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那么，历史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从字面上来讲，历史感，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当然，感觉有很多种，诸如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等。但笔者认为，对历史的感觉，其实就是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一句话就是历史观。对待历史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观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首先要弄清楚历史是什么？
习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他强调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众所周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命题。当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却被普遍地滥用和误读，甚至已演变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把“真”字丢了，以致谬种流传。在他们看来：现实是从历史中来的，甚至现实很多顽症根治乎历史，欲知现实之所以然，离不开去历史里面寻踪索秘、拔草寻蛇，似乎现实就是历史的翻版或历史就是现实的预演。其实，早在1947年，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论文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就曾对这一命题做了比较正确的解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笔者认为，就像历史问题应该依靠历史来解决一样，现实问题，既不可能从历史中找到原因，也不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我们可以鉴古知今，可以资治通鉴，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方法，但现实中的问题，只能抓住现实中的矛盾来解决，在现实的发展中找到答案。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拥有怎样的历史感呢？笔者认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必须在避免误读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把握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呼唤宏大叙事
当下，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已经浮出水面——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文艺创作似乎明显暴露出了“捡了故事（个体或局部），丢了历史（整体或全局）”的问题。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我认为，要把握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我们应当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角，要有宏观的整体的纵横的发展的联系的全局的一盘棋思想。一个人的口述史，可能仅仅只是一个人的想法、看法、说法，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如何避免一叶障目？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是改造和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现实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史观，坚决反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的创作方法和文艺作品。我们必须突破现实(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做“马后炮”，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现实（历史）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中国现实（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
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创作上，我们就应该以客观的、辩证的、唯物的、理性的方法去结构、去描述、去创作，既要多谋善断，又要留有余地和想象的空间，不能把话说满说死，要把握分寸和时机，不媚俗、不迎合、不迁就、不功利。作为一名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我们用文艺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介入现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批评、批判，但不是审判。因为我们是作家是诗人是艺术家，而不是法院不是法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人民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和丑恶现象，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二、把握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坚持用辩证法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要把握好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放大中国故事的偶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中国故事的必然，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故事说东道西，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说“历史是平的”，这个“平”就应该是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历史，绝对不是人类史。
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时间的叠加形成了历史的厚度，空间的链接形成了历史的广度。在文艺创作中，我们既要在时间的纵的坐标轴上寻找历史，同时也应该在空间的横的坐标轴上寻找历史，并最终在纵横坐标交汇的位置找到真实的历史。真实是文艺作品保有生命力的核心元素，文艺作品的真实主要有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两个方面。如果判断和评价文艺作品的历史真实，一方面要看作品描述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是否吻合基本史实，另一方面要看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时代风气、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当然，“讲历史真实并非要文艺作品事无巨细地涉及每件历史琐事，亦非要作品如实记录生活事实，而是要以历史史实为基础、以揭示时代精神为内核，用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生活和浪漫主义情怀创作文艺作品，使作品具有现实性、当下性、引领性，扫除社会颓废萎靡之风，吹散人们内心弥漫的雾霾，温润心灵、陶冶人生、启迪思想”。（李志远：《开展文艺作品批评的四个基点》，《光明日报》2016年12月8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眼见不一定为实，耳闻不一定为虚。现象不是现实，现实也不等于历史。历史人物推动或改变了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推动和改变。任何现实和历史的人物，他亲见亲闻亲历的也只是其亲历历史事件的一个瞬间，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在历史现场的他甚至也不清楚自己的角色而被蒙在鼓中，而“新闻背后的新闻”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就像“小我”是“大我”的一部分，现实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具备大胸怀、大眼光和大格局的家国情怀，要具备包容、宽容、从容的社会美德，要具备稳重、郑重、持重的人文品格，我们的姿态、心态和情态要高于一般的群众，不仅要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更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抓住根本，看到主流、主体，从而完成主题、主线。
“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笔者理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学家、艺术家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具备良心、良知来造就良史，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造就知识。何谓知识？笔者认为：知即调查研究，识为辩证分析。毛泽东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又说，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可见，只有做正确的调查，再加上辩证分析，才能成为知识，才有发言权。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各种道理，灵活地看问题，机动地做事情，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人文的方法，它要求以我们的价值观去改变历史（改变并不是改写）。简单地说，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另一个角度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一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我们在历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
三、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思想与理性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素质，对此我们笃信不疑。就像没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不是称职的历史学家一样，没有思想的作家也绝对不是好作家。尤其在当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中国威胁论”舆论战和唱衰中国的文化侵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加要求我们作家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在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讲好中国故事，同样也应该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必须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因此，我们必须拥有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突破自身的局限，以世界眼光宽容异己，不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一套尖酸的把戏，更不能浅薄无知地拿过去类比今天，拿外国类比中国，否则就会滑入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茅坑中去，陷入痴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的泥沼。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以及在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必须要抛开个人情感色彩的狭隘的判断，既求真更求实，也就是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不可让文艺作品承担不应该承担的额外“任务”，应该警惕把个人政治化的倾向、个人的恩怨加入文艺理论和创作中，不能仅仅靠个人主观的经验、观念和意图，或人云亦云地介入现实或历史，应该守住底线、把握界限、强化主线，要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而做到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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