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美学导论》 王晓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庄子·秋水》中记录了这样一则颇含哲理的对话。庄子和惠子同游，庄子曰：“儵（读音tiao，二声，同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围绕“非鱼”是否“知鱼之乐”展开了激烈交锋，争论的焦点是，鱼快乐与否到底由鱼说了算，还是由局外者定夺。以王晓华的视角，这个故事也可以视为身体美学诞生的由来，即只有回到身体本位，才能真正还原美学本质，一切脱离身体的美学犹如无本之木。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建立身体美学的愿望，同时尝试给这个初生的“学术婴儿”赋予这样的内涵：身体美学就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批判的、改善的研究。自此，身体美学已成为新的哲学研究潮流。作为国内长期研究身体美学的一线学者，王晓华在本书中不仅导入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概念，同时试图建立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身体美学研究体系。
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概念，初衷并非另立门户，而是不忘初心，回到美学的原点，重新找回审美坐标，实现美学研究的重新出发。
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虽然公众大体认知一致，但真要去找把一成不变的尺子，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我们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对于美的判断，每个人都可能受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乃至文化、知识、思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谈论的美，只是长期生活习惯形成并被普遍接受的约定，我们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成见”。对此，王晓华的见解入木三分：“对于原始人来说，‘美’并非绝对必要之物，‘善’才是目标。或者说，美只是善的一种：只有尽善，才能尽美。”没有善，就没有美，至少在原始社会时期是这样的。
1750年，鲍姆加登在《美学》专著中对“美学”率先进行了定义：“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加登之所以将美学定性为感性科学，是因为觉得“既然人的心理活动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既然专门研究‘知’的有逻辑学，专门研究‘意’的有伦理学，那么，也应该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情’的科学，否则哲学系统就是不完整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习惯将“情”视为大脑意识作用的结果。所以，当鲍姆加登将美学与“情”挂起钩来时，无意中为后来的意识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这未必符合鲍姆加登的初衷。
事实上，意识美学的萌芽与发育，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及较为落后的历史现实密不可分——人们一旦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总是习惯性地归结为“上天神授”，这也成为意识美学的因子。意识美学具有承接“神意”的内涵，强调意识的统一性与严肃性，自然对于发端于身体的个性认识具有较为鲜明的排他特点。将意识美学建构于“神意”根基之上的最大优势在于，一个无法追寻、且不容置疑的源头解释总比千疮百孔要高明得多。相比之下，在舒斯特曼生活的时代尽管人类仍旧面临许多知识瓶颈，但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早就深入人心。
对此，王晓华从中华文化历史源头找到了身体美学的蛛丝马迹。“美”字的甲骨文是一个人背着羊角起舞。这或许可以看成，在中华文明上古时代，人类最初的审美指向本来就是身体，只是在后来历史不断演绎进化的过程中，现有知识始终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这也为无所不能的“神”的力量创造了条件。“神力”的出现，必定大大吞噬人类最初近乎本能的认知。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把意识美学比喻成“魂不附体”，那么身体美学则更强调“魂魄”对于身体的回归，即把身体当成美学的出发原点，当然这也是一切美学的终点。
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彭富春看来，“任何一个身体都是被话语所建构的活生生的身体，身体是欲望的、工具的和智慧的三种话语的游戏活动。”也就是说，肉身从来就不是“行尸走肉”，肉身的存在从来都不是虚无的，人类的所有行为包括意识均源自肉身，而人类所有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肉身，即“世界是身体的世界，世界是身体运动超越性的终点”。
回到身体原点研究美学的必要性，王晓华认为，“精神的完美如果不能实化为身体的完美，那么，它所表征的就是人作为整体的欠缺，所引发的便是个体对自身无法消除的悲剧意识。”精神本就发端于肉身，没有肉身，灵魂便没有生产和栖息之地。
身体是一切美学的基础，当美学上升为一门艺术，本质上不是对美学的升华，而是对人体认识的提炼结晶。也只有当美学回归于身体这一出发原点，意识美学时代的雕塑、绘画、舞蹈、杂技、戏剧、文学、音乐、歌唱、电影、电视等艺术，才可能在身体美学体系下重新归整，重新出发，进一步探索人类的最大创造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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