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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岁的萨冈认识杜拉斯时,心里除了崇敬更多是胆怯


    杜拉斯和萨冈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最出名的两个女作家。杜拉斯比萨冈大21岁,1954年,当萨冈出版处女作《你好,忧伤》时,杜拉斯已大名鼎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她除写作之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报刊上满是她的文章,可谓是风光无限。所以,当一文不名的18岁女孩萨冈面对她时,心里除了崇敬,更多是胆怯。
    萨冈第一次遇到杜拉斯是在伽利玛出版社门口。杜拉斯的丈夫马斯科罗是那里的审读员,她的书也是在那里出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进去,而是待在停在门口的车中。也许是以为没人看见她或能认出她来,她一副疲态,竟然打起盹来。但萨冈“从红色的唇膏和菩萨般的眼皮上认出是谁来了”“玛格丽特就那样睡着了,一张被淹死的年轻女人那样光亮的脸,让人不敢打搅”。
    萨冈是去那儿找她的朋友弗洛朗丝的。弗洛朗丝比萨冈大两岁,20岁就能进伽利玛这家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出版社工作,不能不说她沾了老子的光。她父亲马尔罗是著名作家,获得过龚古尔奖,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戴高乐将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后来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近十年。有了这层关系,热爱文学的弗洛朗丝在法国文坛当然就如鱼得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当时,杜拉斯住在圣伯努瓦街5号,一些文坛好友常在她家聚会,被人叫做是“圣伯努瓦街帮”。当萨冈把在门口瞥见杜拉斯的事告诉弗洛朗丝时,弗洛朗丝便问她想不想去杜拉斯家做客,萨冈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到了那天,弗洛朗斯就带着她的好友去了圣伯努瓦街5号杜拉斯家。
    根据惯例,她们带了一瓶红酒去。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张开着大剪刀,客厅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各地收集来种种东西,杜拉斯的儿子乌塔正坐在地毯上玩。杜拉斯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迎出来,发现两个女生有些拘束,便跟她们攀谈起来,介绍她做的菜,尤其是越南炒鸡蛋。晚餐没有牛排,因为她不知道晚宴有多少人来,而且,“每次做牛排都是一场悲剧”。不知是小气还是真话。
    当晚客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格诺、巴塔耶、卡尔维诺、蓬热、布朗肖等,这些人,萨冈以前只是听说,现在见到真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她太崇拜和羡慕杜拉斯了:“假如能像科莱特和杜拉斯那样被人喜欢,这就是一个女作家的生活,那人们愿为之付出一切,她想,值得为之努力”。
    在餐桌上,大家谈的更多是政治。萨冈不太感兴趣,她还太年轻。杜拉斯发现两个女孩被冷落了,便主动问她们一些问题。弗洛朗丝说:她的朋友写了一本小说,下星期就要出版了。18岁的少女出书,应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是什么地方?巴黎文坛的中心的中心,名人都在这儿呢!“餐桌上的谈话停了下来,大家都盯着她看”,然而,萨冈感到的不是羡慕和敬佩,“她忍受着大家的嘲笑、假惺惺的尊重或是惊讶,或者更糟,冷漠”。谁也不把这个小女孩写的书当一回事。有人问:“在哪家出版社出的?”这个问题的杀伤性太强了,“巴黎式的问题,就像一个陷阱,言外之义是:‘你算老几?’”
    但大家毕竟都是有教养的人,还是纷纷祝贺了一下这个陌生女孩,然后谈其他问题去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那天晚上“坐在桌角、害羞地缩在椅子里的女孩,很快就要在全世界出名了。虽然她还被一面之交的同行们看不起,但她很快就将比围坐在那张桌前吃饭的所有人都出名”。一个星期后,萨冈的《你好,忧伤》出版,首印4500册,几周就售空了,后来印数不断增加,达到了84万册,不仅成为法国战后的第一部畅销书,而且被译成了20余种语言,仅在美国就售出了100万册,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在全世界的销售量更是超过了500万册,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相比起来,大姐杜拉斯头上的光环有些黯淡了,虽然书还在出,但没有新的超越;电影拍了很多,艺术探索固然宝贵,但由于太小众,喝彩的人少,让她缺乏成就感,加上此时她被法共开除,显得有些心灰意冷。直到1984年,《情人》的出版才让她扳回一局,重获辉煌,但这时,离萨冈的成功已经整整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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