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杨照以“文学式读法”和“历史式读法”直接面对原典智慧，寻找现代人与传统经典之间的亲近感。这些经典文本里的中国，是“经典”的中国，更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记录历史的格式
《春秋左氏传》是中国最早的“传”体著作。传的功用，是解释经，《春秋左氏传》的书名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依附于《春秋》而成立、解释《春秋》的书，因为解释《春秋》的传有好几本，所以用左氏的名称来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区别开来。
“春秋”原本是个通称，而非专有名词。周代出现了一套记录国家大事的固定格式，以时间编年顺序为架构，先列出“年”，底下再用“时”， 也就是季节及月份细分事件前后。这种记录法最典型的句子是：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夏五月……秋七月……“元年”指的是这个君王初即位的第一年，所以正月改元，而“正月”之上一定会加上标示季节的“春”。同样的，每一个月份都要加上所属的季节，夏五月、秋七月，等等。
在文本中，季节极为凸显，春、秋经常出现，所以就将这样的编年记录体裁称作“春秋”。
我们无法确知，周天子王廷是不是也有“春秋”，这种体裁是不是从天子王廷建立、流传出来的？史料上能看到的，是到东周时，有好几个封国都有自己的编年记录，也大致采取这种“春秋”形式，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最详尽、保存最好的是鲁国的记录文献。
究竟是因为《鲁春秋》保存最好、流传最广，所以取得了经的地位；还是在因果上倒过来，因为其他原因，《鲁春秋》被认定为经，成为王官学中的一部分，使得《鲁春秋》得以有更好的机会广为流传、保存，我们也无法确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周人的王官学，也就是贵族教育的内容中，很早就有“春秋”这个项目，东周之后，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六艺”中，“春秋”一项就以《鲁春秋》为其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讲到《春秋》，概念中那是历史，那是历史记录。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与标准看，早在宋朝时，王安石就嘲笑《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意为里面只有官方活动记录，谁和谁盟会，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打仗，除此几乎没有别的；而且就连官方活动记录，都记得很简陋、断断续续且充满缺漏，所以说是“断烂”。
现存《鲁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两百四十二年。《春秋》记录了两百四十二年，全文却只有一万八千字左右，算一下，每年平均只分配到七十个字，其中还要扣掉像“春王正月”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套语呢！今天随便一份报纸，光是前面四个要闻版的字数加起来，差不多就和《春秋》记录两百四十二年的字数相当了。我们能怪王安石用“断烂”来形容《春秋》吗？
掌握来龙去脉
不过，前提是我们认定《春秋》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我们认定先有这样简单、简陋的《春秋》经文，然后才有解释经文的《左传》。
先有经，才有传，在面对像《毛诗》或《尚书大传》时，没有问题；在面对《公羊传》《穀梁传》时，也没有问题。《公羊》《穀梁》都是依循着《春秋》的文句对应解释的。
但面对《左传》时，我们却必须稍微小心一点，不能如此理所当然、想当然耳。表面上看，《左传》也是依傍着《春秋》，但是《春秋》结束在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内容。也就是说，作为解经的传，《左传》里竟然有十三年的解释，没有对应被解释的文句。
另一个问题，《公羊》《穀梁》主要在解释《春秋》文句的意思，进而挖掘、分析对《春秋》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左传》中也有这种直接解释文句的部分，但《左传》里更多的，《左传》真正的内容主体，却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说，将《春秋》中简单的三言两语记录加以展开，让读者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原其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
因为以事解经，所以事，而非理，才是《左传》的重点。也因此才可能出现鲁哀公十五年之后，有传无经的奇特现象。事实上，那就是从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大事纪，说明了那十三年间发生了哪些事。
换个角度看，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左传》内容，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而失去意义，仍然可以独立地提供我们对那些年间历史变化的讯息，那么有什么道理认定《左传》其他两百四十二年以事解经所记录的“事”，不能独立于经文存在吗？没有经文，不用对照经文，占《左传》绝大部分篇幅的事件记录，独立来看，都是重要的历史；《左传》根本就可以独立于《春秋》之外，自成一本丰富而精彩的史书啊！
还有，《公羊》《穀梁》的作者，可以对着《春秋》的文字，讲出他们大部分的解释，《左传》却不可能。《左传》的作者再怎么了不起，都不可能从《春秋》经文中简单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几个字，读出从郑武公娶妻开始，到后来庄公和太叔段的兄弟之争，再到太叔段逃到鄢等等复杂的过程。显然，写《左传》的人，手中必须有别的记录，才能依照这些记录补充《春秋》中没有记载的细节。
然而，《左传》运用的这些材料，为什么《春秋》的作者看不到？还有，为什么《春秋》的作者不运用这些材料，把事件说明清楚呢？
答案的关键在：《春秋》的撰写用意，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功能的。《春秋》所关心的，回到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是借由文字将现实事件和应然礼仪、秩序、道理、原则，进行比对，并且将比对结果固定下来，供当时人及后人学习参考。也就是说，《春秋》的重点不再记录发生了什么事，而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的意义，放在封建礼仪秩序下所展现出来的意义。
换另一个方式说，《春秋》的核心功能是“正名”，找到符合封建礼仪道理的方式将现实事件写下来，传留下去。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样的价值观念，应该是有周代封建，至少是鲁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的。
以血脉为基础的封建秩序
中国文字最早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神秘符号出现的。商周之际，统治的模式有了巨大的转变。周人学习、套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符号，却明确抛弃了商人那种“神道设教”装神弄鬼的思想，给了文字不同的用途。在周人手中，文字和青铜器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抗拒时间、抗拒遗忘、抗拒变质的效果。用文字写下来，刻铸在不坏不朽的青铜器上，那么这件事就被明确地固定下来了。
周人“翦商”，取代商人原有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统治的安排方式。他们用封建原则取代了原本的“共主”架构。封建的基础，是亲族、宗族关系，将源于父母兄弟亲戚的人情互动，推广出去，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组织。
所以封建秩序的根本与开端，是确认彼此之间的亲族关系。而亲族关系很容易随时间、随世代延递而变得不确定。你当然知道你的兄弟是谁，但对堂兄弟，也就是叔伯兄弟，你就不见得都能够记得明白、认得清楚了。更不要说到第三代、第四代，家族开枝散叶出去，彼此关系要如何一一记得、一一遵守了。更何况，周人亲族开枝散叶和他们的封建开拓同时进行，周公子孙被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东方，召公子孙则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北方，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谁还认识谁啊？
因而，周代封建竟然能够维持几百年，国与国仍然基本按照亲族关系保留彼此地位与权力义务，一是靠复杂严密的礼仪，二就是靠文字。而且复杂严密的礼仪，往往也要靠文字才能代代完整传留下来。
周初有一套特别的安排，叫做昭穆制。从昭穆制我们看得出来：避免亲族淆乱，确认彼此关系，在周人生活中极其重要。即使有了昭穆制，只要时间拉得更长些，还是难以避免产生错乱。
还好，周人手上拥有一项比昭穆制更好用、更有效的工具来避免错乱，那就是文字。可以用文字记下每个亲族成员的辈分位置，那就构成了源远流长，传了两千多年的族谱。不只如此，更好的还能用文字记下不同亲族辈分位置之间的彼此对应关系与礼仪，让彼此的行为规范，也能不受时间侵蚀改变。倒过来，又以日常礼仪规范加强对于亲族关系的认同。
封建制起于自然的人际亲属关系，然而要能维持封建制几百年之久，绝对不可能单靠自然亲属感情，需要很多的人为设计与努力。对周人而言，亲属关系同时就是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破裂失序，必然带来政治关系上的破裂失序。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经典里的中国》杨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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