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的传记作家一样，高建国亦难脱还原历史真相之窠臼，而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史料的搜集与挖掘上所下的工夫让我惊叹不已。但史料的翔实并不是评价一部传记优秀与否的标准，它是传记文体的应有之义。历史所蕴含的复杂意味与内涵才是作家所要着力之处，因为它几乎决定着作品所达到的品位与高度。问题是，意味与内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或为历史所固有，或漂浮为历史的表象，它常常被历史的风尘所遮掩，甚至湮没，以至于消亡；它的复活与重现，有赖于作家的思想深度与价值取向。历史与作家在非虚构类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场生死之博弈，能否从浩如烟海且斑驳芜杂的史料中跳脱出来，进行独具慧眼的审视，考验着作家的思想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对作家而言，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它的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5月5日凌晨，新四军一支队6团东进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两侧、武进以东直到上海的狭长地带，在日伪心腹地带开辟根据地的传奇历史，其意义与价值当是早有定论； 20世纪60年代初描写这一历史传奇的沪剧《芦荡火种》和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虽有现实政治的干预，但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为人们所喜爱，其作为现代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似乎亦无法动摇。高建国并没有驻足于对这两段非凡历史的还原，而是独具匠心地用“一颗子弹”将它们巧妙地勾连起来，进而铺排开去。新四军东进的历史因一部红色经典(我亦觉得两部更为准确)向未来无限延展，而历史的元素在戏剧创作过程中的持续发酵与变异，让它们所蕴含的复杂意味在不断地生成中而愈发地丰厚起来。其实，上述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因为战争、艺术与政治的相互渗透与扭结而颇具传奇色彩，能够真实地还原已属不易；但高建国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以政论体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浑融政治话语和文学叙事，在历史的还原中反诘与叩问现实，进而实现对当下社会思想精神的建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我看来，历史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转译才有可能达成它的历史性。
1957年，曾任20军59师文化科副科长的崔左夫，遵当年淮海战场上刘飞之嘱深入阳澄湖地区采访，并意外地获得了1939年“江抗”东路36个伤病员在阳澄湖坚持敌后斗争的简要材料，然后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 。一年后，上海人民沪剧团的编剧文牧和曾在新四军浙东纵队担任文化教员的上海人民沪剧团支部书记陈荣兰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影响巨大的沪剧《芦荡火种》 ，之后又被移植成京剧《沙家浜》 。一部红色经典由此而诞生，然而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的斗争却被不经意地搁置。复原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的斗争以及十年后的沪剧《芦荡火种》与京剧《沙家浜》的历史经纬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写作视角，敌后武装斗争与红色经典的创作历程，都将吸引读者探究这一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的兴趣。但高建国并没有按照这一极富美学意味甚至戏剧结构的路径来完成自己的文学叙事及精神寻访，他甚至也没有刻意描摹叶飞等将士们所经历的惊险故事。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在钩沉和打捞那些被岁月风尘所遮蔽的将士们的生命存在方面用力颇深。为他们立传的背后，却是要凸显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所蕴含的最富时代气息的英雄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有担当且有难度的写作。这种担当与难度不时尚，也不娱乐，却彰显了军旅文学独特而崇高的思想主题与审美内涵。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而历史正是在这种向度上才最终获得了朱光潜所着力阐发的历史性。
陈荣兰与文牧创作沪剧《芦荡火种》之初的传奇定位并没有错，这是由生活本身所决定的，也是这出戏着力讲述阿庆嫂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的原因。从刻意书写抗战传奇，提升为表现我党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深化了戏剧的思想主题；但北京京剧团的移植改编强调军民鱼水情的同时，突出武装斗争，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从正面打进去，这一思想无疑赋予了红色经典揭示历史本真和重启历史回声的高贵品质，使创新探索中的京剧现代戏最大限度地逼近和揭示出历史真实的本相。这一改编，不仅为剧情和结构的重要调整厘清了思路，而且使全剧的主题和思想有了很大提升。毛泽东提议的《沙家浜》这个剧名，也在洗尽铅华后更富于文学色彩。无论沪剧《芦荡火种》 ，还是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 ，以及此前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 ，都将阳澄湖芦荡里的36个伤病员作为表现的重点。高建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让刘飞难忘且耐人寻味的历史元素，他在《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细致爬梳《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不同寻常的创作历程，一缕朦胧于心头已久的思绪在升腾中渐渐变得清晰。
高建国以设问的方式三问历史：“一、在湖荡棋布、日伪如麻，又无山林隐蔽之利的平原水乡，是什么神奇力量支撑‘江抗’挺进敌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开辟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二、亲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身经百战且三过草地的刘飞，几十年挥师克敌可圈可点之处可谓多矣，但为什么对坚守阳澄湖敌后斗争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三、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刘飞透过陆离斑驳的战争图景，看到了《芦荡火种》的价值，并且在几十年风雨兼程中痴情不改，始终如一关注和支持反映芦荡斗争的红色经典的创作？ ”这三问无疑是《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思想核心与价值意义所在，彰显了高建国作为作家的强大的哲学思辨力和题材吞吐力。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对历史与当下思想精神建构的独特与深刻，唤起了我对纪实文学或曰非虚构文学的敬意与期待。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非虚构写作似有潮起之势，其对事实真相的逼近与揭示，是虚构文学难以企及的文体优势。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亦凸显了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当年阳澄湖上的生死较量早已渐行渐远，笼罩红色经典的政治风云已云淡风轻，但当下社会思想精神的孱弱与匮乏却让我们不能不重新怀想过往的历史。重返历史或许并不能够直接改变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当下的社会现实却一定会在历史的隐喻中沾染上些许适宜人们栖居的理想与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建国对历史本相的探寻和反诘、对时代精神的建构与叩问无疑是宝贵的、稀缺的、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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