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文学与文化集合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与文学智慧，已是当今共识，有关民族文学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作为唐诗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诗圣杜甫对包括各少数民族诗人在内的后世文学影响十分巨大。孙纪文教授从历代崇杜创作实践与体悟认知尤为突出的清代回族诗人入手，探讨其崇尚杜诗的基本脉络与概况，揭示出文学经典对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复合场景。万静讲师则通过对著名的乐府诗《陇头水》产生地域源头等因素的细致分析，说明其所蕴含的羌汉文学互动意义。（徐希平）
作为唐诗之典范形态的杜诗，其影响力不仅深契于清代汉族诗人的诗学取向之中，而且也波及清代熟稔杜诗之妙的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学活动之中。比较而言，清代民族作家的学杜之风，尤以回族诗人的创作实践与体悟认知为突出，由此可探寻回族诗人崇尚杜诗的大致脉络与骨节，并牵连出诸多十分有趣的理论诉求。此种情势，既是诗学史上尊杜传统的延续，又与清代回族诗人达观的诗学风尚相联结，可谓透视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复合场景的一扇窗口。
就创作实践而言，清代回族诗人普遍以杜诗为榜样，彰显出互文条件下的诗歌创作热情。他们或学杜诗之韵为诗，如康熙朝的诗人俞梅，有《耕云楼望雪用杜少陵返照韵》《舟次见新月同山骨步浣花韵》等呼应杜甫的诗作。《舟次见新月同山骨步浣花韵》乃叶韵杜甫五律《初月》一诗而来，俞梅云：“似镜奁微脱，如弓弦未安。纤纤颓景外，耿耿远林端。魄减珠胎瘦，明生兔脑寒。推蓬才一望，光逗水波圆。”（《梦余集》）诗句描写了新月及新月下的景致“寥寥空自寒”的情态。或仿杜诗之结构句法为诗，如清末诗人哈锐所写的吊古伤今之诗，骨架运笔颇学少陵，有《和周子扬秋日登南郭寺》律诗二首，深得杜甫《秋兴八首》笔法之妙传，如“点缀高秋枫树林，浇愁莫厌酒杯深。青山有约移文在，白发无情老境侵”（《哈退轩太史诗稿》）两联，不正与《秋兴八首》之中的“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联句颇为神似吗？或规模杜诗声调志气为诗，如咸丰朝的诗人薛时雨有《玉山县》一诗，此诗是作者亲历太平军起义后，眼见时局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场景折射，其中有：“暮宿玉山县，茅店积尘垢。气象何萧条，逡巡问老叟。叟言军事急，裹粮各奔走。一夕迁常三，十室空其九。剩我衰迈身，老屋誓相守。今宵客暂息，小压茅柴酒。”（《藤香馆诗抄》）此诗很像杜甫的《石壕吏》，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民生疾苦凸显出来，充满忧思之情。或学杜诗之沉郁气象为诗，如顺治、康熙之际的诗人丁澎，诗风高逸，七律尤捕捉到杜律延展之肯綮，曾有《文丞相祠》《咏九日对菊》《别王玉叔推府》等雅词逸响之作，其《别王玉叔推府》一诗，其中有“潮生暮雨孤帆落，秋色长江万里来”一联，被王士禛之兄王士禄（号西樵）评为“秀而能沉，是少陵本色”。时人亦评其诗云：“规模雄丽，是工部不是义山。”（《扶荔堂诗集汇选》）或借助杜诗的意境而入诗，如清末诗人伍承钦的《秋感八首》不仅效仿杜甫《秋兴八首》的原韵写成，而且刻意营造凄清悲怆的苍凉意境，艺术旨趣逼近老杜，其第四首云：“池鱼早被城门火，弓鸟犹惊羽檄驰。泛梗漂萍终有定，家山不远动归思。”（《燹余杂咏》）诗境深婉，情感沉郁，可谓作者年迈忧愤时事之心态的写照。要之，从学杜诗之韵为诗到借助杜诗的意境而入诗，回族诗人们选择了各自得心应手的方法延续着杜诗的生命力。更为可贵的是，有的回族诗人对于杜诗的艺术魅力进行了多角度的融合接受，创作出不少力作，如乾嘉时期的诗人沙琛，近体律细思深，如同《点苍山人诗序》所说：“或爽如苍鹰脱臂，或情如银瓶泄水，其雄浑则天风海山，其秀削则远春流水。”这沉郁之气和慷慨之音，怎能不与杜诗的影响力息息相关？
就体悟认知而言，清代很多回族诗人对于杜诗的范式价值以及诗学史地位也了然于心，并作出评论，以标明各自的诗学立场。如嘉道年间的诗人马时芳曾云：“少陵尤胜，其识高，其思深，其竖义崇高而坚确，偶一涉笔必无细响。”（《挑灯诗话》）所论沁人心脾。又如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诗人孙鹏论诗歌之道时倡言：“诗，声音之道，与文不同，以气味为高，以体格为贵，常有字句甚工，而卒不可语于诗者，气体卑也。太白之高，高在气味；少陵之贵，贵在体格。”（《云南丛书·滇南文略》）所论透彻朗畅。再如顺治朝的状元诗人马世俊指出：“诗至唐人而体无不备，杜诗又备唐人之体。”又认为杜甫的诗集“有王、骆之庄赡，有储、刘之深厚，有王、孟之秀远，有韩、孟之镵削，有温、李之娟媚，有钱、刘之雅淡，观止矣！”（《匡庵文集》）所论眼界开阔。三位诗人的评论或偏重于杜诗义理之深，或偏重于杜诗体格之雄，或偏重于杜诗风格之妙，无疑为解读杜诗的深层意蕴提供了一个个可以延伸的空间，显示了“话语融通”的文学张力。由此可见，清代回族诗人对于杜诗的理解、尊崇与汉族诗人的诗学取向在诸多层面上是融合的。此情形与回族诗人的遭际有关。一般而言，回族诗人主动接受汉族文学传统、深受科举教育的浸染、采用汉语表达系统、与汉族士人交往的仕宦经历等人生际遇的因素，常常影响到回族诗人文学视野的宽度和理论构建的广度，从而使之融于汉族文化的艺术海洋之中，表现出一种兼容各家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诚然，走向融合，也与清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关。时至清代，各种文学样式的成熟与繁盛、各种文学理论的兴起与纷争以及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文学形势，赋予了清代文学理论集大成的性质。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诗歌上不同的理论学说、话语范畴、言说形式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弥补了前人探究中的薄弱环节；各种独到的见解竞相提出，提高了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水平，回族诗人的价值取向自然深契其中而保持着开放的姿态。
清代回族诗人之所以学杜、崇杜，自然与杜诗的范式作用密切相关。一方面，杜诗的仁爱情怀、诗史意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等存留在历代诗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学影响要素引发了清代回族诗人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清代诸多回族诗人的个人遭际、文学追求又多层面地与杜诗承载的文学意蕴相融合，使之在文学天地中易奉杜诗为知音。比如回族诗人怀才不遇的凄楚、忧国忧民的情愫、感怀兵燹的沉痛、以诗存史的诉求等等左右诗歌创作的质素，自然会在杜诗之中找到匹配。在这样的语境中，清代回族诗歌与杜诗之间呈现出异代同调的色彩就不难理解了。
清代回族诗人学杜、崇杜的诗坛景象丰富了杜甫诗歌接受史的内容，成为回族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此现象表明，杜诗作为诗歌经典的范式作用得到加强和呼应，杜诗的思想旨趣、艺术魅力以及有法可循的效仿路径得到回族诗人的青睐，从而折射出汉诗创作图景中回汉共通的民族特色。
所以，清代回族诗人诗作与杜诗之间的关系是互融统一的。如果说清代回族诗人发扬了杜诗的文学精神，使杜诗在民族文学的苑囿中富有了连贯效应，那么，杜诗又为清代回族诗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文学的有生力量和话语支持，两者统一于热爱杜诗的每一位诗人的创作活动和评点活动中，他们或得杜诗之骨，或得杜诗之气，或得杜诗之韵，或得杜诗之句，不一而足。或许他们很难企及杜诗沉郁顿挫、苍凉浑厚的意境，但无疑使清代诗歌的面目多了一层少数民族诗人的心血。
当然，清代回族诗人诗作与杜诗之间并非是一个静态的链条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链条关系，从中可以引申出一系列可比性的话题。如学杜与尊唐之风是密切联系的，由此可探视清代“唐宋诗学之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又如学杜与清代杜诗学繁盛之间亦颇有关联。众所周知，宋代之后，清代是杜诗学演变的高峰。研读杜诗学不仅是汉族诗人的倾心之事，也是回族诗人的心仪之事。比如诗人马世俊特别推崇杜诗，在其《杜诗序》之中即言：“余寝食于杜诗二十年，窃见评注无一善本。”又言：“世所遵千家注，苟简不成书。近见李空同评本，仅见其音节，不谙其神理。”所言不无道理。再如学杜与回族诗人的转益多师是并行不悖的。清代回族诗人除了尊崇杜甫之外，还推崇汉魏、三唐，更偏爱左思、阮籍、陶渊明、谢朓、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欣赏苏轼、陆游、元好问等人，故文学观念守正而不僵化，文学风格神秀而不乖张。如康熙朝的诗人法若真，既学杜甫，也学李贺，浸染于唐诗之中而多所领悟，故诗作别具一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诗风时说：“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不屑栉比字句，依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可见，清代回族诗人学杜、崇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关系。各种可以秉承的诗歌范式对象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存在着种种交叉纠葛。因而，在清代回族诗人与杜诗互动关系的论题之中，沉潜着更多的文学批评史上的连贯内容，这是需要我们自省的课题，如此，才会更加妥帖地触摸到清代回族诗人与杜诗之间既契合又独特的灵妙之处。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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