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一本书而被尊崇为专门学问的，前有“《文选》学”，后有“红学”。
《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502—557年）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故又称《昭明文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收录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并按照赋、诗、骚、诏、册、令、教等37类文体编排。每类文体下又按内容分成小类，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序。这种细密的文体分类，较之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目、陆机《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精确合理得多。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文体的辨析与文学的繁荣，两者之间有重要关联，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前已有《文心雕龙》作理论上的阐释。《文选》的价值，不仅选录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这种分类，为世人提供文体方面的范本。《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最重要的津梁，由此上溯，可清晰看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齐梁间发展演变的轨迹。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提出编选宗旨及选录标准。他主张有四类作品不能入选：第一，相传为周公、孔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第二，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子部。第三，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以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类著作。第四，记事、系年之书。这后两类相当于史部。通过这种编选，萧统要为“文”与“非文”划一疆界。他所要编选的是“文”，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而经、史、子这三类作品较为质朴，以实用为主，所以不选。在选录作品中，编者更重视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等人作品，对风格轻琦的艳情诗和精美细微的咏物诗很少选录，也不看重乐府民歌中的情诗。看得出来，萧统的选录标准浸润着齐梁时期的儒家色彩，不尚绮丽，倾心典雅。从萧统的成长环境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选》看作是为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而编的文学总集，它具有官方色彩，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必然成果。
惟其如此，《文选》甫一问世，即受到重视，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更是产生莫大影响。《大唐新语》记载，隋炀帝开设科举考试，置明经、进士二科。从《北史·杜正玄传》可以推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就是《文选》中的作品，说明《文选》早就流传到北方，并成为准官方确认的科举教材。这可能与萧统族侄萧该有密切关系。《隋书·儒林传》记载，荆州陷落后，萧该与何妥等同至长安，仕隋为国子博士。他精通音韵学，著有《文选音义》《汉书音义》等书。开皇初年，他还与陆法言、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商定编撰《切韵》（见陆法言《切韵序》）。萧该参与《切韵》编纂，独立撰著《文选音义》，目的就是选篇定音，为士子提供研读的选本，为考官提供命题的参考。
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文选》日益风行，乃至乡学亦立有专科。杜甫有两首诗说到《文选》，一是《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一是《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这两首诗，一是让儿子诵读《文选》，一是说熟精《文选》理与写诗之间的关系。其他唐代诗人亦大多如此，可以随手拈出《文选》掌故。《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年），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写与之。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所索书把《文选》和儒家经典并列，亦见《文选》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已远播异域，影响深远。现存早期的《文选》写本，多是敦煌石室所藏，还有一部分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饶宗颐先生已将散见各处的钞本汇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由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出版。从新发现的《文选》残卷看，字体有好有劣，可见阅读的人、传抄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敦煌遗书还有一篇《西京赋》钞本，由唐高宗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写，则见《文选》的流传更是深入道俗。
唐人不仅读、诵、抄写《文选》，还兴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注释风潮。《旧唐书·曹宪传》载，曹宪在初唐专门从事《文选》研究，著有《文选音义》。他还广招门徒，著名学者许淹、李善、公孙罗等均出其门下，多以《文选》研究著称，“《文选》学”由此而成。其中，李善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参照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体例，对《文选》详加校勘，尤其注重词汇和典故的来源，引证赅博，体例严谨，凡有旧注而义又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其他详加注释，反复修订，用力甚勤，仅引书就多达1900余种。由于容量大为增加，李善将《文选》原有的30卷扩展为60卷，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完成并进呈朝廷。李善注《文选》详于典章制度和名物训诂，字句的疏通可能有所不及。开元六年（718年），吕延祚作《进五臣集注〈文选〉表》献给唐玄宗，五臣即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和李周翰。此后直到十一、十二世纪，五臣注颇受世俗青睐，较之李善注本更为流行。此外，唐代注本在日本也保留了一些残卷，其中最重要的有金泽文库所藏《〈文选〉集注》，保留了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及陆善经注等，内容更加丰富，篇幅也由李善本的60卷扩展到120卷。这些旧注有助于对《文选》的理解，且通过这些旧注，可以解决“《文选》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所以备受瞩目。我主持编纂的《〈文选〉旧注辑存》就将这些旧注汇为一编，考订异同，颇便使用。
到了宋朝，《文选》依然是士子必读书目，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因为人人要读《文选》，前人的注释就非参考不可。于是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统称六臣注《文选》。而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虽有合刊，各自的单行本亦不绝如缕。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天圣、明道年间（1023—1033年）所刊，现存最早的五臣注刻本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杭州陈八郎宅所刊，现存最完整的李善注刻本为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所刊。这个尤袤本经过清人顾千里详细校勘，写成《〈文选〉考异》十卷，由胡克家刻印问世，通称胡刻本，成为流传最广的李善注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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