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严羽作唐宋之辨，为“宋无诗”说提供理论基础。“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也包含了“宋无诗”的判断。明初刘崧始唱“宋无诗”说，李东阳加以推动，及七子主盟诗坛，突出“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的退化论与复古论意义，使“宋无诗”说趋于极盛并“意识形态化”。杨慎等坚持反“宋无诗”说立场，却未能摆脱唐诗本位意识。袁宏道则确立宋诗的独立地位，突破唐宋之辨，以变为进，成为“宋无诗”说最彻底的批判者。
一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引黄容《江雨轩诗序》说:
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检刘崧《槎翁诗集》与《文集》，均未见此语。据叶盛说:“他如苏平仲以《唐音》编选未精，王止仲以元遗山《鼓吹》偏驳之甚，而尤罪赵子昂。若刘子高不取宋诗，而浦阳黄容极非之。”苏伯衡与王行批评的都是诗歌选本，以此例之，黄容之所“极非”者也是一部选本，“不取宋诗”云云自然也是就选本而言。“宋绝无诗”一语当出于此选本，但叶盛之外再无人提到它，大概已经佚失了。刘崧《鸣盛集序》以汉魏为“正音”，称盛唐“气韵声律粲然大备”，又说:“列而为大历，降而为晚唐，愈变而愈下，迨夫宋则不足征矣。”则其“宋无诗”说的内容仍大略可知，并见出其诗学的理路全从严羽 《诗辨》而来。
宋末刘克庄已有“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何谦诗集序》)的论断，这是针对宋诗的。在其诗学中，“宋诗”初步成为一个以“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为基本内涵的概念，他以为这不是诗的“本色”，故曰“非诗也”(《竹溪诗序》)。这里隐约有“宋无诗”说的意思，但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中仍然认为宋诗也有“不愧于唐”甚至“过之”者，说明他并没有像严羽那样以严格的唐宋之辨为起点生成其诗学理论。严羽的“诗辨”，既辨诗与非诗，亦辨唐与宋，这就形成了由正题和反题构成的理论格局，而“宋诗”属于反题的概念。其所主张的“唯在兴趣”，是正题；其所反对的“以文字为诗”等，是反题。“透彻之悟”，是正题；“奇特解会”，是反题。汉魏盛唐为“大乘正法眼”，是正题；江西江湖为“声闻辟支”，是反题；如此等等。“以盛唐为法”是严羽在正题的一面推出的，他在反题推出的则是“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个结论若再往前推一步，即可一言以蔽之曰“宋无诗”。这一步由刘崧来完成。
否定宋诗的声音在北方的金朝也出现了。据王若虚《滹南诗话》 卷三记载:“近岁诸公……开口辄以 《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看来否定宋诗还是颇为时尚的论调，而王若虚自己也未始不是宋诗的批评者，比如他在《文辨》 中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但他终归还是肯定宋诗的新变，称其“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这就是他跟严羽的区别。刘祁对于宋诗的批评，也与严羽不同。其《归潜志》卷十三说:
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刘祁认为诗统在宋金时代发生了变化，从古近体诗转为长短句与源土令这些“俗间俚曲”，是为“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这似乎表明诗统由雅向俗推进，但刘祁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作为雅文学之主体的古近体诗在宋代已为俗文学所取代，失去了主体地位。这里面无疑包含有“宋无诗”的意思。
刘祁发为此论，旨在回归“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的抒情传统。元代开始流行类似的观点，但意图与之不同。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虞邵庵论》 载录了虞集的一段议论: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刘祁立论，专在诗统，是狭义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而虞集却是泛论各代“绝艺”，其义最广。刘祁未必认同于雅俗之变，而虞集以“杂剧”为元代之“绝艺”，并肩于汉文唐诗，其为元曲张目的宗致了然可见。据陶宗仪《说郛》卷十二下记载，元人普遍以“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曲”为“五绝”，对于各代之文的去取，与虞集所论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元人所构想的代有其文的变局中，存在着雅俗嬗易的趋势。元人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让元曲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文学的范畴，体现了一种明晰的当代意识。
明人也非常热衷于对各代主体文学的认定，名目各有出入。但是他们大都未论及当朝文学，这也就说不上有当代意识了。有时甚至连元代文学也不涉及，比如安磬《颐山诗话》说:“汉以文盛，唐以诗盛，宋以道学盛。”俞弁《山樵暇语》 卷四也说:“先汉之经术，后汉之名节，晋宋之清谈，唐之辞章，宋之道学，一代有一代之所尚。”这样勾勒出来的其实是一部正统学术的进化史，因为宋代之学既取道学而不取词学，宋以下又不论，于是元代“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所呈现的雅俗嬗易的格局便不复存在。明人不同于元人，元人又不同于刘祁，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宋诗都是缺场的，被冷落的。它在文体迁替的进程中被淘汰出局。
虽然元明“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不都是专门针对宋诗的，但宗唐之风既盛，它与当时的舆论就很容易形成共识。其谓诗之盛在唐，而宋之所盛则绝不在诗，这在宗唐的语境中就有了唐宋之辨的意味了。唐宋之辨“辨”出了“宋无诗”的结论，“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则把宋诗踢出了主流。
严羽的唐宋之辨从诗体本身来揭示宋诗对诗性的美学背离，由此推衍出一种作为审美判断的“宋无诗”说。依此判断，如何寻回被宋人丢失的诗性，就成为其主要的问题。“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从文学演变史的角度指明诗歌在宋代的非主流化，它推衍出一种作为史学判断的“宋无诗”说。依此判断，如何使退出主流的诗回归主轨，就成为其主要的问题。显然，始于宋季的唐宋之辨与盛于元明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们一起引导出明代的“宋无诗”说，而明代“宋无诗”说也同时具有审美判断和历史判断两种特征，并同时包涵如何寻回诗性与回归主轨这两个问题。不过，严羽实际上已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透彻之悟”是明诗性，如此则回归诗道；“第一义”之悟是宗汉唐，如此则回归主流。所以严羽诗学与明代“宋无诗”说的理论关系原本就比较全面，但“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亦为“宋无诗”说的流行所依借，置其于更为宽广的史学视域之中。
二
元代诗学大体按严羽所指向的逻辑展开，及于明初，正如瞿佑所说，黜宋之观念已成为“众口一辞”的舆论:“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辞，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归田诗话》卷上)所谓诗道“坏于宋”，源于严氏的“一厄”之论，不过是“宋无诗”的另外一种说法。刘崧“以一言断绝宋代”，最迎合世人的这种趣味。其间贝琼的观点与严氏相出入，其《乾坤清气序》说:
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长庆以降，已不复论。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宋季诗人嗜李杜而“不知其味”，又以晚唐为宗，用严羽的话说，直是不知“第一义”之悟，所以“无诗”。此“宋季无诗”之说昉始元代。欧阳玄称延祐以来“一去金宋季之弊”(《罗舜美诗序》)，方回斥宋季“哆然自谓晚唐”而“诗道不古自此始”(《孟衡湖诗集序》)，而贝琼之师杨维桢也认为诗道“驯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极矣”，故“不敢出一语作末唐季宋语，惧其非诗也”(《郭羲仲诗集序》)。从杨维桢的《郭羲仲诗集序》来看，接受这个观点的诗人并不多，大概是因为它只针对晚唐诗风和四灵江湖，重点不在贬抑宋诗，故未与当时的流行观念完全呼应。但“宋季无诗”说也未然是要回护宋诗，贝琼在《陇上白云诗稿序》中说“熙宁元丰诸家为不足法”，那是苏黄也包括在内的，则其所谓苏黄“去李杜为近”，意在推尊李杜而已，而宋诗仍被置于诗道递降的大趋势之中。即此而言，他的“宋季无诗”说与“宋无诗”说并没有根本冲突。
问题在于，黜宋派眼中的“宋诗”是以苏黄为主体的，故其矛头往往首先指向他们，如
陆深说:“近观东坡诗，殊与唐人不类，余可知已，虽谓之‘宋无诗’未为不可也。”(唐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俨山陆公行状》) 宋诗同情者则刚好相反。贝琼“为近”之论，只否定宋季，对苏黄有所肯定，说明他在唐宋之间仍有所调和，这是黜宋派所不能认同的。他们视诗道“坏于宋”为一定不移之事实，故在唐宋之间去此取彼，无所依违。确实，没有比刘崧的“宋绝无诗”一语更能表明这种立场，他为黜宋派竖起了一面大旗。
刘崧有一定诗名，与林鸿等并为明初“以宗唐而胜”的名家(祝允明《刻沈石田诗序》)，但对于整个诗坛来说，他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叶盛记上一笔，“宋无诗”说未必能打上刘崧个人的印记。相比而言，李东阳既“以文章领袖缙绅”(《明史》本传)，他对“宋无诗”说的支持，那是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了。《怀麓堂诗话》说，宋人于诗法讲得多，却“于诗无所得”，是知法而不知诗，“至于江西诗派极矣”。他抨击江西派以否定宋诗之整体，是主“宋无诗”说者的基本理路。他在《镜川先生诗集序》中还有一段议论:
汉唐及宋，代与格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这是诗格论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李东阳不只是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诗格，更是提出要“轶宋窥唐”，所以其所谓“代与格殊”，实以宋为节点，将诗史分作两截，宋以下呈现为退化的趋势。可知其中包含了唐宋之辨的内容。“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开始与唐宋之辨发生交集，“宋无诗”亦成其题中之义。
当其时，诗风未振，李东阳虽唱“宋无诗”之说，尚不足以复兴唐音。直到弘治以后七子派崛起，刘崧竖起的旗帜终于飘扬于明代诗学的制高点上。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说:
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明初苏伯衡 《古诗选唐序》有“唐不汉，汉不秦，秦不战国”之论，然其主张“以世变论”，强调
世风之变所导致的各代文学的整体差异。这进入不到严羽的唐宋之辨的层面，也推不出“宋无诗”说。李梦阳则强调一种体裁在不同时代的差异性，这正是苏伯衡所反对的“以体裁论”。梦阳的所谓“七难”，实以唐以前诗体为样本归纳出来的，用作标准来看待唐宋之变，发现“宋人遗兹”，于是也就顺势带出“宋无诗”的论断。《缶音序》说“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言外之意，宋代无唐调，所以无诗。这就是典型的唐诗本位观念。何景明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与李空同论诗书》)、“唐诗工词，宋诗谈理”(《汉魏诗集序》)，也是强调唐宋异调，也同样可以认为含有“宋无诗”的判断。以唐为宗，必以唐为本位；以唐为本位，则越严于唐宋之辨，便越固执于“宋无诗”说。那么，与其说“宋无诗”是七子派宗唐的理由，不如说他们是从宗唐的立场出发来判定“宋无诗”的。
李梦阳论唐宋异调，接近于李东阳的“代与格殊”之说。但东阳专论诗格，以宋为诗格退化最重要的节点，所以“代与格殊”还只是部分的退化。梦阳泛论各体，以为每一代皆有其退化之一体，等于说是“一代无一代文学”。这就是彻底的退化论了。何景明《杂言》也说:
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主张代有所胜，一代一体，依此逻辑，则前代之“有”必成后代之“无”，所以它可以从“有”(正题)和“无”(反题)两面来表述。元人表述其正题，因为他们强调新变，关注“有”的进化。到了七子，就转为表述反题了。退出故曰“无”，所以反题表述必然突出退化论的意义；后代既“无”，则必于前代宗其“有”，所以又突出了复古论的意义。他们的“一代无一代文学”之说实以“宋无诗”为结穴，加上“诗必盛唐”的口号，一反一正，构成其复古论诗学的基本内容。
七子将宋季以来形成的“宋无诗”、“一代有一代文学”与宗法盛唐这三种观念完全融合起来，在理论上强有力地支撑起其复古的主张。“宋无诗”说亦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统治明代中叶诗坛的“意识形态”，就像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所描述的那样:“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缚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当时大多数人固然是随波逐流，但同主此说者，未必都走同一条“诗必盛唐”的路。祝允明 《祝子罪知录》 卷九说:
“《三百》之后，千年诗歌，道至此而灭亡矣，故以为死。”《四库提要》以为“勦袭前人之说”，实则允明欲以由唐上溯六朝以至先秦，故称“诗死于宋”。王廷表《升庵长短句序》说:“宋人无诗而有词。”这只是为词学张目，意不在宗唐，而近于元人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赵南星《苏子哲诗序》说:“诗自古至唐而止，宋人无诗。”他是在公安派之后重提“宋无诗”说的，欲以七子救晚明诗风之弊，故又曰“献吉之后复无诗”。但他以宋诗“不可以见性情”而予以否定，是亦有取于公安派的“性灵”之说。胡缵宗《杜诗批注后序》说:“唐有诗，宋元无诗。”又
说:“不及唐，不可与言汉魏矣。不及汉魏，不可与言《风》《雅》矣。”其《唐雅序》亦谓“唐以降无诗”，主张“由唐入汉”，以追《骚》《选》。王夫之主张以魏晋风雅为榘矱，所以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中说:“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宋无诗”说固然是复古的，但从宋往后转，自不必止于盛唐，故刘崧祖述汉魏，李东阳上追两汉，而祝允明、胡缵宗、王夫之诸家也都与七子派取径不同。这可以看作是主“宋无诗”说一派的内部分歧。
三
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卷九“诗死于宋”一条中说:
论者又或以宋可并唐，至有谓过唐者，如刘因、方回、元好问辈。后来暗陋吠声附和之徒，皆村学婴童，肆恣狂语，无足深究。另外，他在《刻沈石田诗序》中也提到“或以宋可与唐同科，至有谓过之者”，可见自黜宋之风开始流行，唐宋同科的观念便也随之而生，并且“暗陋吠声附和之徒”也还不少，略见元代两种对立观念相互抗衡的格局。
明初反“宋无诗”说者主要有黄容、瞿佑等。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说:
若刘子高不取宋诗，而浦阳黄容极非之。容又并杨廉夫、高季迪而疵议之。又有钱塘瞿宗吉则为《鼓吹续音》，盖以宋金元律诗并称，至以“举世宗唐恐未公”为言。黄瞿大抵以为宋人之所长，有不减于唐者。黄容称苏黄“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临川、后山诸公皆杰然无让古者”，以此驳斥刘崧的“宋无诗”说(《江雨轩诗序》)。瞿佑《鼓吹续音》仿元好问《唐诗鼓吹》体例，专录宋金元三朝律诗，特见其“举世宗唐恐未公”(《题鼓吹续音后》)的立场。方回高度评价欧苏黄陈诸公，瞿佑以为“议论甚正，识见甚广”(《归田诗话》卷上“唐三体诗序”)，说明方回也影响了他对宋诗的态度。
黄瞿二人在明初皆地位不显。当时声望甚高的方孝孺，以继承程朱之学为己任，极推崇“风俗淳美”的宋风(《正俗》)，故于诗文也连带加以称赞。尝作《谈诗五首》，其二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讽刺了黜宋者不知宋。其四曰:“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肯定元人祖述唐诗，却尚不足以超越宋人。孝孺的尊宋立场不是针
对“宋无诗”说的，但对反“宋无诗”说者有一定影响。比如都穆不满于宗唐之风而雅意于宋，称方孝孺二诗“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南濠诗话》卷上)。嘉靖年间，游潜撰《梦蕉诗话》批胡缵宗“宋元无诗”之论，曰:“‘无’之一字，是何视苏黄公之小也。”又引方孝孺二诗，以示其唐宋并尊之意。
杨慎是李何主盟坛坫时最重要的反“宋无诗”说者。《升庵诗话》卷十二载，何景明说“宋人诗不必观”，杨慎以张耒诗使辨之，何氏以为唐诗，杨慎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那么，杨慎的基本思路不外乎是以唐庇宋。他在《升庵诗话》中反复批判“宋无诗”说:
(文与可)其五言律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此八首置之开元诸公集中，殆不可别。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 (卷一)
(张南轩)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 (卷四)
刘后村集中三乐府效李长吉体，……三诗皆佳，不可云宋无诗也。(卷十二)
刘原父《喜雨诗》云云。此诗无愧唐人，不可云宋无诗也。(卷十二)杨慎一再证明宋人自有不少与唐诗风格意趣相合的作品，所以不可说“无诗”，但他并不强调宋诗的独特性。明人之同情宋诗，往往如此。符观编《宋诗正体》，欲“为宋人立赤帜”(引自 《百川书志·古今书刻》)，序称入选之诗“调气浑厚、意味隽永”(引自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天一阁书目碑帖》)，仍属唐调，则其所谓“正体”亦可得而知。隆庆初，李蓘编《宋艺圃集》，渔洋以为“其学识有过人者”(《香祖笔记》卷三)，但其宗旨所在，却是“离者离远于宋，近者近附于唐”(《书宋艺圃集后》)，而以“仪唐”名其诗集，更见其尊唐之意。慎蒙编《宋诗选》，其书不可见，然王世贞《宋诗选序》称是编“非为伸宋，将善用宋”，盖指其虽有取于宋而不昧于唐宋之辨，则知慎氏之选亦必求合于唐调。以求合于唐调的趣味来主张宋有不可废之诗，非为崇宋，实为尊唐，而未始立于主“宋无诗”说者的对面，甚至不妨与之同流，如李蓘在《书宋艺圃集后》 中所说:“世恒言宋无诗，厥有旨哉!”由此说来，以唐诗本位的立场去同情宋诗，远不足以消解“宋无诗”的观念。杨慎虽然立场很明确，但以唐庇宋，终使其反“宋无诗”说不能与“宋无诗”说发生真正的冲突，这一点跟诸选家并无不同。
杨慎的反“宋无诗”说之所以未能切中肯綮，还因为他争的是宋一代有无诗的问题，“宋”只是“代”，但宗唐派论的是“宋诗”是否为诗的问题，“宋”宜以“调”为义。作为“调”的“宋”是不周延的，然而宗唐派却用来涵盖整个“代”，比如何景明说“宋人诗不必观”，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不选宋诗，这就充分体现了“宋无诗”说的武断性。所以杨慎力斥其说，也并非无的放矢，但他终究不能阻绝它的“意识形态化”，即成为垄断诗坛的一种非反思性的流行观念。后来公安派就直接对准“宋无诗”说的“意识形态化”现象进行抨击:
前有诗客谒弟，偶见案上所抄欧公诗，骇愕久之，自悔从前未曾识字。弟笑谓真不识字，非漫语也。(袁宏道《答陶石篑》)
时贤未曾读书，读亦不识，乃大言“宋无诗”，何异梦语。(陶望龄《又与袁六休书》)
盖近代修词之家，有创为不宜读宋元人书者。夫读书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间，才人慧士各有独至，取其菁华皆可发人神智，而概从一笔抹杀，不亦冤甚已哉。(袁中道《宋元诗序》)这正是方孝孺曾经嘲讽过的“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自李何力倡“宋无诗”之说，不读大历以下之诗已是最“无可议者”(孙鑛 《居业次编》卷三)。由于“宋无诗”说的“意识形态化”，袁宏道不得已而“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乃如是说:“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张幼于》) 当然，这主要是要表明自己颠覆诗坛“意识形态”的决心。
在《丘长儒》中，袁宏道对“宋无诗”说进行了理性批评: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 又有一字相袭者乎? 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这里对宗唐派诗学的正反题进行了逻辑推理，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反题方面，宗唐派既“以不唐病宋”而有“宋无诗”之说，则不妨“以不《选》病唐”而承认“唐无诗”，一直“病”下去，岂非“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由此推理，袁宏道否定了唐诗本位意识。正题方面，宗唐派既承认“唐自有诗”，说明唐“不必选体”，那么宋也不必为唐，总之是各代皆“各自有诗”，彼此不相袭。由此推理，袁宏道肯定了宋诗的独立价值。杨慎既没有摆脱唐诗本位意识，又没有确立宋诗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不能真正挑战“宋无诗”说。袁宏道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又能趁七子式微之势，挟泰州方盛之风，以“性灵”鼓动天下，所以对“宋无诗”说能有摧陷廓清之功，一扫“王李之云雾”(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这是杨慎远不能及的。
袁宏道反“宋无诗”说，始终围绕其基本的诗学主张。他标举“性灵”，故无意于唐宋之辨。《冯琢庵师》称欧苏与李杜“雁行”，《答梅客生开府》 谓欧苏与高岑“分昭穆”，这是不在唐宋之间分尊卑。《雪涛阁集序》 说:“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这是反对宗唐派把“唐”“宋”对立起来而去此取彼。唐宋之辨是“宋无诗”说的理论基石，被袁宏道超越了。他反对复古，所以积极看待宋人的新变，以变为进，完全摈弃了“宋无诗”说所依恃的以变为退的历史观。后来钱谦益曾说:“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列朝诗集》 丙集卷十一) 此以天地之道看待诗道，则宋变于唐而不能无诗，明复于唐却不能有诗。这正是继承了袁宏道的新变观，所以钱谦益能祖宋祧唐，开拓清初新诗风。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作者提交给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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