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整理领域，王力先生指出过的“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有关字词句的释读，归属语言学，而科学研究要求可重复，可验证。字词句释读的仁智互见聚讼纷纭，显然有悖于此。我们十几年来的实践试图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法，初步归纳为“一个剥离，一根主轴”。
在古籍整理领域，王力先生指出过的“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有关字词句的释读，归属语言学，而科学研究要求可重复，可验证。字词句释读的仁智互见聚讼纷纭，显然有悖于此。我们十几年来的实践试图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法，初步归纳为“一个剥离，一根主轴”。
人文学者都知道，先秦两汉古籍中许多字词句，往往见仁见智，聚讼纷纭。也即，在古籍整理领域，王力先生指出过的“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有关字词句的释读，归属语言学。科学研究要求可重复，可验证；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科学”（伍铁平语），当然不能例外。字词句释读的仁智互见聚讼纷纭，显然有悖于此。
我们十几年来的实践试图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法，初步归纳为“一个剥离，一根主轴”。运用这一方法的成果，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论语新注新译》。
我们所谓字词句的释读，是指“字面上”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思想或哲理，不归我们探讨。这是两个步骤，不宜合二为一，用思想推导语言，再用语言推导思想。
关于“剥离”
王力先生紧接着上引那段话说：“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
为什么“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就可能“是正确的”呢？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凡是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特征（语言相对封闭性特征与其开放性特征并不矛盾，从共时看是相对封闭的，从历时看是开放的；只要是系统，总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内部的问题包括词语问题一般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系统又具有自主性特征，这就意味着“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系统本身来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胡明扬语）。也即，在考证先秦两汉古籍中的某一字词时，语言内部的证据是主要的、自足的（有它就够了）；语言外部的证据是次要的，非自足的（光有它还不够）；因此，语言外部的证据不能作为主要的，更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
所谓“剥离”，指不采纳以语言外部证据作为主要甚至唯一证据的说法。其必要性在于，主要采纳语言外部证据进行字词句考释，古今训诂家包括大师都在所难免。如王引之考证《论语·雍也》“雍也可使南面”，仅仅依据“身为布衣，安得僭拟于人君”这一情理，就置先秦典籍中“南面”表示天子、诸侯的大量书证于不顾，仅仅在汉代书籍找出3例例外的书证，就说“南面”指卿大夫。
语言系统外广阔无边，那里的“证据”多如牛毛；自然，依据这些“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如某先生主张用史实考证古词语。因为卫灵公既宠幸南子，又和弥子瑕厮混，他便说《论语·子罕》《卫灵公》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好色”，既指好女色，也指好男色。
关于主轴—考察分布
即使在语言系统内部，也存在无数的“点”，在这无数点上，使用义训、形训、声训，乃至二重证据法的方法手段展开论证，最后也可能有无数结论，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圆心只有一个，我们认为，能够插入圆心成为主轴的只有“分布”。以考察分布为主轴，就是形训、义训、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手段、方法都围绕着分布来进行。
所谓“分布”，既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也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通俗地说，就是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例如王引之释《诗经·邶风》“终风且暴”，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格式句子的归纳，认识到“终风”不是前人所谓“西风”“终日风”，而是近似“既”的意思。这里，未采纳语言外的证据；只是通过归纳句式考察分布。我们称之为：“分布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
好些学者都曾论述，几乎没有哪个词的分布和其他词雷同，也没有哪个词下义位的分布与其他义位雷同；这就好比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虽然仅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古汉语，无法确认一个词的分布总和，但出现频繁的常用词，运用分布的区别性特征，考察其大致的分布并与其他词或与该词内部各义位加以区别还是可行的；古书中的疑难词句因此就有可能求得确解。可以说，分布，就是一个词或一个义位的标志牌。
“好色”是否包括“好男色”？我们就拿着这块标志牌去看看。当时语言中，除了“好（hǎo）色”指美女、佳人外，其余“好（hào）色”都指喜好美色、美女，没有例外。如：“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乍一看，我们似乎在不断“收缩阵地”——从系统外缩到系统内，从整个系统缩到圆心——分布；实际上，我们从语言外部证据，到语言内部的各种训诂方法手段，“一个都不能少”，只是分别了主次而已。
古人的经典范例，符合以上原理
古人并未说什么“剥离”“主轴”，但有关词语考证的经典范例，都符合其原理。上引王引之释“终风且暴”是一典型范例。其父王念孙释《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通过对《老子》本文中多例“夫唯……，故……”句式的归纳，指出“佳”当为“隹”之讹变。他说“隹”即古“唯”字，钟鼎文、石鼓文‘唯’都作‘隹’。这就是运用形训，运用二重证据法围绕着“分布”做文章。
同是高邮王氏的考证，以上两篇公认为典范，上引考“南面”者却未被公认。可见古人虽不明了分布原理，心里却是有杆秤的。我们处在21世纪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当然应当继承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予以总结提高。
我们的实践
赵纪彬《论语新探》说《卫灵公》的“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限制人民受教育），我们则在《左传》《国语》等书中找到十几个“有～无～”的句子，如“有死无二”（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有基无坏”（基础打牢才不会毁坏）“有优无匮”（存储有优裕才不会匮乏）“有备无患”，证明赵说之不可信。
《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吾老矣，不能用也”，是齐景公说的，还是孔子说的，有不同解释；若是齐景公说的，是说自己“不能用”，还是说不能用孔子，说法也不相同。
首先，我们认为这话是齐景公说的。因为，如果是孔子所说，根据《论语》句例，作为主语的“子”或“孔子”必须在“曰”前出现。此处既没有出现，就只能是上文的主语“齐景公”说的。最末的“孔子行”也说明这话不是孔子说的；否则，依《论语》句例，“孔子”不必出现。与之相关，本章“曰”之前没出现的主语若是孔子，依当时句例，应当是“遂行”“乃行”。其次，是齐景公说自己“不能用”。如果是说不能用孔子，“用”之后要带宾语。以上结论，都是在对大量同类型句子作分布考察后得出的。（具见《论语新注新译》349—354页）
关于“两读皆可通”“数读皆可通”
如同若干字词句的聚讼纷纭，古书中还存在一些“两读皆可通”甚至“数读皆可通”的地方。一般而言，由于分布锁定了词义，绝大多数“两读皆可通”均可证明只有一读可通。由于现存古汉语材料，都是通过汉字这一媒介来记录的；因而有着少量的失真，尤其是在古代不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下；所以少数“两读皆可通”可能存在。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该两读通过共时语言的全面考察都是文从字顺过得了分布这一关的。
例如，《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有八种断法。但实际上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断法是经得起分布检验的。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时语言中“可”，没有这种用法；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然有“可使”“不可使”，但这“使”当时是“出使”的意思。
这两句话是鼓吹“愚民”吗？通过考察分布可知，“可”除了单独使用，它只表示客观可能，而非表示主观意志。如：“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
因此，这两句话，并未“主张”愚民，应当译为：“老百姓，使他们顺着我们的道路走去，可以做到；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后来的汉语中，“可”能够表达意志了，如：“不可随处小便！”可知主张愚民之说，是以今律古的结果。《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也是这意思。
分布不自由，换字应谨慎
有人将“不可使知之”读为“不可使折（折服）之”，行不行呢？一句话构成一个线性的“组合”，组合上每一环都有若干可换的词，构成一个“聚合”。如“小明今天在学校读书”这一组合中，“学校”可换成“图书馆”“家里”“河边”等。但是，聚合是有限的，不自由的；也即，分布是不自由的，有序的。在原句经全面考察文从字顺的情况下，由于所换之字须与被换字形近、音近的限制，由于换字者心理期待（尊孔者换有利孔子的字，批孔者换不利孔子的字）的限制，加上聚合的不自由，换字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因此在原句文从字顺情况下，最好不要换字；定要换字，也应该通过考察分布检验换字后的句子是否文从字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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