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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文本:突破红学研究瓶颈


    在各类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中,红学文献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最大、最多的,就其内容和形态而言,也是最为丰富和复杂的。20世纪初以来,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已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文献体系。但是,在肯定红学文献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红学文献乃至整个红学的发展。
    文献研究需消除专业壁垒
    红学文献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其文献自然属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范畴,尽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红学文献的产生、形态、流传及保存仍遵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一般规律。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红学研究者片面强调红学的特殊性,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它与其他小说存在的共性。
    有的学者在确认红学的概念和内涵时,不愿将红学等同于一般的小说研究,认为《红楼梦》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将红学文献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人为分割开来,这是目前红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此举显然会造成红学文献研究的狭隘,这已经成为阻碍红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障碍。
    事实上,除文献层面的研究之外,红学研究也有逐渐脱离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形成人为分割的趋势。这种分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到目前也未有大的改变。这对红学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是不利的。消除专业壁垒,将红学文献放在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将会有助于红学文献研究乃至整个红学研究的深入。
    疑难问题可酌情暂时悬置
    受时代文化及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当前的红学文献不够系统完整,存在诸多空白。自《红楼梦》开始流传之日起,因一些文献的缺乏,人们就对该书作者、成书等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出现不少误传。从现已掌握的红学文献来看,内容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关版本、评点、改编及传播方面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多,而有关作者、修订者、评点者及成书、刊印等方面的资料较为缺乏。红学文献在时间上的分布同样不均衡,早期的文献特别是曹雪芹生前的文献较少,晚清以降的文献数量众多。无论研究者如何努力,红学文献的这一基本格局是难以改变的。而文献的先天缺失与内容、时间分布的不均衡决定了红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尽管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像有学者所说的红学研究的三个死结即“脂斋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这三个死结“作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结下去,谁都休想解开”。此观点从提出至今已经20多年了,上述三个死结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在红学研究中成为死结的问题远不止这三个,如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程伟元为何在短时间内刊印两个差异甚大的版本、高鹗到底做了哪些修订工作,等等,依据现有的文献,同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
    鉴于上述特点与局限,如果没有新的文献资料被发现,没有对已有文献资料作出新的合理的解说,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一些红学研究的疑难问题在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之后暂时悬置,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研究者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红学的其他问题。
    文献解读应遵守学术规范
    就现已掌握的红学文献来说,如何对其进行正确解读与有效利用也是一个大问题。例如,研究者对现存红学文献的解读存在太大的差异,对一些重要基础文献的判断往往相左,形成严重的对立。就以现存十多种脂本来说,有的研究者将其作为红学的基本文献进行研究利用,有的研究者则将其一概视为伪作,弃而不用。其他红学文献如《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都存在这一问题,或认作真,或认作假,观点截然对立。
    学术讨论固然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但这种交锋必须建立在一些共识的基础上,如果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比如对基础红学文献真假的认知完全相反,彼此缺少交流的前提,那么争论看起来很热闹,结果却是各说各话,问题得不到解决,对学术也产生不了良性的推动。而当下的红学研究恰恰就是陷入这种怪圈中。有些学人动不动就将以往的文献基础推翻,将其认定为伪作。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基础研究做起,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交流。
    红学研究者之间之所以缺少必要的共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学术规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遵守。中国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有着悠久、良好的传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红学文献的研究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同样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没有学术规范,就会对文献资料进行肆意否定,就会对文献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在此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形成共识。
    研究者要提高自身学养
    文献研究是一门专学,研究者应当对红学文献、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红学文献进行正确的解读与有效的利用,才能推动红学研究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少研究《红楼梦》成书、版本等实证问题的学人并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缺乏专业素养,因此发表的不少成果有违文献学的基本常识,无法得到文献学专业学人的认可。
    对红学文献的解读总是存在太大的分歧乃至完全对立,这在其他小说文献、通俗文学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红学研究的队伍过于庞大,难免出现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等问题。甚至在专业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在文献方面存在短板。如果想突破目前红学文献研究的瓶颈,不再做重复劳动,研究者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学养,完善知识结构,下更大的功夫,精耕细作,否则红学研究将原地踏步,继续走原先的老路,形成恶性循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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