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利用的重要性在理论意义上是被广泛承认的，但就实践操作而言还远未兑现为普遍的研究现实，“目前当代文学研究仍程度不同地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泛理论化’的路径，无视或忽视文献史料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不仅不能与古代文学相比，就是与近现代文学也存在较大差距。”（吴秀明、章涛：《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那么，是怎样的“复杂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代文学史料利用滞后以致朴学精神在此领域迟迟不能确立呢？细究起来，当有三个方面的“复杂因素”。
一是史料发掘与整理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往往收效不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手史料的分散、无序，“广种薄收”式发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兼之书信、日记等的私人保护、档案使用的制度障碍，都使史料发掘工作往往旷日持久。这种“冷板凳”功夫对于需要快速出“成果”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未免过于低效。二是不少研究者对于史料的“现场”价值认识不足。实则一手史料之价值不仅在于可以佐证观点，更在于因大量一手史料的聚集而慢慢浮现的历史现场可以改变甚至有力冲击研究者习之既久的文学史观点和问题框架，使之获得一种与自己时代公共“语法”有所疏隔的珍贵的“距离感”。而新的史料的发掘，不同的历史现场的次第浮现，更可使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始终处于鲜活变动之中。三是已经进入史料领域的研究者的方法论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受历史学、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不少研治史料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往往缺乏前沿的问题意识，甚至真的相信傅斯年关于“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权宜说法。其实，即便在历史学界、古典文学研究界，如果研究仅以钩沉史事为能也是有所争议的，何况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当代）与前两者终究有很大不同。作为一门与当代国人现实处境和精神困惑紧密相关的学科，当代文学研究素以敏锐的时代观察与最新理论方法的吸收为特征。如果说，缺乏细密史料基础的议论文风今天逐渐引人不满，那么缺乏新眼界、新理论的单纯史料考订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评论界）同样难以赢得广泛的认可。史料考订难以出思想，缺乏思想能力才去做史料考订，这双重“成见”都妨碍了当代文学研究在实践中落实史料问题。
三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共同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工作的滞后。缺乏对史料发掘系统而艰苦的努力，缺乏有意识的“历史化”的方法调整，这一学科因此始终不能摆脱“批评”状态，以致经过60余年发展仍然只能以“还很年轻”（陈思和语）来自勉（抑或化解尴尬）。那么，又该怎样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呢？应该说，这涉及多个层面。譬如，大型史料文献丛书的整理与出版，体制资源之于史料工作的倾斜，史料意识的继续提倡，等等，但其中存在一个易于被疏忽的关键层面，就是史料利用中问题意识的建立。实际上，当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隔阂，即偏重史料的学者往往以为评论家不过是蹈空虚谈，所撰宏文终究不过是“速朽”之“时文”，紧密跟踪前沿的评论家则觉得一篇佚文的发掘或一件文坛往事的钩沉究其实不过是基础性资料工作，称为“研究”不免勉强。消除隔阂、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无疑需要史、论双方的有效交流与自我调整。而就在当代领域从事史料工作的学者而言，就不能固步自封于古典学科的学术规范，而是应该积极寻求与评论家的“对话”，避其短处而发扬其长。具体说来，就是要借鉴评论的问题深度，着力提升史料性文章的研究品质。
那么，又当如何提升呢？可以八字概括之：“即事生理，以理说事”。所谓“即事生理”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史料研究者应避诸多当代评论之“短”，力忌置原始史料于不顾、凭空掷出许多“重大问题”（有时所谓“重大”亦有拾西人牙慧的嫌疑），或者“问题在前、史料在后”，只是为我所需地“点缀”一些有利于己的、俯拾可得的史料。相反，研究第一事即是暂时悬置所谓“问题意识”，尽可能广泛地爬梳原始的一手史料，如作品的初刊本和初版本，“文本周边”的书信、日记、档案、回忆录等，“竭泽而渔”，穷尽为佳。另一方面，则应兼取评论之长，力忌像一些“史料主义者”那样以一物一事之得为满足、为炫资，而是力求从芜杂、丰富的史料及其所聚合而成的历史场景中发现其自身所涉及、包含的深刻的文学史问题。直接从“事”中“生”出其“理”，而非外置一“理”到此“事”之中。譬如，“一体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整体变迁之“道”。但细读1949-1954年间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南京《文艺》月刊和上海《文艺月报》等刊物，可发现它们所经历的“一体化”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细纹”。这些刊物对《讲话》颇显淡漠，反而反复讨论和阐释“列宁的文艺原则”、藏原惟人的“人性的现实主义”。由此类报刊史料可以“发掘”出当年“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不同的“解放区文艺传统”之间围绕合法性问题展开的冲突与竞争。这是“事”中之“理”。又如细读东北土改档案史料中农民、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力量博弈与相互利用，再返观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再叙述”，不难“发掘”出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围绕“发现社会”而发生在阶级、宗族、邻里、会道门等不同话语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妥协。这同样是“即事生理”。事实上，只有可以“生理”的“事”，才更具问题空间和研究可能性。所谓“小开口、深挖掘”的学术方法，即是针对此类史料讨论“挖掘”的方向和途径的。而“以理说事”，论的就是处理史料、“挖掘”史料的途径。相对而言，基础性史料文章多止于一文一事之考订，研究性史料文章则力求“深挖”，以实现史料与文学史问题的有效对接。而对接之中介，即是研究者从“事”中发掘出来的“理”。那么，怎样完成如此对接呢？这同样包括两层。一，以“事”中之“理”为纲，激活并使用事实材料，终使史料脱出单一的真相求索之层面，而获具新的问题性和学术意味。比如现实中的铁道游击队的“山东甲级战斗英雄”徐广田，由于对职务不满，在抗战胜利之际突然离队“不干革命了”，并“有时怀里揣着手枪，到铁路局找刘金山（注：铁道游击队前队长）”“叫骂不已”（知侠：《<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此事对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构成很大“震动”和困惑，后来他在小说中将以徐广田为原型的英雄鲁汉的结局处理为抗战胜利前夕不幸牺牲。这种叙事“逃避”，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长机制面对现实的尴尬与被动。此种现实即是革命与革命者之间广泛存在的社会交换机制，但“规范”的叙事需要将这种交换（共赢）予以“遗忘”并将“成长”嫁接其上。这其中无疑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二，细致缜密的史料论证，可使“理”在“事”上获得具体、结实的力量。以此“事”“理”之间的交互映照，可使史料性研究既能吸收评论的思想洞察力，又可以避免其概念推演或凭空议论的弊病。
比较而言，“即事生理，以理说事”也许可以有效地在操作意义上落实史料利用中的问题意识，最终真正承担起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任务。值得欣慰的是，此种努力在近十年程光炜、李杨等学者倡导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中已初见成效，值得已步入史料研究轨道的当代文学研究者继续努力，着力探索更为可取的研究路径。庶几，胡风当年批评过的“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的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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