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关于事件的结论早已尘埃落定，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判定。今天我们重温胡风文艺思想，探讨胡风与左翼文学阵营的分歧是一方面，但更应该思考的是胡风文艺思想在时代流转中所具有的生命力，进而体会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切洞察与个性化阐释。
站在新世纪重新审视胡风的文艺思想，“思想诚实”可以说是胡风文艺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奥威尔在《文学与极权主义》中曾就集权时代的威胁，非常自信地指出，过去400年整个现代欧洲文学是建筑在思想诚实的概念上的。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中这种思想诚实的积淀远为匮乏。胡风的“思想诚实”与他出身底层，有着朴实、“鲠直”的性格有关，他对封建意识给农民造成的精神奴役有着切身的体认，另一方面胡风本身就是一位诗人，对创作有着直观与感性的体验，因此，他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上个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认识的分歧，还是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差异，以及1954年7月胡风向文艺工作献言献策的“三十万言书”， 胡风的文艺思想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与意志。思想的诚实，使胡风突破了利用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图解的怪圈，而将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真正抵达了艺术的本体，这是胡风的可贵之处。
胡风文艺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深化。他一生的创作实践、文学批评与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在承认现实主义作为唯物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要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进一步指出：“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流贯着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内容。”在胡风看来，现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为作家对“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夺取生路”等内容的反映而变得生动鲜活。
强调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主体之于生活与作品之间的能动性，是胡风现实主义文论的重要内容。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高扬主体性的理论。他认为，脱离了作家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的纯客观的生活的真实是不存在的，任何内容只有深入了作者的感受才能成为生活的真实。“写真实”是现实主义本质的审美属性。这也是胡风终其一生致力于对形形色色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它们是和现实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胡风文艺理论中这种清醒而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形成，除了在40年代民族救亡图存背景下，知识分子由于对动荡历史的感同身受而产生的特定精神诉求，更多地源自胡风对五四启蒙精神立场的捍卫与坚守。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对大写的人、对觉醒的人的书写，都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发掘。作为深受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胡风对五四启蒙理想的目标与使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所以，40年代民族存亡之际，面对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目标，文艺的“从属论”、“工具论”甚嚣尘上，文学如何处理与时代、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与众多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向革命者的身份转换相比，胡风始终未曾忘记启蒙的艰巨性，因此，他的文艺思想强调的是对民众的启蒙。这在一个政治话语全面覆盖个人话语的特殊时代，胡风对启蒙理性的捍卫以及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人格的坚守与历史的错位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除了五四传统的浸润，鲁迅破除一切瞒和骗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对胡风的影响深远。在《文学上的五四》中，胡风指出，“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的两个方向。这原来不应该分裂的两种精神，在伟大的先驱者鲁迅身上终于得到了统一。在胡风看来，无论是“为人生的艺术”还是为“艺术的艺术”都是出于改革现实人生的愿望。这和他对现实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致的。
在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主观战斗精神”是其最为核心的理论支柱。这一理论的形成与他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胡风在总结世界文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文学创作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一文中，胡风分析、总结了鲁迅的成长经历与创作历程，并指出要接近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存在，需从他思想生命的人生态度入手，即“他的内在的战斗要求和外在的战斗任务的完全合一”，“这可以和天地造化比美的宝贵的精神”，表现在他的“本于他的真实的斗争要求，向着具体的斗争对象”，进而“把自我扩大成了思想领域的全面，把一己的生存和整体的生存结成了一体”。在胡风看来，鲁迅内心鲜明的爱憎情感与外在的韧性斗争精神的统一，以及通过杂文“使思想成为突入现实的力量”，正是一种主观战斗精神的彰显。就创作实践而言，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不是对生活、现实机械被动的反映，而是应该加强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对现实生活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主体与客体之间只有在“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中才会进入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虽然，胡风因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倡导而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但这恰恰是一种从艺术本身出发的真正的“客观”。胡风对“主观战斗精神”的阐发与体悟如此之深，以至它早已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融入阐释者生命之中，化作一种生命态度与理想追求。他同庸俗社会论与机械论的抗争，对国民精神创伤的救治，以及以这种理论为旗帜，通过编辑刊物，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并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诗派。这一切均可视为胡风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实践。
胡风文艺理论的另一个支柱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理论的形成一方面基于胡风开阔的历史哲学视野，另一方面缘于胡风对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文艺思潮的反拨。在胡风看来，现代中国不仅要完成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政治统治的政治变革使命，也要让现代中国人摆脱封建文化的桎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格的变迁。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根本的变革，首要任务是“立人”。正如鲁迅所言，“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而“立人”首先要对人民大众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识。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成为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大众化”及“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产生了对所谓“人民”、“大众”的偶像化崇拜倾向，文艺界开始遗忘甚至出现了否定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倾向。针对这一现象，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精辟地指出，无论人民是怎样的众多，无论人民大众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是小私有者，是“在封建主义底几千年的支配下面生活了过来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自私与狭隘，封建主义的压迫则让他们愚昧、保守、麻木、安命。人民“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基于这种认识，胡风进一步深化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即在“抖去阻害民众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的同时， 更要正视并揭露“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学对五四传统的背离及其创作中表现出的过于功利化政治诉求无疑具有纠偏作用，而胡风对思想启蒙艰巨性的体认与对艺术规律的重视，也显示出具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高屋建瓴式的思考，这种超乎时代的远见卓识是胡风文艺思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所在。
任何理论与概念的形成，必然会打上阐释者身处时代的烙印，胡风的文艺思想也不例外。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精神奴役创伤”论，论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辨析。首先是关于这一理论立足点的反思。在胡风看来，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要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民族的进步。民族战争的如火如荼，固然为革命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是清除几千年封建思想残余绝非朝夕之力能够完成。胡风认为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达不到的，解放正是为了进步，不要进步的人终会背叛解放的。显然，与政治革命相比，胡风更加注重的是思想启蒙的革命，甚至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政治革命。这一认识有其前瞻性，但是，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思想启蒙、人的主观意志、精神人格是否真的重要到、优先于政治革命而跃居主体性地位？这是值得商榷的。其次，与“精神奴役创伤论”相关的胡风对民间文艺看法的辨析。基于对“人民”的清醒认识，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封建社会的“民间文艺”进行了抨击。他否定了向林冰等人提出的文艺创作“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规律，强调新文学的途径并不在“旧形式”或“民间形式”中寻找， 而必须在与现实斗争生活的结合中寻找。 在胡风看来，民间文艺不仅是反映了认识生活的封建观点，而且虽然是通过封建意识的世界感和世界观，但依然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洋相。这些本质上是用充满了毒素的封建意识来吸引大众，所以，封建意识的传布力就特别强烈。显然，胡风对于民间文艺的看法带有鲜明的五四反传统色彩。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没有脱离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透过民间艺术这种形式，胡风看到其中蕴含的封建意识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为了强调现实主义的文艺主张而将“民间形式”不加辨析地定性为“封建主义”而加以批判，显然忽略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新旧艺术形式之间转换的可能性。詹姆逊曾指出，“每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当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构入新的文本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各种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激活与对话中可以窥见一斑，格非、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已经昭示出文学对传统回归后呈现的某种新质。
今天来看，胡风与左翼阵营内其他派别的论争究其根本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识的视角与切入的角度存在差异。由于双方立足点的区别，决定了他们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话与交锋。任何文学理论的生成都不可能在一个一元的、密闭的空间内完成，它应该在多元共鸣的语境中不断获得自身的生长点，从而建构起充实而完善的理论体系。胡风给予我们的启示，除了他在文艺问题上表现出的独立思考精神，更在于他独立不羁的精神人格。与20世纪许多喑哑于时代苦难历程的知识分子相比，胡风在一种执拗的坚守中远离了自我萎缩与变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