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类书籍素称难读，远非诸子书可比。民国以降，蔡元培等人主导的学制改革，按照西方的学科范式，将部分经部、子部类图书划入哲学研究的范围，此外，包括《春秋左氏传》在内的经部、史部书籍，则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至于《春秋公羊传》，既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又不像《左传》那样具有丰富的史料，而无法纳入现代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其后近百年间，研究者少有问津。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以及《公羊传》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哲学，而具有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当然还包括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现实需要。种种原因，导致了《公羊传》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据我了解，现在许多人都试图研读《公羊传》，但大多不得其门而入，其中尤有一类读者，浅尝辄止，且妄加比附，如此方向一偏，就永远不可能进入《公羊传》的大门。下面我结合自己多年研读《公羊传》的经验，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
一般来说，在现代各门学科中，以哲学最为难读。尤其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常常需要穷年累月的沉思静虑，方能入其门。但是，中国的经部类书籍则不大一样，既有繁琐考证的内容，又有思辨入微的部分，要真正深入其中，绝非通过个人独处时的沉思所能到达。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的读书法，绝不同于西方哲人，往往需要众多师弟间的讲求讨论，学问方能有所进益。尤其是《公羊传》，在诸经中更以思辨入微见长，其中最难懂的则是条例的部分，素称难治。
大概在十六七年前，我开始系统研读《公羊传》。当时我与同门师兄弟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约五、六人，以刚刚出版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为底本，每周花一天时间。开始自然完全读不懂，久而久之，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妙处，远非其他书可比，这样坚持了约三年时间，我们才把整本书通读下来。后来我们都觉得，如果只靠个人的沉思，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也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所以，现在有许多读《公羊传》的人，如果没有几个同道相与切磋，是很难进入《公羊》的大门，充其量不过粗通其义理而已，至于条例之精妙，是完全领会不到的。
但是，这样精读了三年，也不过只是入门而已，所以我又开始读一些相关的《公羊》类研究著作。此时我已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大概又过了两三年，我又集合一些学生，常常保持十人左右，以同样的方式再度精读《公羊传》，依然采用何休、徐彦的注疏本。此时我已重点从事《公羊》的研究，阅读了不少清人的著述，故此番重读《公羊传》，许多原来没有读懂的地方，大都弄明白了，而义例之妙处，领会得也更深入。此后，我和哲学系一些朋友还组织重读了《公羊传》，前后约两年时间，虽然最后没有读完，但对于自己来说，收获同样不小。因为此时年岁渐长，加上参与读书的都是学问颇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如此相与切磋，更能体会《公羊》的精妙处。我现在觉得，像《公羊传》这种经典，一定要反复研读，且要集合众人之力来读，这不仅便于读懂，且更能领会古人阐释《春秋》的精妙。我想，像我们这样反复读《公羊传》的人，至少在今天，可能是极少见的，一般人也不大有这种条件。
二
那么，《公羊传》为什么如此难读呢？我认为，关健还是因为其条例难懂。《公羊传》包括三部分内容，即义理、条例与礼制，这也是古代学者治《公羊》的三条进路。譬如，董仲舒、康有为以阐发义理见长，而胡毋生、何休、徐彦、刘逢禄则以精研条例为主，至于凌曙、陈立、廖平等，则以厘清礼制入手。一般来说，义理最容易掌握，一般的《公羊》研究者多从此入手，但若停留于此，则不过粗窥门径，尚未进入《公羊》颛门之学。礼制则更难，因为名物典章之学素称繁琐，尤其需要对《仪礼》《礼记》等相关内容有相当功底，如此旁通诸经方能有成。至于条例，则涉及圣人作《春秋》那些最精妙的书法，通常古人讲的“微言”就是这个层面的东西。其实，《公羊传》涉及的条例尚属简单，较易掌握，但到了何休注那里，就复杂多了，而徐彦疏更是繁琐，即便在古代，真正深入其中的学者也不多。可以说，徐彦疏是历代条例之学的顶峰，代表了《公羊传》中最精妙深奥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认为，要真正掌握《公羊传》，一定要读懂徐彦疏，否则，根本不能深入《公羊》之堂奥，终不过在门墙处徘徊而已。所以，我主张读《公羊》的人，还是要先从徐彦疏入手，此关一过，其余便是坦途了。
此外，有些人对《公羊》存有畏难之心，便从《左传》入手，大概他们觉得对春秋时的史事有一定了解之后，读《公羊》就容易入门了。当然，不排除另有一些读者纯粹喜欢《左传》讲的故事，或者受了现代史学的影响，觉得《左传》更重要。但我认为，这条路子是不对的。因为这样读下来，不过是把《春秋》读成一本史书，既没有入《左传》的门，至于《公羊传》的门，更是跂足眺望也未必能见及的。
就历史上《春秋》学的传承来说，虽然三传的先后尚难有定论，但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先秦时形成的。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却是《公羊》形成最早，《穀梁》次之，而《左传》最晚。为什么呢？不仅《公羊》在先秦时历代口耳相传，对其研究是代有其人，此后到汉景帝时，随着挟书令的废除及朝廷对学术的奖掖，《公羊》最早在竹帛上书写出来，并很快立于学官，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景帝时，研究《公羊》的学者以胡毋生与董仲舒最为突出，得以立为博士，此后两汉四百年间，董仲舒的弟子及其后学都世代居于官学的地位。我们不妨看看现在政府对大学及学科的区别支持，就不难明白，官学地位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如此，而古代何尝不然？因此，《公羊》的这种独尊地位在两汉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者，将《公羊》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和细密，并深深影响到了汉家制度的建构。至于《穀梁传》的形成，应该较《公羊》为晚，其中借鉴了《公羊》的不少说法，且显得更为合理和简明。但是，《穀梁》得到朝廷的支持要晚得多，直到汉宣帝时，才立为博士。
此时的《穀梁》学者无疑借鉴了《公羊》家治经的方法，譬如，《穀梁》对于日月例的发挥就更为深入和繁琐。但是，《穀梁》可能因为本身解经的缺陷，譬如，东晋就有学者说《穀梁》肤浅，因此，到了东汉，《穀梁》再度被摒除在学官之外。
至于《左传》，成书虽早，但通常认为其作者左丘明只是史官，所以，《左传》可能作为史料的记载而束诸高阁。这不像《公羊》《穀梁》那样，作为解释《春秋》的著作而世代有学者研究，且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因此，《左传》在先秦时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甚至到了汉代，《左传》即便流传于民间，也常常不过出于对其史事、文辞的喜好而已。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汉成帝、哀帝时，此时距《公羊》立于学官至少已一百五十年了，刘歆仿照《公羊》学者的研究方法，也运用章句、条例的方式来解经。至此，《左氏》作为一门学问才真正成立。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把《左传》作为一部史书来读，当然可以先读《左传》。但是，如果我们像古人那样，要把《左传》当作一部经书来读，尤其要了解历代《左传》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则只能先从《公羊》入手。因为《左传》的研究方法是从《公羊》里来的，且对《公羊》有诸多针对性批评，所以，如果不先通《公羊》，就不可能理解《左传》的那套义理和条例。
三
因此，就我个人阅读和研究《公羊》的经历来看，我有如下几点建议：首先，集合一批有志于读《公羊》的同道，至少三人以上，选取北大版或上古版的《公羊传注疏》作为阅读底本，至于其他参考书，则并非必须，而以领会《公羊》义例的精妙为目标。因为作为初学者，太过求全，枝蔓劳神，反造成进度的缓慢，不易体会读《公羊》的乐趣。如果实在要推荐，则可选取黄铭与我译注的《春秋公羊传》作为辅助。其次，清以前的《公羊》著述所存于世者极少，在精读一遍的基础上，则可读《春秋繁露》和《白虎通》，进而旁涉清人的研究成果，譬如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和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可为首选。第三，若作为研究者，则可进一步从事《穀梁》《左氏》的对照阅读，并扩展到唐、宋、元时期的《春秋》学成果，以及清人的著作，这不仅对于整个《公羊》学术史的概观把握，对《春秋》三传的比较，也都是必要的。我不久将要出版一部约百余万字的《春秋公羊学史》，可以帮助《公羊》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整个《公羊》学发展的脉络。
推荐书目：
1.《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春秋公羊传》，黄铭、曾亦译注，中华书局，2016。
4.《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曾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春秋正辞·春秋公羊经传通义》，郭晓东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春秋公羊学史》，曾亦、郭晓东著，华东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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