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由于过分倚重、认同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让自己的脑袋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从而走向了虚无。鲁迅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对外来思想在借鉴的基础上予以更新，为我所用，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走出，在与更广大民众的实践结合中，走向了一种更高的创新和升华。
师生关系与门派师承，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当传统师生关系延伸为与西方“精神导师”发生关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使命使得中国学者在接受他们的影响时，会采取各自不同的路径。尼采和叔本华以其在哲学上的卓越成就，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身处文化转型期的王国维和鲁迅，对这两位哲人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拿来主义”策略，分别实现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再造和更新。
王国维：同情基础上的哲学认同
王国维对叔本华和尼采评价极高：“十九世纪中，德意志之哲学界有二大伟人焉，曰叔本华，曰尼采。”对于两人学说之异同，王国维认为相同之处是都礼赞天才，鼓吹“赤子之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认为，叔本华与尼采二人性行之相似表现为“强于意志”、“富知力”和“喜自由”，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二人都是“旷世之天才”，而天才者必有痛苦，此为其思想不为世人理解之痛苦，所以他们不得不以其惊世骇俗之学说“弛其负担”自寻慰藉之道，诚属可悲也。
王国维曾撰有《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盛赞叔氏教育理论，并为其没有成为教育家或大学教授辩护。他还指出，尼采曾撰有《教育家之叔本华》一书，说明尼采也认可叔本华在教育学方面的贡献。况且，尼采自己就是把叔本华视为精神导师，也因承继和发扬光大了叔本华学说，成为叔本华最杰出的学生。王国维指出，叔本华的教育理论核心就是“重直观”和“重经验”，因此叔本华特别看重美术(盖指一切艺术)和德育在教育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尽管美术与德性均不可教授——王国维的意思是真正的对于美和善的认识不能出自于抽象的知识，而是由个人的直观感受和经验得知。所以就教育而言，“时时与以直观之机会，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此亦属于教育之范围者也”。综上所述，对于自己的精神导师叔本华，王国维不仅理解其学说，更能理解其心灵世界。这既与他个人性格忧郁、敏感及人生经历坎坷有关，也与他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关。
王国维曾引《列子》中的寓言来辨析叔本华与尼采之异同。列子此寓言大意是：周朝有个姓尹的人大力添置家产，在他手下服役的人从早到晚都不得休息。有个老仆精力已经消耗干净，仍然不停地被使唤，白天呻吟着干活，夜里疲惫地熟睡。由于精神恍惚，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当了国君，既管理一国大事，又在宫殿花园游玩，十分快乐。醒来后就继续服役。有人同情他过于勤苦，老仆却说：“人生百年，白天与黑夜各有一半。我白天做奴仆是苦，但黑夜做国君则快乐无比，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王国维评论说，叔本华的天才之痛苦，就是这位中国老者的白昼；而其美学上的贵族主义与形而上学之意志统一，就是老人梦中当国君的快乐夜晚。而尼采则不同，他虽有叔本华之天才却没有其形而上学之信仰，所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陷入中国老者白昼的痛苦之中，只有借颠覆一切价值之举动来消减负担。尼采所要做的就是想把叔本华梦中聊以自慰者，放在白昼实现。叔本华无论怎样悲观，都不会反对日常道德伦理，而尼采却只能大肆攻击传统而没有任何顾忌，这就是他们两人的学说在形式上一个悲观保守，一个疯狂偏激的原因。
由于“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性格及生活方面的坎坷经历，使得王国维在情感上其实更近于叔本华，其《红楼梦评论》就是以叔本华学说阐释《红楼梦》的代表。从1899年在东文学社初次接触叔本华，到三年后直接阅读叔本华原著，那时的王国维对这位精神导师态度简直可以用顶礼膜拜形容。王国维最初视为精神导师者并非叔本华而是康德，只是由于康德文字过于艰深难懂，王国维才不得不转向叔本华。而后者之悲观厌世学说，恰与王国维之忧郁性格相符。而叔本华对天才的礼赞，又满足了王国维的天才情结。何况叔本华的文字富于情感，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王国维舍康德走向叔本华就是必然。
随着学识的增长和眼界的扩大，王国维对于叔本华与尼采学说的弊病，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最终作出了清醒的理性判断：“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也像西哲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自己最钟爱的哲学如贾宝玉一样“撒手而去”，先是投入文学，最后转入纯粹之学术研究。但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特别是人生哲学，一直影响着王国维。虽然他也知道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但其最后投水自尽的结局，其实依然源于他对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认同以及对尼采之天才、超人学说的“同情”——此“同情”非他，即为陈寅恪所说“理解之同情”。这也是导致其走向虚无的重要原因所在。
鲁迅：立人需求中的学说借鉴
当20世纪初王国维撰写《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和《红楼梦评论》等一批重要论文时，鲁迅正在日本求学。虽然很快鲁迅就放弃以科学救国的梦想，却并未致力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文学翻译与创作。这一时期的鲁迅在介绍外来文化与文学观念方面，与王国维一样，把目光转向叔本华与尼采以及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而且同样也对进化论等西方近代文化思想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这些都表现在鲁迅此时所写的《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中。这些论文在很多方面与王国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表现出的对叔本华与尼采等西方文化大师的赞美之情也极为一致。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些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叔本华与尼采思想的影响，所以鲁迅以热情洋溢的文字介绍他们也就不足为奇：“至勖宾霍尔(A. Schopenhauer)，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这与王国维对二人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叔本华与尼采，所谓旷世之天才非欤？二人者，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
鲁迅一生多次提及叔本华与尼采，除在杂文中对叔本华之私 生活及尼采歧视女性态度有所讽刺外，对两人学说都抱持一定程度的肯定。他在“拿来主义”的前提下，给予肯定，如对尼采“超人”学说的评价：“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对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悲观主义人生观，鲁迅认为也有可取之处，这在《野草》中有明显表现。即便是到晚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导言中，也还引用尼采的话证明自己小说创作之独特价值。
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都曾对王国维和鲁迅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两人在对待这种外来思想学说的态度上却有着很大不同，这也是两人的人生路向发生重大分歧的重要原因。王国维由于过分倚重、认同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让自己的脑袋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从而走向了虚无。鲁迅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对外来思想在借鉴的基础上予以更新，为我所用，“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走出，在与更广大民众的实践结合中，走向了一种更高的创新和升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门派传承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关系研究”(14BZW1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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