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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上的流亡者:巴塔耶


    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前有尼采“上帝已死”的惊人一叹,后有福柯等人的解构思潮。在两者之间,有一位叛逆的法国知识分子,承前启后,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他就是乔治·巴塔耶。
    巴塔耶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过去的几百年,文艺复兴等一系列运动前呼后应,上帝的牢固地位不断动摇,终于在19世纪的尾巴上,被拉下了神坛。如果说,尼采的宣言含有童言无忌的意味——他本人不必立刻承受信仰丧失导致的漂泊之感,那么巴塔耶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一生恣意放纵,茫茫然,无所依。
    这位法国知识分子的奇特思想逆潮流而行。传统的理性王国是他的抨击对象,而同时代的思想流变也不能幸免。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无足轻重的理想主义,唯物主义无法超越自身所否定的思想,存在主义受制于过时的意识理论,结构主义处于矛盾对立的境地,心理分析与法国的社会学并不完整……纵观其一生,他拒绝一切规范,一路走来,一路抗争,保持不变的惟有放荡不羁的私人生活,与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在“破与立”之间,他似乎始终选择前者。他认为,“人只有在这种没有标准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标准,才会真正成人”。这样看来,巴塔耶并非游戏人间,并非把妓院当作真正的教堂,当作惟一真正满足的地方。在荒乱生活与庞杂思想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执著追寻——成为真正的人。当彼岸的天堂塌陷,虚幻的尘世成为惟一的实在,人何以为人?在那个时代,巴塔耶不是一个人。《地下室手记》倾诉了多少人的无处安身之感,《城堡》是无法抵达的魅惑之地,《夜》道出了人们对理性与文明的质疑。
    在无垠的荒野上,巴塔耶仓皇奔走,闯入了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等一切领域的禁区,得到了富于洞察力的发现。他发现了“异质”与“同质”的博弈。巴塔耶认为,“同质社会无法在其自身内部,发现行为的意义和目的。这样,它就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排斥的强制力量”。这句话可以说是《疯癫与文明》的主旨句。从中世纪开始,文明社会接连把“愚人船”、“麻风病人”、“女巫”、“精神病患者”等群体置于消极的境地,剥夺其话语等权利,打入愚昧荒诞的黑暗之地,从而衬托出自身的理性与光明。以管窥豹,可以想象,福柯之外,巴塔耶又是如何点拨了后来者,如何促使了新思想的形成。
    巴塔耶既是平凡的寻路人,又是独特的启示者。他的生活放荡不羁,这可能会冲淡大众对他的兴趣。但鉴于他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其作品却是不可错过的阅读对象。《巴塔耶》是美国学者斯图尔特·肯德尔的作品。该书以时间顺序概述了巴塔耶的生平及作品,并穿插着作者的点评,引人思考。书中的故事时而详尽,时而简略,总是与巴塔耶相关时段的思想变化联系在一起,共同勾勒出其反抗一切、无所归属、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一生。
    整个评传反复回响着巴塔耶父亲的一句疯话,“大夫,你跟我老婆上床完事儿后,告诉我一声!”作者接着评说道:“父亲的疯狂控诉撕下了少年巴塔耶的面具,撕下了仁义道德的面具,撕下了父母和医生脸上的面具;这些象征规范和权威的脸面,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脸面。这句令人作呕的话打开了一个无限自由的世界。从此之后,巴塔耶终其一生的必行之事,就是在所有的情境中寻找出那句话的对应之物:不仅在所有的故事和情色艳遇中,而且在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词语、所有的思想之中。原先高不可攀之物被拉下神坛,而原先为人不齿的东西被奉若神明。”这样的分析,作者由感性经验入手,敏感地抓住其中意味深长的瞬间,进而阐发出瞬间的永恒意义,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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