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到的这段话，可谓空谷足音！多少年来，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被现代、后现代思潮所左右，人物碎片化、平庸化、断裂化、低俗化，已经很少有人再从“典型人物”和“高于生活”的角度，来谈论创作问题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典型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发现，在他的心目中，“典型人物”塑造是同伟大的时代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雄是民族精神的坐标，典型是历史潮流的结晶，只有“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才能以博大的胸襟去拥抱世界，才能用深邃的目光观察现实。“典型人物”是作家艺术家灌注崇高理想信念的载体，而“高于生活”则是他们实现其理想信念的艺术法则。
为了攀登新时代文艺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文艺“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希望文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子——创造生活。”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典型人物”塑造，是有系统思考和充分理由的。
倘若从文艺理论发展史角度来考察，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典型”论的丰富和推进，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恩格斯最早把“典型”化作为现实主义文艺的重要成分。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对哈克奈斯中篇小说《城市姑娘》中人物和人物活动的环境不够典型提出了忠告。这表明，真实性是典型性的基础和底色，典型性则是真实性的深化和升华。作品只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才会揭示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脱离真实性来谈典型性，或脱离典型性来谈真实性，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前者易陷入非现实主义，后者易流于自然主义。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主张，只有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样的作品才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他们“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由此观之，五个“更”不仅阐发了典型化的途径，而且揭示了典型形象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典型”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我认为至少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典型”理论的美学地位和名誉，否定了无视和消解“典型”理论的倾向；二是揭示了典型人物形象同艺术价值和艺术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跟文艺作品的“高度”和时代的艺术“高度”是成正比的；三是确认了“提炼生活”要“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处理，指明了文艺典型化的路径，并将之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
此外，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是把典型问题放在“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这点“希望”时来谈的。他说：“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这里又提出了“积极反映”这一概念。所谓“积极反映”，就不是消极反映，就不是平庸反映、直白反映、机械反映，更不是扭曲反映、丑化反映。“积极反映”，说穿了，就是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去“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就是要“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样，就为“典型”理论的出场做了很好的铺垫和准备。
从逻辑上讲，“文艺高峰”是否存在，或是否称得起“高峰”，取决于它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既然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艺术的“高度”，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要想筑就文艺高峰，就是要塑造更多的“典型人物”，就是要以“典型人物”的高度来撑起文艺高峰的脊梁，因为“高峰”毕竟是由“高度”决定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内在理路，也为千百年中外文艺史上的经验所证明。黑格尔就曾说过，每个典型、每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别林斯基认为，“典型性”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作者那里，每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列宁也对作家谈到：“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描写个别的情况，在于分析特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
历史和经验表明，“典型人物”塑造，就是创新创造，就是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艺发展。“典型人物”塑造，是通往思想精深、艺术精心、制作精良的康庄大道。要想改变文艺创作有“高原”没“高峰”、有“数量”缺“质量”的状况，就须得在“典型人物”塑造上下功夫。毋庸讳言，正是由于缺少卓越的“典型人物”形象，所以让过多的“同质化写作”、“格式化写作”占据了市场；正是由于英雄人物被矮化、萎缩，结果让本该浓墨重彩、心怀崇敬描绘的典型形象在作品中消失得越来越快；正是由于人物形象苍白贫血、境界不高，结果让取媚迎合的低俗写作、缺乏创意的跟风创作、追求形式的空心创作不绝如缕、弥漫扩散。看来，“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认识和表现生活，努力塑造有高度的“典型人物”，是克服上述弊端的一剂灵丹妙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典型人物”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每个有抱负的文艺家，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到底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物，真正具有标杆意义的典型形象该如何创造。客观地讲，眼下一些有价值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并没有被作家和艺术家们所透彻揭示和勇敢面对；一些深层次的重大思想和精神课题，并没有得到鞭辟入里的挖掘与反思；一些作品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仍处在匍匐于现实而非高于现实的状态；一些庸常小事、杯水风波仍被精致而细腻地图景式呈现；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已撂下价值批判的担当和典型构建的责任，舒舒服服地迈入“自然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在这个时刻，我们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典型”的论述，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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