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梁”的更替，以往的研究在语料处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简牍文献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清晰的信息。“桥”作为渡河建筑的名称，始见于战国中期的晚些时候，在战国中期到秦朝时期的秦地文献中，“桥”完成了对“梁”的替代。这一替代可能与部分秦地方言转化为通语有关。
关于“桥”“梁”的更替，以往的研究在语料处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简牍文献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清晰的信息。“桥”作为渡河建筑的名称，始见于战国中期的晚些时候，在战国中期到秦朝时期的秦地文献中，“桥”完成了对“梁”的替代。这一替代可能与部分秦地方言转化为通语有关。
上古汉语中，“桥”、“梁”均可泛指桥梁，“梁”出现得相对较早，“桥”逐渐替代“梁”来表示“桥梁”义，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对于表示“桥梁”义的新词“桥”是何时出现的，却有不同的看法。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认为“桥”在先秦很少表示桥梁，表桥梁多是秦汉以后的事，惜未列举先秦时“桥”作桥梁义的例证。丁喜霞先生在《“桥”、“梁”的兴替过程及原因》一文中以《六韬·虎韬》、《墨子·备城门》、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为证，认为“‘桥’作为渡河建筑始见于战国中期以后文献”。曾昭聪先生在《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中据《史记·秦本纪》认为“桥”表示桥梁是在秦汉以后了。霍生玉先生在《也说“梁”与“桥”的替换》一文中批判了丁喜霞先生所举的一些例证，认为“‘桥’真正普遍用于一般渡河建筑义，稳妥地说，应该始于西汉文献”。他们出现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依据的语料不同，且对语料的认识不一。霍先生的文章最晚发表，讨论也相对较为具体，我们这里就结合他的文章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首先，从简牍文献来看，“桥”字作为渡河建筑的名称，稳妥地说，始见于战国中期的晚些时候。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16号木牍记载：“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脩（修）波（陂）隄，利津隧鲜草。”先秦传世文献有类似语句，但用“梁”，如《国语·周语中》：“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证木牍中的“桥”即义为桥梁。该木牍所记为秦武王二年（前309）丞相甘茂等所修订的秦国《田律》的一部分，书写于秦武王四年（前307），因此，准确地说，至晚在公元前307年，秦国文献已用“桥”作为渡河建筑的名称。霍先生所引用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十月为桥，修波（陂）堤”一句，应该就源自秦律。
其次，霍先生也注意到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有“桥”的用例，引为“叄千（阡）佰（陌）津桥，叄囷屋蘠(墙)垣”。不过他认为：“此‘桥’字似也可指渡河建筑义，但睡虎地秦简时处秦朝，距西汉为近，且仅见1例，稳妥起见，兹列于此，以备后考。”实际上，战国中晚期至秦朝时期的秦出土文献，屡见用“桥”作为渡河建筑的名称，却未见用“梁”。如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5号简：“壬癸梦行川为桥，吉。”“为桥”与“行川”连文，“川”即河流，故“桥”应是渡河建筑。再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74号简：“桥陷弗为。”此例中的“桥”存在“塌陷”的情况，也应释为桥梁。再如里耶秦简8-439+8-519+8-537号简：“廿五年九月乙丑，将奔命校长周爰书：敦长买、什长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里缭可，行到零阳庑溪桥亡，不智（知）□□……”此例中的“桥”应是在名为庑溪的河流上建造的一座桥。此外，龙岗秦简60号简载：“驰道与奴道同门桥，及阪……”不过“桥”、“门”连文，且为“驰道”、“奴道”所有，有可能是水上之桥，也有可能是沟垒之上的桥，故这里存疑待考。上述语料中，岳麓书院藏秦简因非考古发掘，故语料的时间、地域不好确定，但综合字体风格、语词使用情况，最晚不会超过秦朝。里耶秦简8-439+8-519+8-537号简简文明确记载其成文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该批简出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战国时期原本为楚地，后来被秦国攻占。虽然原为楚地，但书写者即迁陵县的官吏大多来自较早归附秦国的地区，从书写情况来看这些官吏大多较好地掌握了秦文字的写法，因此，8-439+8-519+8-537号简使用的应是秦地语言。语料性质方面，上述语料既有里耶秦简这样的官府文书，也有《占梦书》这样的普通大众使用的占书。
最后，还有两则辞例需要注意。霍先生所引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的“桥”字用例，“叄”指的是一枚简的第三段文字，秦简的书写有时一枚简分为数段，各段文字之间并不连读，而与他简文字连读，故需标注是第几段文字以便查找。所以“叄”不应置于引号之内引用。此外，他引用了《淮南子·地形训》中的一句话：“辽出砥石，釜出景，歧出石桥，呼池出鲁平。”认为这里的“桥”是渡河建筑义。这段话是在叙述一些河流的来源，“石桥”是一地名，“桥”无法确定是渡河建筑义。
综合青川木牍、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的用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战国中期到秦朝时期的秦地出土文献中，“桥”完成了对“梁”的替代。不过，《吕氏春秋》作为秦国传世文献用“梁”作为渡河建筑之称，而不用“桥”。我们推想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吕氏春秋》编者较为复杂，未必均为秦人，另一方面其中部分语料可能脱胎于先秦其他文献，因此其语料性质较为复杂。当然，这也说明“桥”对“梁”的替代是渐进的，即使在秦地，完成这一替代的时间可能仍然较晚。
替代时间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替代原因的分析。霍先生认为东汉漕运的发展和砖石拱建筑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桥梁形制上发生变化，即跨水行空的新桥梁大量出现，而恰恰“东汉时单音词‘梁’表渡河建筑已渐为少用，它往往仅作为构词语素与‘桥’组合成双音词‘桥梁’，直到这时，单音词‘桥’才成为表一般渡河建筑义的常用词”。我们不同意霍先生的说法。
第一，这一说法无法解释我们上文所陈述的秦简牍文献早早实现“桥”替代“梁”的事实。依照霍先生的推理方式，既然秦地文献早早实现了“桥”替代“梁”，在秦朝以前的秦地，跨水行空、方便漕运的新桥梁应该已经大量出现，而这又与霍先生对桥梁形制变化历史的陈述矛盾。
第二，“桥”的语源义虽然是“高”，但从《国语·周语中》与青川木牍的异文来看，至晚到战国中期，秦国文献中“桥”已可泛指“桥梁”，与“梁”在语义上浑然无别。上述几则秦简用例中，也难以说“桥”特指跨水行空的桥梁。因此，“桥”的语源义“高”恐怕在战国时期即已脱落。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文献中，“桥”一般泛指桥梁，这体现在部分异文中，如《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史记·刺客列传》：“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因此，“桥”最终在汉语中替代“梁”，恐怕还是要到语言系统内部找原因。
丁喜霞先生认为：“‘桥’和‘梁’具有相同的语义特征，都是渡河建筑，到了战国末年汉朝初年，在表示‘桥梁’这个基本概念时已不作区分，二者形成了同义竞争，‘桥’的义项相对较少，又具有形制和功用上的优势，遂用‘桥’来承担‘梁’的桥梁义。”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此外，我们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
战国至秦朝时期，在秦国以外的地区，“桥”对“梁”的替代是否发生或完成还缺乏出土文献材料的证明。我们仅在郭店楚简中找到一例“梁”用作渡河建筑的例子，即《成之闻之》35号简载：“津梁争舟。”（为行文方便，这里使用了通行字）这里“津”“梁”连用，“梁”显然是“桥梁”的意思。郭店楚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或之前，《成之闻之》的书写时间早于墓葬年代，著作年代则更早，所以其著作年代应早于上述秦简，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桥”在秦地之外的地区的使用情况。不过，结合传世先秦文献中“桥”作为渡河建筑较少出现的事实，也许战国时期秦国以外的一些地区还是用“梁”作为渡河建筑名称的。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则“桥”可能较早是秦地方言，这一方言广泛应用于秦国官方、民间，在“桥梁”这一语义范畴中占核心地位。
秦统一前后，曾以官方规定的形式在官方文献中推行一些秦语言，这见于里耶秦简8-461号简“秦更名方”。汉统一后定都关中，官方文献继承了秦地语言系统，突出表现在汉初律令延续了秦简的用法。如表示渡河建筑时用“桥”而不用“梁”，除了上文所举霍先生引用的《二年律令·田律》，还有《二年律令》413号简载：“补缮邑院，除道桥，穿波（陂）池，治沟渠，堑奴苑，自公大夫以下……”414号简载：“市垣道桥，命市人不敬者为之。”这使得秦地的一些习用语言成为通语，随官方文献的传播得到推广、使用。有学者已谈到一些类似的例子，如田炜讨论过“产”代替“生”，胡琳、张显成讨论过“彘”代替“猪”，我们也曾在《简帛文献词语历时演变专题研究》一书中讨论过“燔”代替“焚”、“大父”代替“王父”等例子。因此，我们怀疑“桥”作为秦地方言，因广泛应用于秦汉官方文献，由方言成为通语，也是“桥”替代“梁”的动因之一。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简牍文献材料在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一些时代、地域相对明确的材料，更是有助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容忽视。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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