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中不断遭遇内部、外部多种因素的冲击，在蜕变与坚守的复杂交织中“浴火重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既是与其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相承接的命题，也是全球化时代中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在开放性的时空视野中返观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境外、海外华文文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曾经遭遇的冲突、困惑和转型对当下文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传统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原乡
对大多数海外华人而言，落叶归根是他们的生命观念，无论空间多么遥远，世事多少变幻，漂泊在外的游子总是眷恋着故国家园。乡愁与寻根是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感染力的主题。我们能够直观地感悟到境外、海外华文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留恋与承袭，它们以一些鲜明的“中国符号”形式建构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从电影《喜福会》到《卧虎藏龙》；从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到洛夫的长诗《漂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和欧风美雨的击打淘洗，中华文化传统以深植于心的根性特质始终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与表达，也由此形成其意境深远的美学特色。
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思考相比，境外、海外华人因为处在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最前沿，他们更容易直接体验到中外文化的冲突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因此，关注他们在“文化争战” 中的思考及心路历程，对我们审视当下的问题多有助益。叶维廉曾在其文章《出站入站：错位、郁结、文化争战——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思》中谈到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为海外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致力于对中国古典诗歌、诗学与外国现代诗的比较研究，尝试阐发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在思维方式、语言结构、美感运思及时空观念等方面的异同。他的人生轨迹经历了战火中的中国大陆、英属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风潮中的台湾，以及6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学习和定居等阶段，他用“异质文化争战的共生”来描述自己对中华文化历史境遇的认识：
在“五四”之初，德先生和赛先生确曾开启过重要的文化的转机: 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开放精神, 使青年能对传统文化中宰制性的权力架构做出挑战, 做出反思, 包括把维护传统权力架构的解读的方式破解, 但同样的反思精神并没有应用到外来意识形态上。事实上, 对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沉醉, 往往压倒了对中国文化原质根性异化生变的思索。……包括中国古典诗提供的灵活语法所代表的非干预性非宰制性的观物、表物的立场与策略, 包括可以帮忙我们破解权力架构解除语言暴力的道家思想, 包括人法自然的山水诗里提供的物物无碍的世界……之淡化和边缘化。所以, 在这个内在化的过程中, 两种文化便无可逃避地进入复杂的冲突、对峙、争战、协商、调整。这种异质争战的共生一面深深触扰了中国本源的感受、秩序观和价值观, 一面引发了弓张弦紧的文化对话。
这些曾经困扰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形态各异的社会问题而不断引起争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五六十年代台港文坛的现代主义热潮，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的多重样态，中外文化的对峙、争战与调整，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中，既保持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又赋予其新的时代性特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陆的新文学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大陆”的文学历史，而境外、海外汉语文学的面貌要用另外的话语体系单独建构。随着学科观念的变革，以及我们对“空间”观念、对“世界”意义的重新理解，学界出现了在文化整体观意义探讨“汉语新文学”的声音，从语种的内涵意义和形式意义上重建“汉语新文学”格局，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将研究视野从中国大陆拓展到包括台港澳及海外汉语文学的范畴。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空间的考察中，我们能发现“中华”美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传承、异变以及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承与扎根，其与整体中华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值得重视。
“传统”的确认及其创造性转化
自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中外文化之间已经难以摆脱相克相生的存在状态。“传统”不是僵化不变、封闭自足的某种教条，而是以巨大的涵化力和自我更新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获得丰富的特质。因此，在当下重提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古，而是要创造性地更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的：“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继承绝不是盲目地复古，而是在现实观照基础上的理性反思，是创造性重建。文学史上的一个例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生水起的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在70年代以后走向“回归”传统的道路。但何为“传统”？如何“回归”？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现代诗人洛夫在《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回归性偏误”的反思：“无论如何，回到民族文学传统的浩浩长河中来，是一个诗人必然的归向”，但是“什么是民族性的诗？”“非写‘长安洛阳’、‘古渡夕阳’不足以言中国，凡写登陆月球，巴黎铁塔，或西贡战争一概目如西化，这是我们批评界最流行而肤浅的看法。这种文学中的狭隘民族意识讲究的是魂游故国，心怀唐宋，尤其重视地域性……但一个诗人的民族意识应是全面的，时空融会，古今贯穿的整体意识。”这些论述显示出他在诗学观念反思中的思考，也呈现出超越同时代更多的泛泛而论的思想深度。他反对携古语以自持、盲目复古的应景之作，直指形式主义地仿作旧诗的“复古派”是“假古典主义”。在其“回归”之后的现代诗写作实践中，他始终“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并探求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中‘妙悟’，‘无理而妙’的独特美学观念的实验”，将其现代性写作带入了一种更为高远的诗意境界。在其移居加拿大以后创作的3000余行长诗《漂木》中，他尝试呈现“大中国诗观”与“漂泊的天涯美学”思想，着力于将个体性、民族性经验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理境界。洛夫用“悲剧意识”和“宇宙境界”来描述“漂泊的天涯美学”的内涵，他认为：“广义地说，每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精神的浪子，心灵的漂泊者。”他要写的就是他们那种寻找心灵的原乡而不可得的悲剧经验。在诗作中，诗人以漂木、浮瓶、废墟等意象表达自我的文化乡愁以及对社会乱象的反思，并巧妙地化用“李杜”之思、老庄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抒发对于历史、人性等问题的哲理性思考。去国离乡的经历并不能割断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联，洛夫曾说：“远走天涯，我虽割断了两岸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精神和智慧，培养我的人文素质与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海外华人的心声。在现代意识、独立精神的烛照下，他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建构了新的中外文化交融的诗歌美学。因为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洛夫在融会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表现出文化自信与主体自觉，而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融入世界格局过程中最渴求的一种意识。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文艺报》社 吉林省作家协会 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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