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在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之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50 未知 钱中文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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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俄语原词为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意为责任，用于一定人称如“自我负责”、为某人负责、为上帝负责，而具有人称的伦理价值空间中的责任，在《论行为哲学》等行文中，使用很广。同时此词也有给予某人回答、回应与应答的意思。“责任”一词，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有详细的探讨。 ［2］巴赫金：《艺术与责任》，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第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上面所引的各种资料观点，均转引自卡洛瓦什柯《巴赫金传》，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17年版。 ［4］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下卷，张冰译，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6］［8］［9］［10］［11］［12］［13］［18］［19］［20］［21］［22］［23］［24］［26］［27］［28］［32］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贾泽林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第27页、第28页，第55页，第11页，第15页，第12页，第40页、第48页、第43页，第53页、第57页、第29—30页，第35页，第60—61页，第37页，第42页、第27页，第6—7页，第10页，第60页，第32页，第62页、第54页，第75页，第48页，第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7］本段引文在1983年俄文旧版本中曾被删节，2003年正式出版的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1卷经考订做了复原（见该书第22页），本文作者校订后补译如上。文中所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是指别尔嘉耶夫短暂时间内的观点，转向神哲学、神智能的则是指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人。 ［14］阿韦林斯基：《逐页注释》，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1卷，第440页，俄罗斯斯拉夫文化语言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1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第9页、第1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译文有改动。 ［16］《西方哲学史》第1卷，叶秀山等主编，第132页、第134页、第1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贾泽林译，《巴赫金全集》第1卷，钱中文主编，第44页。巴赫金将责任分为两类：“一是对自己的内容应负的责任（专门的责任），一是对自己的存在应负的责任（道义的责任）。”而专门的责任又是道义责任的组成因素，只有这两方面的责任统一起来，“才能克服文化与生活之间恼人的互不融合、互不渗透的关系”。《巴赫金传》作者卡拉瓦什柯认为这种对于责任的分类带有某种人为色彩，他以为内容与存在在实践中是不能分开的。参见卡拉瓦什柯《巴赫金传》，第124—125页。对这种作为研究的必要的方法论手段的看法可备一说。 ［25］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盛行，门派众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探讨伦理哲学摆脱不了宗教思想的影响。巴赫金所论述的一些重要观念，如“我—他人”，借自柯亨，而“他人”“他人之我”在20世纪初的俄国、西方哲学中探讨甚多，同时这些讨论，也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思想密切相关，如“我”与“你”与“我们”等。“人在自己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具有神的位格的现象，而在类的存在中具有三位一体的形象，不仅认识到自己是我’，而且是‘你’和‘我们’。”见谢·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第132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里仅举布尔加科夫著作为例。 ［29］这一段引文，是这一著作1983年最初刊印的俄文版的行文中没有的。后经俄罗斯编者修订原手稿，这段文字被复原。这段文字十分重要，它从一个方面明确地表现了巴赫金内在的东正教宗教思想，现经本文作者补译后引用如上。可参阅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1卷，第19页，2003年版。至于耶稣与基督两个名称的区分，一般认为，耶稣是主在地上为人的名字，基督是主复活后，被神高举时，为神所立的名称。 ［30］“自我排除”（虚化）是当时宗教伦理哲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基督本有上帝形象，在隐蔽神性之后，反虚自己成为人的模样。 ［31］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第34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3］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1卷，钱中文主编，第135页。见原编者注：参看《新约》的格言，《迦拉大书》第6章第2节。 ［34］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1卷，第351—382页注释，2003年版。 ［35］［36］柯日诺夫：《巴赫金与其读者——沉思及回忆》，周启超译，《剪影与见证：当代学者心目中巴赫金》，周启超编选，第61页，第6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如巴赫金的《长篇小说修辞问题》《长篇小说的话语》《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论教育小说》《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长篇小说理论问题》《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原译为《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长篇小说理论与历史问题》等，此外还有有关拉伯雷《巨人传》的长篇著述等。 ［38］［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6］［60］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钱中文主编，第4页，第3页、第4页，第334页，第112页、第115页，第111页，第108页，第112页，第84页、第84—85页，第140页，第163页、第146页，第170页，第174页，第175页作者注，第335页，第335页，第33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9］［40］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增补与修订》，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6卷，第303页、第302页，俄罗斯辞书、俄罗斯语言出版社2002年版。 ［5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中，对话思想的研究逐渐流行开来。巴赫金曾提到，19世纪末德国学者希采尔于1895年出版了他的《对话和古代史诗到19世纪末文学形式的对话史》两卷专著，可见文学中的对话艺术，早已在西方的文学研究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可参见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5卷《夹在1号笔记本的内容提纲》的注释，第645页，俄罗斯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55］［57］［59］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主编，第377—378页，第387页，第3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8］巴赫金：《1961年笔记》，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主编，第34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1］这里借用马丁·布伯的说法，但涵义不同。关于“我与你”的问题，巴赫金极有可能受到柯亨的影响，从后者的哲学方面看，他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又是位犹太宗教哲学家。柯亨在《人与人之间》一书中谈及我与你时说过：“只有‘你’，对‘你’的发现，才能够使我意识到我的‘我’的存在，正是‘你’才使‘人格’出世。”另一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于1923年出版的《我与你》一书里，从宗教的角度专门探讨了我与你的关系。布伯把“我与你”与“我与它”称做“原初词”。我与它是我与物先验之根的单纯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一种绝对的单一关系，而“我与你”则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经验世界屈从于原初词‘我—它’。原初词‘我—你’则创造出关系世界”。“泰初即有关系。它为存在之范畴，欣然之作为，领悟之形式，灵魂之原本；它乃关系之先验的根，它乃先天之‘你’”。“‘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见‘你’。不过，向‘你’倾吐原初词正是我的真性活动……‘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布伯又说到，“人通过‘你’而成为我”；“人可在相遇者身上发见‘你’”。见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第4页，第23—24页，第9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布伯的这种学说，被称为“相遇”哲学、“关系”哲学，甚至“对话”哲学，也是很有价值的，在20世纪的欧洲也很有影响。不过，由于其作为犹太教哲学的一种阐发，所以先验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郁。本处借用了其概念，在阐述上有所不同。 ［62］《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卷，陈燊主编，郑文樾、朱逸森译，第72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63］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等译，第88页、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64］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是19世纪末几十年与20世纪初20多年里俄罗斯宗教哲学里探讨得最多的问题，这方面派别众多，著作宏富。我国学者徐凤林认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找到的。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甚至天堂与地狱、天使和魔鬼，都只存在于人的心里，是人的精神生命之不同状况的表现。”参见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中译本前言”，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增补与修订》，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第6卷，第303页、第321页。1982年，巴赫金的《诗学问题》的部分文本开始译介到我国，其时将“对话”一词译为“对语”。1983年本文作者在有关复调小说的论文中，改译为“对话”，似更确切一些。稍后在我的其他有关巴赫金的论文中继续使用此词，接着出现了一批有关巴赫金对话的论著，之后有关巴赫金的研究日益拓展开来，“对话”一词不断进入我国文论界。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话”一词不胫而走，进入了政论界、报刊与社会生活，到后来甚至到今天，把什么关系都称做“对话”，以致有失其本意了。在中外文化的典籍中，其实“对话”一词早就存在，只是样式、涵义不同，它以公开的形态或以隐形的潜在形态表现着，这是又一专题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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