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六万多件敦煌遗书，其中包括数量浩繁的语言文学文献资料。举其要者，语言方面如失传已久的《切韵》系韵书，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字样学著作《正名要录》，我国最早的民间俗语词词典《字宝》，最早的名物词词典《俗务要名林》；文学方面如我国最早的词集《云谣集》，最早的女诗人诗歌选集《瑶池新咏集》，久已失传的古代讲唱文学作品变文，以王梵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唐代第一长诗《秦妇吟》，等等，震动了整个世界，其重要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这里，笔者想从文献探源、文脉传承、文化自信三个角度就敦煌语言文学文献的当代价值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文献探源
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现的。然而刻本以前的情况如何，往往不甚了然。其实唐代以前的古籍流传到今天，必然要经过宋代之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写本是古代文献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些写本古籍因其去古不远，未经后人校改，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原貌，是了解古书源流演变和整理校勘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是我国古代写本文献最重要的发现，这方面的价值就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宋人编的韵书《广韵》，据说改编自隋陆法言《切韵》。但宋代以后《切韵》失传，详情不得而知。敦煌遗书问世以后，人们才陆续发现了《切韵》系韵书写本近五十个卷号。这些韵书的发现，不但使我们有可能窥知陆法言《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切韵》的增订情况，而且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广韵》和《切韵》的关系，明白《广韵》是如何在《切韵》系韵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姜亮夫先生说这些韵书是“学术上的一种伟大的发现”，并非溢美之词。
又如《将进酒》是李白的名诗，今天的传本前面三段是这样的（原诗每段换韵，韵脚用黑体标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其中“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这首名诗中的名句，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然而敦煌写本伯2544号、伯2567号、斯2049号都抄有此诗，此句却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哪个对？就精辟性而言，恐怕大家都会说今本对。然而仔细研究李白诗歌的格律，就会发现敦煌本更可取。原来李白诗歌在转韵时，非常讲究“逗韵”的技巧，即转韵时第一句的末字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韵。“天生吾徒有俊才”正是转韵的第一句，末字“才”与下文“来”“杯”押韵。而今本“用”字不押韵，是一个例外（参看黄永武《敦煌的唐诗》）。由此可见，敦煌本合于李白诗歌换韵的特点，应该是其原貌，而今本则可能是后来的“好事者”臆改的结果。正是依赖于敦煌本的发现，我们才得以了解其讹变轨迹，否则日读“误书”而不知，就很难发现其中的隐秘了。
二、文脉传承
文脉的传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发展。敦煌语言文学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珍贵、多样的精神财富，加强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传承，理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那些优秀的部分。打开敦煌文学作品，我们不但可以欣赏到瑰丽的丝路风光，多彩的民俗风情，也不时可以感受到先贤们对人生、对社会深刻的思考。这里仅以王梵志诗为例。王梵志是唐初的一个通俗诗人，宋人笔记和日本古代书目中都有关于王梵志诗的记载。但明代以后其人其诗就销声匿迹了。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三十多个王梵志诗的写本，存诗近四百首。王梵志的诗基本上用口语写成，清新自然，表现的多是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思想情绪，同时又富有哲理。如下面的三首诗：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
生死如流星，涓涓向前去。前死万年余，寻入微尘数。中死千年外，骨石化为土。后死百年强，形骸在坟墓。续续死将埋，地窄无安处。已后烧作灰，飏却随风去。
第一首，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处于世外桃源中的优哉游哉、自得其乐的隐士形象，读后令人神往。第二首描述世上人满为患，担心毫无节制的生育，不但让人无地可住，还会“塞天破”。最后一首有感于人多墓多，长此以往，不但无地安葬，也将无地可耕，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场景！所以诗人倡导火葬：“已后烧作灰，飏却随风去。”那又是何等的洒脱！王梵志大约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痛感需要控制人口爆炸的诗人，也是第一位反对土葬、呼吁保护耕地的诗人。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诗作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极强烈的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近年不断见诸报端的一个热词。如何做到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立足于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消化、吸收，积厚度，蓄底气，才能避免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失去话语权，避免在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面前迷失自我，才能推陈出新，引洋出新，发展、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比如汉字繁简的优劣，是个老话题。其实汉字的简化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是千百年来群众意志和愿望的体现。敦煌写卷中简化字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人民群众汉字简化的愿望和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今天我们通行的简化字，其实许多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找到依据。比如辭作辞、亂作乱、趨作趋、繼作继、斷作断、門作门、堅作坚、盡作尽、糧作粮，等等，都是敦煌写本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又如高兴的“興”，简化字作“兴”，过去人们虽然知道它来源于草书，但并没有举出古人已有写作“兴”的实例，而现在敦煌写本恰恰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如斯328号《伍子胥变文》：“祸乱不作，灾害不。”斯2113号《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记》：“弟僧龙寺临坛大德法真，威仪冰操，不若（惹）纤尘。”皆其例。面对这样一批我们的老祖宗自己创造并且使用已久的简化字，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
又如中国的“國”，简化字作“国”，过去不少人以为是学日本，这也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竟然连自己的国名用字也要拾人牙慧，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其实“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字。大约六朝前后，出现了“囗王”会意的俗字“囯”，敦煌文献中不时可见这样的“囯”字；敦煌字书斯388号《正名要录》称“囯”是“國”的“讹俗”字——这是“囯”字最早被辞书所收载。手写文字有喜欢增加点画的习惯，于是“囯”又有人加点写作“国”。如敦煌写本斯541号《毛诗故训传》之《邶风·式微·小序》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而寄于卫。”伯2838号《云谣集杂曲子·拜新月》：“泰时清晏，咸贺朝列多贤士。”——这是“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所以日本汉字“國”字作“国”，不过是承袭了中国汉字的俗书罢了。
（作者：张涌泉，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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