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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陶渊明: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笔下有诸多对菊花的描写。也因为喜爱菊花,“陶渊明”这个名字随着一档节目成为了最近的网络热词。
    抛开这场火热,今天我们想认真地向各位书友介绍,这位骨子里带着率真和纯情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时断时续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恰逢东晋南朝之交,他生命的最后七年是在南朝的刘宋度过的。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任西晋朝的大司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但因父亲早逝,家道开始中落。
     
    为了解决“亲老家贫”的问题,他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出任了州祭酒,一个管理一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清水衙门的小官。可是,追求自由的思想,饮酒使气、不受约束的散漫生活作风,显然与官场刻板、规则的运转程序不相容,所以他的第一次入仕,就以“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结束。
     
    不过,此时陶渊明的诗文毕竟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州府主官还是希望将他网罗门下,所以不久又征召他任州的主簿,负责州政府的文书簿籍。这虽是一个较有实权的官位,但同时也是一个政务特别繁忙的职务,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陶渊明没有应征,而是选择了“躬耕自资”。
     
    他的决定也得到贤惠妻子翟氏的支持,她与陶渊明“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然而,对于一个曾经生活于衣食无忧而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来说,体力劳动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可能由于劳动艰辛,营养不良,陶渊明很快陷于贫病交加中。就在这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对他施以援手,送来关怀和温暖。
     
    这位檀道济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能吏和智勇双全、能征惯战的将军。见到病卧家中的陶渊明后,他对陶渊明说:“贤明之士的处世态度,应该是天下无道则隐居,天下有道则入仕。今天先生逢盛明之世,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而是在家如此苦熬?”陶渊明回答:“我哪敢以贤士自居,只是志向不在仕途啊。”檀道济造访陶渊明,目的显然是动员他出来做官,现在见劝说无效,也不勉强,就留下粮食和肉,与他道别。大概是檀道济居高临下的态度使之心生不快,尽管处于贫病交加中,陶渊明也拒绝接受他的馈赠。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过檀道济的一席话起了微妙的作用,不久陶渊明再次入仕。先是在403年做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继而是在405年做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两次都是作为军事幕僚,为将军处理军中文书之类的事务。一次,他对亲朋好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愿以弦歌赚钱,作为隐居的衣食之源,怎么样啊?”这话传到他的上级那里,以为他是因幕僚的收入太少发牢骚,于是就任命他做了彭泽(今属江西)令。彭泽位于长江之南和彭蠡湖之东的夹角地带,河渠纵横,丘陵和湖畔小平原交织,自然条件虽谈不上多么优越,但正常年景里百姓的日子还能够勉强维持。
     
    陶渊明在县令任上,忠实践行“无为而治”的行政理念和政策,除维持治安和征收规定的赋税、征发规定的徭役外,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尽量不加干预,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产和衣食住行。
     
    任职期间,他为了使儿子的生活得到保障,就送给儿子一个佣工帮助打理种田和家务之事。他写信对儿子说:“因为你的日常生活所需完全靠自己劳动还有些困难,所以我派一个佣工帮助你。他的劳动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他身为人子,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必须善待他。”
     
    按照当时的制度,每个县令可得到200亩公田作为俸禄的补充。陶渊明要求这些土地全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我能经常在醉酒中过日子,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他的妻子提出异议,要求全部种粳稻,因为她知道过日子经常需要的是粮食,这是酒不能代替的。最后夫妻达成妥协:150亩种秫谷,50亩种粳稻。
     
    陶渊明在县令任上,由于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属吏各司其职,各项政务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一切都加以简单明快的处理,又不攀高结贵、私事上官,所以官务清闲,乐得有较多的余暇登高望远,临水赋诗,田园游观,饮酒赏菊。一段时期,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然而,作为县级基层官吏,总少不了送往迎来的日常事务。义熙二年(406年)的一天,郡府遣督邮来县里检查工作。这个督邮虽然是级别低于县令的小吏,但自西汉设置以来,却是郡府直属的监察官,位卑权重。他们经常分部巡视所属的县域,对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县中官员行使督察之权。他们一旦贪贿弄权,对县里政务就会形成不胜其烦的干扰。
     
    属吏告诉陶渊明,按照惯例,县令在督邮莅临县城时,应该“束带见之”,即穿戴整齐的官服,郑重其事地迎候并陪同督邮,报告工作,接受检查。陶渊明可能早就耳闻这位督邮的德行,思忖再三,决定宁肯辞职也不去低三下四地侍候这种颐指气使的小人。他叹息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就弯下腰,去低眉顺眼地侍奉这种乡里小人!”于是自动交出印信,毅然离开彭泽。回到家中,他握笔凝思,一气呵成写就中国文学史上千古绝唱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誓与仕宦决绝的宣言书,是他对道家人生理想的最完美的颂歌。在他看来,在官场过的是“心为形役”的“迷途”生活,而返回故园,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耕耘田园,把酒临风,才是人应有的本色生活,才是人生价值理想的回归。有了这种认识,陶渊明就以愉悦的心情过起了“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躬耕田园的生活。所以,归家不久虽然接到朝廷征召他去京城做著作郎的诏书,也坚辞不就,尽管这是一个他能够胜任的愉快的职务。这一年,陶渊明41岁,从此彻底结束了时断时续的仕宦生涯。
    从中感受到无穷乐趣的田园生活
    
    在陶渊明眼里,乡间的农耕生活闲逸而舒适。除了在田园劳动,余暇时间就是弹琴赋诗,饮酒赏菊。他的乡亲每有酒即邀请他居家共饮,有时也同去酒肆相坐共饮。每次饮酒,都伴随着天南海北的高谈阔论,直至欣然酣醉,才慢慢返回各自的家。
     
    陶渊明不主动造访官府和官员,其闲暇时间更多是在田舍林泽间和雄奇壮丽的庐山游观。不过,他也不是彻底与官府和官员断绝来往,而是有选择地与旧交或谈得来的官员聚会饮宴,以便随时了解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从他写的一些记述送往迎来、招宴聚餐的诗中可以展现出来。
     
    陶渊明有一个朋友颜延之,曾任刘柳将军的后军功曹,在浔阳与陶渊明结为挚友。后来颜延之转到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为官,但每次因事途经浔阳,一定每天都去陶渊明家饮宴,而且一定酣饮致醉,方才罢休。一次颜延之造访陶渊明后离去时,给他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悉数送给酒家存放,以便随时去饮酒或取酒。
     
    对于来访的朋友,陶渊明不分贵贱,只要家里有酒,一定设宴款待。如果自己先醉了,就对客人说,我已经醉了,需要睡觉,你们可以离开了。有一次,郡里的武官前来造访,正值陶渊明在家自己酿酒,酒熟时,他顺手将该武官的头巾取下来,作为过滤酒的工具,滤完后,又还给人家,一点也不难为情,毫无做作之态。这一切,将陶渊明的率真、纯情、任意、怡然表露无遗。
     
    陶渊明的躬耕生活尽管有时不免饥寒,但由于是自己的自觉选择,所以也就不仅安之若素,而且从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实际上,他辞官之后虽然不离耕稼,但并非如同地道的老农日日耕耘在田野,他家尚有足供温饱的祖产,有佣仆承担了主要的农事,所以他才能够“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才能经常饮酒赋诗,“雅咏不辍”,才能“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离世前写下对美好人世的告别词
    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选择的“躬耕自资”的人生之路尽管充满“贫富常交战”的困顿和艰辛,但他却能够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并从不倦的劳作中体味田园生活的快乐和无尽的美感,进而将其凝聚在诗篇中,从而大大拓展了田园诗的广阔领域。他的作品中有大家熟知的《归园田居》《桃花源记》,那些看似平淡、质朴的诗章,或述人,或状物,或拟景,或抒情,但都自然、贴切、精准、隽永,接地气,远雕琢,如一幅幅恬静淡然的水墨画,百看不厌,余味无穷。
    陶渊明在躬耕、饮酒、赏菊、赋诗中度着他的岁月。60岁以后,他逐渐感到身体的衰颓,想到死和身后事的安排。刘宋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九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到来。他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在人世度过的最后一个重阳节,于是在与妻子儿女们共度佳节的时候,欣然命笔,写下三首《挽歌诗》。这三首诗是陶渊的绝笔,是他对美好人世的告别词: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在他看来,人死之后,荣辱已经不存在,只剩下躯体向大自然的回归,“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基调是参透生死的洒脱和达观。这最后的绝命词,表明他是一个活得明白的人。两个月后,公元427年的十一月,陶渊明安然而逝。
     
    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热爱和陶醉,使后世数以十计的诗人写了数以百计的效陶体的诗文,白居易、苏东坡、苏辙、晁补之、李纲、宋葛胜、陈造、刘克庄、方回等都留下这方面的诗词华章。还有一些诗人学者,特别佩服和推崇陶渊明诗歌艺术冲淡平实、自然质朴的风格。如唐朝的杜甫就说“焉得思如陶谢(灵运)手”,白居易也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宋朝的李复更赞赏他“诗语最萧散”“真风在平淡”的特色。
     
    (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古代贤明县令》,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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