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对现有散文秩序的超越，或者说他的独树一帜之处，首先在于他特别重视散文研究的方法。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加之长期受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和波普尔证伪说的影响熏陶，同时谙熟西方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和风格，所以他在进行散文研究时总能站在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高度，运用爱因斯坦所倡导的“两面神”的思维方法，将散文问题放在正反两极中检验。大体来说，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散文的历史，从原点上寻找散文的生长点和创新点，对散文进行原则性的抽象。在《世纪视野的当代散文》中，孙绍振先从哲学切入，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而后，他一方面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高度，具体分析“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建构，考察周作人提出“叙事与抒情”散文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和西方散文 的影响等因素，由此认为抒情性散文文体成为20世纪散文创作的主流，实乃历史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孙绍振又从钟敬文的“情绪与智慧”、“超越的智慧”， 特别是从郁达夫的“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阐述，发现并抽象出了智性散文，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另一个理论基点。应该说，回归历史原点，从“五四”散文的经典文献中解释当代散文发展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尽管过去有人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没人像孙绍振这样，既深入全面，又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散文历史发展的整个逻辑演绎过程。
二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将散文置于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中来探究散文的奥秘。孙绍振认为，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时，只能表现其局部的侧面，或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文学的系统中考察它们的同与不同，才有可能洞悉其深层的玄机。为此，他分析了李白的诗歌和他的散文《与韩荆州书》、柳宗元的《江雪》和《小石潭记》在表情写景上的不同，并比较了散文和小说在叙事和塑造形象上的区别，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诗由于形而上，故其形象乃是概括的、普遍的，意象是没有时间、地点，甚至没有性别的，那么散文则由于形而下，形象是特殊的，也就是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至于散文和小说，则主要是动态的错位和相对静态的统一。这种通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探究散文的特殊规律和内在奥秘的研究方法，与以往那种孤立的、静态的散文研究相比，不但显示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深度，而且能有效推进散文这一学 科的理论建设。
三是归纳法。传统的散文研究之所以陷入困境，盖在于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研究视野过于狭小逼仄。此外，采用单一的社会政治批 评方法，过于信奉机械反映论、狭隘功利论和内容决定形式论，也是散文研究裹足不前的原因。新一代的散文研究者试图引进当代西方的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和形式 诗学，为当代散文理论带来新的突破和前景。不过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演绎法虽是普遍的逻辑方法，但它只能从已知到已知，不能从已知推及未 知。它不能产生新知识，也不容易获得原则性的独到见解。所以，孙绍振更看重的是归纳法，即不是从推论开始，从概念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抽象。
四是艺术分析的“还原法”。这一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变被动为主动，不单要分析作品的外在形式和形象，还要 将作家故意忽略，或故意排除，即作家感知世界以外的东西还原并挖掘出来。比如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他营造了一个宁静安谧、幽雅孤寂的艺术世界，但这 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实际上，朱自清先生排斥了蝉声和蛙鸣的喧闹，才获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那么，朱自清为什么要排斥蝉声和蛙声？这种忽略或排除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表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矛盾状态？孙绍振认为，“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一句，便是这篇看似和谐统一、自洽完整的作品的一条缝隙，只有抓住这句话展开分析，并还原作者故意排除的成分，才算是找到艺术分析的切入口，掌握了分析的主动权，并抵达解读的深度。孙绍振正是运用这种情感逻辑和思想艺术价值的“还原法”，解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从而形成了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孙氏 “文本解读法”。
当然，科学有效、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的采用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更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就孙绍振来说，我认为深厚的哲学功底，敏捷的思维，前卫的姿态，良好的艺术 感受力，以及永远年轻的思想，是他天然的优势；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拥有一种现代意识的散文研究视野，而这是大多数传统的散文研究者所欠缺的。正因拥 有这种开阔的现代意识，所以他不满于传统散文研究那种谨小慎微，安于“静态”的平衡格局，敢于打破散文的华严秩序，抛开定义、本质、创作技巧，以及叙事、 抒情、议论的僵硬划分，并对“形散神不散”、“诗化”、“真情实感”等散文观念发起挑战；同时，在挑战中结合散文创作的发展，建构起新的散文理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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