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事报告文学门类写作的，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就题材而言，一直在跨界写作。于是，便长出了一双文学的双翼，一翼是铁马冰河、气吞寰宇的火箭军生活，一翼则是人间烟火深处的国计民生和重大工程。但中国故事的叙事坐标和落点，始终没有离开过普通导弹官兵和芸芸众生，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基层人物，是人民群众中重要的一员。
对于作家如何服务和歌颂人民，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殷殷嘱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的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今天，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多亿人民正在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的勃蓬发展，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了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谰的画面。”中国故事如何写、中国精神怎么表达，怎样展示中国气派和风格，习主席从哲学、文学的层面，赋予了时代的新意。这不仅仅是主旋律版图的一次文学拓展，更是一种高度的哲学自信、文学自信。它与世界优秀文学书写的坐标完全重合，且蕴含了人类文学古老真理，即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人类的普世情感。写人民之欢乐与忧伤，写百姓的酸甜苦辣，可以说是一条文学的黄金律，古今中外作家概莫能外。观世界之变，究天际之理，悯浮生之情，对一位作家而言，终其一生，皆离不开对爱情、命运、悲悯、尊严与荣誉，以及战争、灾难、牺牲、重生等的开掘与抒写。我们的目光所及，写什么，怎么写，习主席在作代会上已讲得非常清楚了。可以说为中国作家指出了一条人类文学书写的上线与底线。用这条黄金分割线来检视文学，寻找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落点。一句话，就是要写好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
写好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首先对人民群众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上演中华民族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活剧，近40年的改革开放，堪称真正意义上的五千年历史的大变局，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正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渐行渐近。然而，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惟有小人物的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惟有基层官兵圆梦之旅精彩生动，中国梦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因此，我们要调整文学叙事的姿势，将作家的身段放低，再放低，对自己的写作的对象，尤其是小人物，捧一颗敬畏之心，掬一把悲悯之泪，甚至揣一种宗教之怀。将文学叙述的姿势降低，再降低，将文学的落点对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心怀敬畏，不仅仅是作家对心中的上帝老百姓的敬畏，心生悲悯，不仅仅是对自己写作的主角，尤其是无名之辈、弱势群体悲天悯人。对小人物怀有一种温馨的敬意和敬畏，最重要的是要淡出英雄创造历史的惯性和怪圈，既要为至尊之人青史留名，更要为小人物长歌当哭。走出太过于自恋，宥于私人化、碎片化、自我化的个人经历，当然这不等于否认个人独特体验在作家写作中的重要，但要改高人一等的说教为促膝相谈，将文学的视角，俯视改为平视，甚至仰视。手法能不能多几套路数，不要只站在高音部长啸，要有高旋律的风花雪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将他们举过自己的头顶，上升到至尊至伟的角度来叙述，守得住冷清，守得住寂寞。挖一口深深的战争之井、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文学之井，蘸着这些淘出来的清纯之水，或重彩粉彩抒写，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华复兴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铁道总公司一位朋友告诉我，当年我写的方红文死了。我悚然一惊，问道，怎么死的？说患癌症而死。怎么可能？！方红文怎么会患癌症而死啊，她很年轻啊。对方说10年前她的身体透支，今天结账了。我听了一阵沉默。方红文是我在青藏铁路采访过的一位女工，当时丈夫去了高原的楚玛河，让她在家带两岁的孩子，可是开工那天，有人告诉她的丈夫，方红文上来了。不会吧，因为当时大家都穿着红色羽绒服，丈夫在开工仪式里，终没发现妻子的身影，仪式结束相见时，方知是真的。在随后的日子，妻子一次次跟着丈夫上了楚玛河，几乎是到了就吐，折磨得欲死欲生，一次次因高原反应败退下来，车送至格尔木，好了再上去，到了第四次，方红文终于在楚玛河荒原待住了。即使如此，夫妻俩也分开居住，怕过夫妻生活猝死，只好周日放假时，在楚玛河背靠背地看藏羚羊轻灵掠过。一干就是4年，可是浪漫的时光终究不久，10年后，一个年轻妈妈的生命遽然而止。这就是老百姓的中国故事。敬意敬畏之后，不能不被感动。
写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种更高的哲学视野，更深的历史纵深和独到的美学发现来诠释。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改革和建设生机勃勃，物质极大丰沛，毋庸讳言，人们的创造与欲望也全面失控，利益格局迅速分化，诉求多元，大家都在圆梦的路上狂奔，道德围墙和边界也在不断坍塌和突破。这给作家的书写带来无限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哲学层次和历史坐标上阐释、校正。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对所处的时代，进行思想元素和美学元素的独到照亮和发现。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站在民族、人类的文学的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有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特别要正视那些处于底层的百姓为一个民族和大国崛起所做的奉献，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脊梁。因为弱小，有可能在社会上失去了话语权，可是他们却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危难关头，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生存、生命的代价和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因此，从那些普通圆梦人的身上，感受国家社会的希望之梦，与一个大时代、一个伟大民族复兴梦的一致性，她们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梦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树，而非只是一些无边无尽的牺牲与毁灭、怅然与失落的低吟浅唱。可是很长时间，这些小人物却被我们作家的精英写作遮蔽了，作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这些底层平民中间，关在玻璃窗里冥想，只会不着边际地展示这些小人物的苦难和重复对苦难的书写，其实比苦难更深层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历史宿命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比苦难更让人感动的底层的温馨，也容易在我们的写作中缺失。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迷失于此，但突破也在于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触摸这个边缘和底层处境去发现独特的美。
20多年的专业写作，我在努力抵近这个世界，寻找自己独特的发现和体验，并为自己定下如下规矩：三不写，即自己走不到的地方不写，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不写，自己没有看到的地方不写。并作为非虚构写作安身立命的节操和坚守。我在写作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那场雪域之战时，历时8年采访，走遍麦克马洪线东段主战场的克节朗河谷麻麻勒等地，访问300多参战老兵和将领，但是东段西藏最远一个点察隅和瓦弄之战的地方却无法抵达，尽管书写成12年，皇皇53万字，但一直放在书柜里，对下察隅的沙玛未到现场，心里一直打鼓。今年10月，终于抵达了下察隅，路上走了三天，落石不断，险情迭出。往返半个月，在那里待了三天，弄清了当时部队悄然挺进瓦弄之时，因雾气太浓而迷路。在沙玛烈士陵园，看到了那些青春之躯不能裹尸回故地的缕缕忠骨。
文章经国事，笔走苍生情。从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的写作，就是一种行走文学，以脚为笔，以笔作剑，作家写作零公里，就是走出书斋，而最后抵达的终点，则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服务和歌颂人民，我以为要关注小人物圆梦时的环境通道、快乐忧伤。哀民生之艰难，歌百姓之欢乐。惟有普通民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个人梦想，这个社会、时代才是正常的。惟有普通官兵的梦圆之时，我们的改革强军梦才是铿锵英勇的华章，回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强军之旅，当年正是那些优秀的传统作风和制度，给许多寒门之子、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扇走向成功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条圆梦的大道。一个普通士兵成为导弹号手，一位大学生成为导弹司令。无疑给这个社会以希望，也为江山社稷输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源流，使五千年古老文明不死，祖脉相承，基因强健，源源流长。因此，文学必须关注小人物圆梦环境和通道的变化，关注他们的欢乐忧伤。如果普通人圆梦的道路越走越逼仄，甚至被堵死，那将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悲哀。同样，如果基层官兵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生之梦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梦、强军梦就缺少魅力。因此作家、艺术家要勇于担当，为小人物的中国梦，为普通官兵的人生梦鼓与呼，加大在圆梦环境和通道上的关注度，倡导正能量。文学是人学，文学最打动人的地方，乃是普通人的人性深处、灵魂深处最柔软、最脆弱，也最善良的情感世界。写出伟大的复兴梦、强军梦，乃至个人之梦，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国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若不是这样，沉溺于作家碎片化，私人化、自我化与自恋的叙事之中，所有的气力终将付之东流。抑或我们戮力而写的失败，也是没有希望和同情的胜利，这样的写作的意义何在？我曾有幸受中国作协委派，在关乎国民生计重大工程的工地上，写过青藏铁路，西电东送，在民族灾难、劫难来临时，写过‘1998长江大水，2008年冰雪之灾和汶川大地震，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踯躅多年。回首这些采访和写作经历，虽时过境迁，但是至今令我感念乃至挥之不去的，仍旧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小物，他们在圆青藏铁路这个世纪大梦，在圆西电东送这个国家之梦时，个人的梦想十分渺小，却又非常伟大，无非是为幼小的儿女赚一笔学费，为小两口新婚无居买一间小屋，为白发苍苍的老爸老妈赚一笔养老费、医疗费。采访时与他们一起流泪，写作时仍为他们怆然涕下，他们在圆了中华梦、强国梦时，个人的住房梦、教育梦和医疗之梦，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可是人生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作家记下来了，不能不让人感动。他们的个人故事构成了中国故事最感天动地的华章，他们的私人叙事才是真正的民族千秋青史，他们的人生之梦组合成了煌煌的中国大梦。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文学信条，就是写命运之怆，写人情之悯，写人心之善，甚至写人性之黯。中国故事的姿势，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最大的改变便是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性情感沉底。把服务与歌颂人民的视角支点聚集到小人物的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写出人情之美、人性之怆、命运之舛。因此重大题材也好，前沿批判题材也罢，最终进入文学叙事时，必然有一个落点，就是大写的人，人的命运沉浮，人的情感真善美，人性的黑白灰，生命与荣誉的崇高和壮烈之美。沿着这条路径，也许我们可以解决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写出无愧这个时代的精品佳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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