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译界的“林译”现象
林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他不通外语，而翻译外国小说百十余部，《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信”而“达”且“雅”，堪称“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1）林译（2）小说与原文出入甚大，其中的“不忠”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随意改变文学形式，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二是“任意删节原文”；三是常常“增补原作”。林纾对原著的“不忠”，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外语言的睽隔，或是理解能力所限，而是出于明知故犯，有意为之。钱钟书发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境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3）林译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皆是，然而，它们使对于欧美世界知识浅陋的中国人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次真切地了解了他们家庭和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4）不仅赢得了清末民初广大市民读者的青睐，甚至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健将也多受馈于其中所传递的西方人文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译小说恰恰由于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讹误”成分，多少因此能免于岁月的淘汰，令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多年后重新翻读依然觉得“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温”再三。（5）
林纾译书的经历当然是个极端，但在晚清译界，却并非个案。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精通外文，但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时，他只选择了“进化论”部分，彻底省略了“伦理学”的观照，不仅删削了赫胥黎对社会进化论背景下伦理衰微的担忧和对宗教拯救的冥想，还大肆渲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要义，以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此外，梁启超译《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等也是如此。这些有意为之、为我所用造成的“误译”，成为了晚清译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林译现象”。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而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可见，原文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明显低于其在对等论中的地位。（6）林纾等人的翻译，从“信”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不诚实的表现，但从翻译的目的论来衡量，却无疑是成功的。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典范转移起到的是开创性作用”，“形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价值转换空间：它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现代精神的温床，相当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7），而这一切重大影响却是通过“误读”开始并实现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纾转瞬间由一个屡遭“保守派”物议的新文学家沦为“五四”的头号敌人，由此，林译小说的“启蒙”价值也一度并长期受到历史性的贬抑。这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异”的现象，其中包含的非逻辑的“逻辑”今日已得到不少学者的重新解读和历史“还原”（8），学界也普遍认识到，林译小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之一，是借此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之复杂性的一个切入口。对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文学史上“拨乱反正”的重新评价，对于我们理解和看待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翻译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中的“林译”现象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之旅，虽然自十七世纪《赵氏孤儿》进入欧洲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文学较大规模的海外译介，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因其预示和表现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引起海外文坛的关注。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寻根”与“后寻根”文学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长篇小说因符合欧美读者的口味，受到出版社的青睐。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几乎所有长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苏童的《妻妾成群》、《河岸》，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受活》等，均已先后译入英语世界，这些小说在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方面赢得了声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林译”现象，是否像一百年前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一样，“因文见道”，有意删削或夸大某些方面，以符合或满足目的读者的兴趣和视听期待？
法国学者若瑟·佛莱什（José Frèches）在四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长文《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在详尽梳理了汉学的历史之后，他发现“大众对中国的兴趣”是“汉学生命力的条件”。（9）作为国际汉学研究基础材料的中国当代文学英文译本，也是以“大众对中国的兴趣”为前提的。以美国最优秀也是最多产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葛浩文为例。葛浩文翻译过萧红、白先勇、陈若曦、王朔、刘恒、贾平凹、莫言、苏童、春树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及台湾作家的40多部作品，被夏志清称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则将他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在文本的选择方面，葛浩文引林纾为知音，他曾以林纾为例，强调翻译自己感到兴奋的作品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会驱动译者“乐于将各类中文书（好的、坏的、一般的）译成可读性强的、易于接近的，甚至是畅销的英文书籍”。另一方面，在特别注重目标读者的阅读取向方面，葛氏与林纾的态度也是一致的。葛氏将“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作为译者的首要责任。他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说他们（美国人）不怎么喜欢。他们喜欢的有两三种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他们很喜欢的。其他像很深刻地描写内心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另外一种就是侦探小说”（10）。葛浩文对英语读者阅读趣味的深入揣摩和接受层面的考虑，首先体现在中文作品题目的英译上。譬如，在葛氏的译笔下，李昂的《杀夫》、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及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书名，被分别翻译为《屠夫之妻》（The Butcher’s Wife）、《红罂粟：西藏故事》（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和《皇妃之城：香港殖民故事》（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这样的书名很大程度上符合并能够勾起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的东方想象和阅读兴趣。
葛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自己的翻译原则，“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rewrite）的过程。”葛浩文所谓的rewrite，是在对原著进行心领神会式阅读后的改写。德国汉学家顾彬发现，葛浩文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他“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11）这其中包括对原著的句段、情节大面积地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包括对原著在叙事、结构以及语言等诸多方面可能的“弱点”的修葺和美化，甚至包括对人物命运或情节走向的篡改。（12）细读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原文和葛浩文的译文，读者不难发现，葛浩文的翻译并不是“忠诚地搬运”，而是通过改写、删减、拆合、挪动等手法对原文本进行了重新创作。例如，葛浩文将莫言的非线性叙事更多地改成了按时间顺序叙事，把美国读者不熟悉的一些中国的国情、人情、风情等转化成他们更容易理解的美式风味。（13）经葛浩文“重写”过的《生死疲劳》出版时，英文版的篇幅差不多压缩、磨削了原著的四分之一。《天堂蒜台之歌》在葛浩文的译本里有一个“美国式的结尾”，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作为一个犹太人，葛浩文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对其进行了重大删改，删除了原著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以及反思汉族问题的内容，对原文各章节前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引言以及结尾处作者大段的议论，一律做了删除，从而保证了它在西方语境中的“政治正确”，以使英语读者看到一个故事连贯、篇幅适中的作品。（14）依据此书英译版转译的德文版自然也是如此，从而使这本小说在美国和德国都成为畅销书。“如果没有葛浩文的话，这本书也许就不会畅销，可以说是葛浩文创造了一本畅销书。因为是他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市场。”（15）尽管对原著的删改可能并不完全是葛浩文的个人行为，其背后有难以想象的“编辑的权力”参与，但很显然，译者和出版者始终是以读者的“可接受性”作为其翻译行为的参照坐标和首要考虑。
另外一个例子是《兄弟》的英译。美国杜克大学教授Carlos Rojas（中文名罗鹏）和周成荫夫妇的翻译，较好地保留了《兄弟》原文的审美旨趣，维持了批判锋芒与文学叙述的原有张力，将作家的社会批判始终控制在文学的现实和审美语境之内，而没有直露地戳穿语言的表面，使之沦为次等的谴责文学，这无疑为西方读书界从文学层面接受和评价《兄弟》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但翻开英译本会发现，译者在序言中对整部小说的诠释存在“应时化的误读”倾向。《兄弟》接近尾声的 “处美人大赛”是译者格外关注的一个部分，在周氏夫妇看来，“处美人大赛”不仅是余华创作《兄弟》的主要灵感来源，是小说整体风格的象征，而且与翻译时北京正在筹备举办的“奥运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喻关系：“首届全国处美人大赛的评价目标是性纯洁、名人效应、民族自豪感和自我商品化。反讽的是，很快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参赛者是真正的处女，她们不是用了人造处女膜，就是做了处女膜修复手术，来制造贞洁的假象。大赛以个人形象的自我重塑，创造一个性纯洁的虚伪外表为主旨，这也暗示了北京为筹备2008年夏天举办的第一次奥运会，试图重新塑造自己，给世界一个新的形象。余华似乎告诉读者，中国正给世界呈现一个刷新的纯洁幻象，而《兄弟》则要探入这个国家的灵魂深处。”（16）将“处美人大赛”的文学象征性坐实为中国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现象，是对原著丰富内涵的压缩和读者接受视野的窄化。
加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作者原初视域与理解者当下视域的交融，即“视域的融合”（fusion ofhorizon）。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必然涉及到原作者和自我中介的工作。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视域内重新构造原作者、原文本提出的问题。翻译过程既包含译者的领悟，也包含译者的历史理解。在余华看来，“选美大赛”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生活的一个象征，表达了中国百姓跟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80年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译者的理解视域则显然不同。《兄弟》英译本出版于2009年初，译至“处美人大赛”这一部分时，估计正值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后，这个“时机”使译者很“自然”地添加了主观的夸张和想象成分，将“处美人大赛”与“北京奥运会”虚构地关联起来，为“处美人大赛”着上了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政治批判矛头指向显豁和宏观的国家政治层面。这与一百多年前林纾以中国正统伦理道德调和西方习俗和自由精神、严复以“富国强种”的政治需求改写“进化论与伦理学”，都是“应时化的误读”，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者虽然没有像林纾、严复那样，以本国的伦理人情来诠释中国小说，借以正风俗、戒人心，也未尝有以翻译来弘扬本国语言的历史担当；他们也绝非百年前需借助同僚之口方能“读懂”原著的林纾，绝大多数是会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有一定中国经验的汉学家，但这些英译者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林纾的基因和元素，他们翻译余华或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时的某些“林译”手法，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普遍存在。
国内的英语翻译界和当代文学批评界一般用操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的“林译”现象，即从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或审美观念等维度来批评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被删改、重写等行为及其背后的“后殖民主义”，发掘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对这些行为背后所反映出的英语“傲慢”的霸权地位感到义愤。（17）但如果我们腾挪一下观察的角度，将这些“林译”现象置于中外互译趋于常态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刚刚开始跨国旅行却远未深入人心的现实背景，我们可能会有更加辩证的认识和更心平气的理解。
三、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背景看“林译”现象
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该系统中的一个活跃因素，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对于一些大的或“强势”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或特定的阶段，它的地位会发生转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会处于中心地位，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1）某一文学处于未成形发展的初期，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处于“年轻”阶段（即发展初期）；（2）某一文学（在一个大的相关文学群内）还处于“边缘”或处于“软弱”阶段或两者兼而有之；（3）某一文学处于转折时期，危机时期或出现文学真空时期。(18)在“五四”时期以及文革后初期这两个阶段的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都处于中心地位，中国文学不仅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非常频繁活跃，翻译文学扮演了创新原动力的角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原创的本土文学。
那么，经过英译的中国当代文学，目前在英美文学的多元系统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越来越多的知名出版社推出中国作家的作品，而且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英文版与中文版几乎同步出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文学在英美世界依然处于明显的弱势位置。在英美国家，譬如在美国，翻译作品仅占整个出版物总数的3%，在英国也只有5%，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比例中，中国文学译作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19）这个数字表明，英美国家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翻译文学缺乏强烈的主动需求。英美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且发展完备的阶段，无需依赖翻译文学来输入外来元素，来自当代中国的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里仍处于次要的边缘地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它们都尚未成为英语文学的某种资源，而是只能认同或依附于原有英美文学里一些强有力的系统。虽然在国外的大书店偶尔也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但与普利策文学奖作品动辄百万册的销量相比，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即使相对畅销，也不过几万册的销量，可谓小众读物。这些作品的实际读者，主要还是出版商、文学官员、编辑、审查官、批评家、学者等的专业读者，而不是普通读者。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文化交流存在着近一百年的“时间差”。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开始熟悉、了解、接受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严复、林纾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译介西方的文学、文化作品；而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文化真正开始发生兴趣，实际上恐怕还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目前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实际上就处在一百年前林译、严译同样的早期阶段。这个“时间差”的事实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之所以会比较熟悉西方文化，也比较能够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接受历史；而西方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读者之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上感到不那么轻松，甚至感到有困难，是因为他们接受中国文学文化的水平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时代接受西方文学文化的中国读者的水平。（20）当初林译、严译除了让中国人了解、鉴赏国外的文学和思想，更宏大的目标是通过外国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著的翻译或译介，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看了之后能革故鼎新。（21）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的外译，虽然目前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还没有从中国文学吸收除旧布新资源的需求，但在“世界格局”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了解中国，透视中国历史与经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人心，却是一个重要的需求。
从译介学的规律来说，目前带有官方行为性质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实际上是一种逆势而为的译介行为。文化译介的基本规律总是从强势文化译介到或者说传播到弱势文化，而且多是弱势国家主动把强势国家的文化翻译给本国读者，而目前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是把还不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文学、文化译介出去。那么，究竟怎样的翻译能够帮助中国文学切实有效地“走出去”呢？从译介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葛浩文等人的“林译”手法是否有效？在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之下，他们的“林译”手法是否也可以理解并接受？
钱钟书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时，客观地说过，“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在早期，都找得着可和林纾作伴的人。”（22）正如佐哈尔指出的，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discrepancy）。当中国文学在一个更大的文学群内还处于“边缘”或处于“软弱”阶段的时候，出现葛浩文等人的“误读”、“删改”、“重写”等“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如何让中国文学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这一背景下来讨论“林译”问题，我们考察的出发点可能不再主要是传统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是传播的效果了。即以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为首要考虑，竭尽全力让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近西方读者，从而走入西方主流文化，让西方读者首先了解我们的文化常规与思维方式，然后才谈到影响和改变西方文学创作模式等后续问题。“信达雅”在过去，是对照原文的信否、达否、雅否，而在今天的全球传播时代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为谁”信达雅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学作品只有首先被大众阅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在学院或学术圈子里流转，才称得上真正意义的成功。在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时，如何培养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来讲，葛浩文等汉学家的翻译其功甚伟，为中国文学在世界的艰难普及立了汗马功劳。中国当代文学藉此在世界有了良好的反响，由此开启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与世界读者的对话与交流。莫言作品经由葛浩文等汉学家的成功外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对当代中国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要从译入语环境的接受效果而不是传统的“信达雅”标准来衡量译本的成功与否。如果一个外国译者提供了一个忠实度只有80%甚至70%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读者愿意看。与此同时，一个中国译者提供了一个95%忠实度的译文，但是这个译本因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读者不愿看，因此即使放在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无人问津。杨宪益版的《红楼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率远远低于霍克斯版，举国家之力推动的《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在千禧年的停摆，都是忠实原文而在国外遭到冷遇的案例。面对这样的现实，从切实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宁肯选择前者，因为前者毕竟让80%或70%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了，而后者从语言文字转换和文化元素保留的层面上来说，尽管达到了95%的忠实度，但如果这个译本无人问津的话，那么，从传播接受的层面上而言，其接受效果几乎为零。（24）
唐代的贾公彦对翻译下过一个至今堪称经典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也就是说，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变易，但是不光是为了变易，变易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双方互相理解。（25）这个定义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目标，不是“忠实”，而是“理解”，是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交际。从这个意义上说，锱铢必较地核对译文与原文是否一一对应的“忠实”，显得没有多大意义。在对译者资质的考量上，中国媒体与公众往往因文化焦虑及传播压力，过于强调译者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熟晓程度，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未能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心存芥蒂。事实上，文学的优长之处在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具有某种审美的和人性的通约性，作家们以各自的方式抵达了文学的人性殿堂。因此，海外译者即使对中国本文化未能达到熟悉的程度，也能理解中国文学，承担文学翻译的工作，尤其是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中国文学作品，更具备这样的“可译性”和“可理解性”的潜质。
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目前面临的首先是翻译什么的问题，而后是翻译得准确与否的问题。如何引导海外非常有限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最好的作品，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当务之急。每年中国仅长篇小说就出版数千部，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并不全面，很多时候是由新闻媒体的炒作引导的，比如，墨西哥现在流行的还是安妮宝贝的《上海宝贝》，已经发行20多版。因此，中国国内文学机构需要尽到介绍、传播的责任，向国外读书界介绍每年中国文学发表的代表作品、大概的种类、最值得介绍的作品等信息。此外，中国文学的翻译命运更多听命于外国出版社的选择，国外译者无法把握自己的译作是否能够进入教科书系列，成为主流，换而言之，中国文学翻译对译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出版社。因此，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还要支持国外的出版商，让翻译的作品进入教科书系列，坚持由母语翻译者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配以中国翻译助手，既懂中国文学，又懂英语的中国学者。
在不同层面、不同因素为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断斗争的英美多元文学系统中，英译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仍处于边缘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层不变的绝对级差，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不断转化。风物长宜放眼量，虽然英译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里还不曾造成典范转移的影响，没有启发西方的文学运动或文学理论，但是那些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方视野的中国作家和作品，逐渐构筑了一个更加丰富、立体、多元，也更为当下的中国形象。正如林译、严译一百年后，西方文学已经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一样，假以时日，中国文学也会逐渐并真正地进入全球文学话语的格局之中。
注 释：
（1）（4）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见《论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16页。
（2）在中国近百年的外国文学汉译和汉语文学外译史上，有三个人的翻译被称为“林译”，分别是林纾、林语堂和林少华。当然，学界使用“林译”一词，一般指称的是林纾的翻译，后二者的翻译也有人称为“林译”，很大程度上有借用或挪用之意。本文所说的“林译”，指的便是晚清译界以林纾、严复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意译为主的翻译。
（3）（5）（22）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见《论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30、28页。
（6）弗米尔使用了“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等词，在翻译目的论中“意图”是从发送者的角度定义的，而“功能”是由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知知识和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
（7）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8）参见钱钟书的《论林纾的翻译》、杨联芬的《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吴俊的《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载《作家》1999年第9期，以及汤哲声、李今等学者的相关论述。
（9）若瑟·佛莱什：《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见戴仁编、耿昇译，《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0-71页。
（10）华慧：《葛浩文谈中国当代文学》，《东方早报》2009年4月5日。
（11）（15）顾彬：《从语言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2）王侃：《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13）张箭飞：《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粤海风》2013年第1期。
（14）《狼图腾》的日译本是全部翻译的，上下两册，但上下两册的书在美国根本没人要看。余华的《兄弟》在国内出版的时候，也是上下两册，英译本单册发行，也是考虑到了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16）Eileen Chow andCarlos Rojas, Translators’ Preface, Yu Hua’s Brothers, London: Pan Macmillan, 2009.
（17）参阅王侃：《翻译与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的译介和批评》，《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等文章及张清华等学者的论述。
(18)（23）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19）（20）（24）（25）陈众议、倪若诚、陈思和、贾平凹等：《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与杰出的翻译（上）——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纪要》，《东吴学术》2015年第2期，第38、39、35、38页。
（21）谢天振、高立希、罗鹏、邱伟平等：《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与杰出的翻译（中）——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纪要》，《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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