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在模仿《史记》的句法。
当时与复古派对垒的，有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所谓“唐宋派”。他们最初都是复古派的追随者，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曾努力模仿《史记》。如茅坤自述“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怛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后来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启发下，热衷于探讨理气性命等心学问题，讲究说理、语言相对接近的唐宋古文模式比较适合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自然改变了取法的对象。如王慎中“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顺之）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王慎中）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至于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归有光，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归入“唐宋派”，其实他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一直注意学习《史记》，几乎终生未改。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宗尚发生转变后，不仅对自己从前学习《史记》等秦汉散文表示悔恨，而且反过来对复古派作家模拟《史记》等提出批评。如“唐宋派”的追随者蔡汝楠就责难“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专门学《史记》，“屈曲逐事变，模写相役”（王世贞《赠李于鳞序》）。当然，“唐宋派”作家对复古派作家学《史记》表示不满，并不仅因为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分歧，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司马迁和复古派作家的思想比较自由，不完全符合正宗的儒家学说。在这一点上，“唐宋派”的羽翼薛应旂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何（景明）之言犹或近于理道，李（梦阳）则动曰‘史、汉’‘史、汉’。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夫‘史、汉’诚文矣，而六经诸儒之言，则文之至者。舍六经诸儒不学，而唯学马迁、班固，文类‘史、汉’，亦末技焉耳。何关于理道？何益于政教哉？”（《遵岩文粹序》）
勃兴于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倡导个人性情的自由表达，与《史记》所代表和复古派所追求的古典审美理想有本质区别。代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的是小品文，不再以《史记》为主要取法对象。从语言形式等方面看，它们与唐宋古文的因缘相对要深一些。明清易代之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重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艾南英等人则再次为唐宋八大家辩护，两派之间曾发生激烈论战。至于在小说、戏曲领域，《史记》的影响也很深远。许多小说、戏曲作品都以《史记》的内容为题材，都借鉴《史记》的艺术技巧。戏曲、小说理论家也往往以《史记》为典范，探索叙事文学的内在规律。
（作者：廖可斌，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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