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会)召开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发，以求推动文化自信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在文化自信中汲取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黄力之
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关于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由于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诉求在近代的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内部的蜕变，原有的结构被打破，原先非主流的因素得以突出，形成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形成了深厚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可以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了我国的“独特优势”。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提醒人们，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这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自信并非简单地立足于固有传统，而是在变革的基础上的自信。
直到18世纪，中华文化的确因其古老、完备而为世界羡慕，一度还出现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中华古老文化的过时性暴露出来。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和怀疑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如严复所言，“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重新肯定儒家传统思想之积极意义时，也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
“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畏惧变革，并不代表全部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也并非完全不能认识到文化创新之重要。《周易》中早就有“与时偕行”的思想，儒家思想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这才有了后来的“旧邦新命”的命题，即发生蜕变以后的中国文化自信。
经历170多年的历史探寻，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证明近代以来文化变革运动的选择是符合历史之必然要求的，不能无视这个基本的文化史进程来谈文化自信。
20世纪至今，与民族复兴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处在变革之中，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即邓小平所说的“跟上时代”的伟大成果。应该说，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是，在承认并主张文化变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只讲变而不讲不变，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这类主张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在文化模式上就是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又对“全盘西化”予以拒绝：一方面，革命拒绝了西方资产阶级把中国变成殖民主义附庸的愿望；另一方面，革命还成功拒绝了教条主义“西化”愿望，坚持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 中就从这个角度确认：“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还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思维定势的泛滥就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就在于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的警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现实地存在着一种文化危险———“唯洋是从”即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的危险。
去掉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标识，后果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是民族的悲剧，因为那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加于上的，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习近平总书记曾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破除西化思维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意义即如毛泽东当年对五四运动的辩证分析：反对把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无条件地去掉，必须和应该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甚至如国家治理体系与机制的中国元素，唯保持变与不变的平衡，国家与民族才能健康前行。
在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每一重要关头，依靠不断自省而演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精神，中国人才把握住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日益接近。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中增进文化自信
顾红亮
在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要为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提供中国精神指引
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文化需要作出一些合理的转化和调整，才有可能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进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并不难，难的是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这里“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用语突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性。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命题核心是创造性概念，而不是转化概念。那么，怎么样才有可能使得传统文化的转化具有创造性，在哪些环节上可以体现出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从而体现充分的文化自信？ 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握三个环节。
第一，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体现在它可为我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演化中不断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今天的传统，在过去，就是现代；今天的现代，在未来，就变成传统。因此，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包涵着一些普遍的或特殊的价值，结合现代社会的语境，加以适度转化，可以为救治现代文化的弊病提供中国思路和理念，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许多重大挑战，这些挑战来自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回应这些重大挑战，思考解决之法，需要我们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努力解决我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战略。
第二，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体现在它需要消化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为人类发展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依靠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切磋，互学互鉴。一方面，我们要把中国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把世界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文化的空间概念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最为灿烂的一部分。就消化吸收世界文化因素来说，当我们把优秀的世界各国各族文化遗产转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成分的时候，世界文化就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理应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不断壮大自身。
消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克服传统文化的弊端，可以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的作用。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把中国的传统经典传承好，把中国的精神命脉守护好，需要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就可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提供中国的精神食粮。
第三，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体现在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转化的能力。
在传统文化领域，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不仅表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与精髓的自信，而且表现为对传统文化转化能力的自信。193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这里的“小学生”当然是一个谦虚的表达，但也说明我们在继承发扬和转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转化能力有待提升。
近代以来，我们在批判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大提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主体能力。例如，文化虚无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比较常见的是拿传统文化的不良表现(用)来诋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体)，以用否定体，把传统文化虚无化，否定传统文化转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毛泽东提出要善于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要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这些看法有力地回击了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要坚持文化自信，也要坚持忧患意识。自信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并行不悖的。合理的忧患意识，既是传统文化的内在成分，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总之，在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要为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提供中国精神指引，不断提升文化转化能力，以增进文化自信，展示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文化自信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精神营养
王友明
道德、理想信念、思想、价值观等都是文化层面的范畴。党风廉建设离不开文化的“人文化成”来保障
我们最近开展了一项面向党员的8000份问卷调查，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中，许多同志选择了“理想信念缺失”，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毫无疑问，道德、理想信念、思想、价值观等都是文化层面的范畴。党风廉建设离不开文化的“人文化成”来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论述文化自信时，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眼界，将文化的纵轴上下延伸，既体现出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反映出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从而使文化自信顺理成章、不言自明，也为我们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根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西周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成型；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哲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的礼仪道德规范不断进行修正、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追求，崇德重礼、实事求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境界，通过诗书礼乐、谱牒家规、乡规民约发挥出教化作用，对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比如，作为古代家训排序之首的琅琊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心学”。而言行可覆，就是知行合一，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的王阳明自然吸取了其中精华。我们党的三大作风首要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知行合一、言行可覆。
革命文化：自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积淀形成了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精神，成为我们今天开展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在内的一切事业的精神财富。比如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团结协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精神品质，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中蕴含的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作风，都是我们反对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的锐利武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列宁说：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的党风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观决定着党风，而党风则是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比如，在党的三大作风，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过程，表现在党的行动上，就是知行统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历史唯物主义表现在党的行动上，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理想信念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真正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总之，五千多年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百年来上下求索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的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实现党和人民事业的最深厚肥沃的土壤，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实现自身肌体健康的不竭血脉和精神营养。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副主任、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理事)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明范式
方松华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破解了“历史终结论”，最终将开启的又是怎样的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和现代文明样式? 这无疑也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与先进文化。
从理论缘起角度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与20世纪其他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的相争与相融中，才逐渐成为现代思想与文化的主流。这些论战大都涉及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道路选择：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哲学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等。这深刻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兴起与创建的历史同时也是它在现当代中国的前途和道路选择中确立自身的主导或引领地位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奠定它在近现代中国的新“道统”地位的历史。
从学理内涵方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她有着自身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的传播与追随；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思想范畴与逻辑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事业，是党的社会主义历史伟业的理论和政治表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生活中逐步奠定自身的学术基础，积累自身的学术传统，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语境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也渐趋形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向现实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放，以增强自身的创新性与活力；另一方面有着健全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的支撑，与古今中西各种思想资源进行对话交流，以积淀自身的思想内涵，锤炼自身的理论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学术积累，还是学科建设都体现了真正的理论与思想内涵，以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学以原道)，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产生的丰硕果实，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进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实际上已破解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和中国发展的百年难题。比之GDP的数量和规模，更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是中国人用这一过程向世界和历史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发展道路。
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考察，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破解了“历史终结论”，最终将开启的又是怎样的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和现代文明样式？ 这无疑也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新
何锡蓉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文化不仅仅表现为具象的成果，更是深层的价值观反映。核心价值观是根本，为价值取向和文化的性质与发展起着奠基石的作用。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来，全国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活动，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但在学界和民间，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某些疑惑或偏差。要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整体地而不是部分地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核心字着手。
首先，以“德”之培育统领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概括起来，就是“国家之大德”，“社会之公德”，“个人之私德”。中国具有深远的人文传统，其核心就是如何做人。从个人的德行培养推己及人，及于社会和天下，此即所谓修齐治平。以德行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德修业；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与人为善，等等，成为历代中国人价值观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表征，同时也与我们当下提出的民族复兴和每个人的中国梦密切关联。因此，将24字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之德，而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方面予以倡导和培育，或有益于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践行。
其次，以“道”的精神统合多元价值并吸收一切有利资源。不同的社会时期、各个学术派别，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可能都会具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或不同的价值取向。以道观之，求同存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不论是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融合，还是儒释道三家的合流并存，抑或是近代对西学的吸收，都反映出中国文化以“道”的价值来消化和吸收来自于异域或者异己的文化，使之成为世界上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这个“道”，既是存在的原理和世界变化的法则，又表现为人道(价值原则、社会道德理想等)；既内在于世界本身，又指向世界的具体真理。在道的观照下，中国人以自身的修养和实践去体验或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此，道器关系、天人关系、知行关系、人我关系等等，都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二元论的价值特征。
第三，以“创”的态度和方法来接续和转化传统的和外来的价值观。创新一方面表现为“转化”，中国文化在历史中不断流变，其核心价值观也随着时代的需要发生着“转化”。讲清楚转化的机制和内涵，是实现价值观创新的重要方面。比如南孔儒学800年中与南方商业经济相适应，儒学核心价值观与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相结合，并在当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积极转化，综合创新的路子，值得总结和提炼。又如三教合一在民间的物化体现和思想融通，都是进行核心价值观转化和综合创新可以参考的案例。创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反省审思，慎重选择。比如传统儒家有开陈出新、旧邦维新、温故知新等观念，近代新儒家更是以新为贵，维新、新民、新政等成为进步的象征，成为革新社会的思想动力。但以“新”作为价值取向，凡新必好，凡旧必坏，由此带来一系列文化破坏运动，这些则是要引起警惕的。同时，创新还体现在价值的拓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面向未来理想社会的，不仅要纳入当代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新的价值观，而且要预期将来应该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核心价值观培育引领文化创新和发展，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并提出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也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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