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语：
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每一部作品都是人在一定时空中活动的展现，因此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恒新的话题。这一组关于文学地理学笔谈的作者都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陶礼天教授对文学地理学的元理论作了简明而又清晰的解说，青年学者徐汉晖认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地域的自然图谱和人文基因，曾大兴教授以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为例做了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样本考察，都有新见，都有启发。
——刘川鄂
近年来，国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风生水起。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拓荒圈地”又勤奋开垦，取得累累硕果。作为晚辈后学，实在经不起这份“诱惑”，于2013年冬，我也开始悄悄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彼时，杨义先生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强调文学研究应接上“地气”；曾大兴教授以大量的实证性分析，深刻论述了地理对文学之影响，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和领衔人。受诸位前辈学术思想的启发，愚以为文学创作并非作家天马行空般地思绪驰骋，它隐性地建立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有自身的地理维度。在此，借本期“自由谈”的主题，站在文学边缘的我，也来聊聊文学的“地气”和“地缘”性，所言未必深刻，因兴趣催发，虽诚惶，心亦坦然。
古人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由于人类与土地的天然亲缘性，必然赋予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生于天地之间，要吸收阳光雨露，汲取天地之精华，离不开“地气”的滋养。那么，何为“地气”？我们经常把“天气”挂在嘴边，刮风、下雨、升温和降温都叫“天气”，对“地气”却很难说清楚。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地气是大地的能量场；从地理学的层面讲，地气是不同地区的气候；从玄学的理论看，地气是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为自然之本色。可见，“地气”跟地理环境有同构的关系。“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说明“地气”具有一种“营养”的效力，能影响草木的生长。同理，“地气”也能影响到人的性情发展。有学者指出“大漠秋风历练出北方人的豪爽侠骨，江南春雨滋润着南方人的婉约柔肠”，说明人的性情因“地气”不同而差异较大；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方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而 “北方阴气坚急，故人刚猛”。其实，人的生命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和延续，地域的自然色调和人文精神无形之中会沉淀在每个人身上，就像阳光雨露润物无声，却能量无穷。
我始终认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地域的自然图谱和人文基因。文学创作同样要吸收山川湖海所赋的灵气，这种“灵气”就是自然界中的飞动之音、铺排之色、展开之形、涌动之香和静穆之美。它们往往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最终升华为一道道文学景观，让读者流连忘返。比如，有人喜欢“疏影横斜水清浅”的静穆之美，有人爱看“半江瑟瑟半江红”的铺排之色，还有人爱听“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动感之音，也有人向往“闲看中庭栀子花”的悠闲，去细细品味自然界的涌动之香。这些抒写“地气”的诗句之所以具有穿透人心的艺术魅力，难道不是因为作者汲取了天地之灵气吗？
此外，我们还强调，文学创作要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要脚踏实地，遵循自然规律。文学是作家心灵空间的回声，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总会刺激他们的生理感官，再作用于他们的心灵世界，并一定程度影响他们的精神气场和审美情趣，由此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能赋予某些艺术形式一种地方色彩，如藏族民歌洋溢着高山雪峰的辽远，蒙古舞蹈影射出广阔草原的苍茫，江南小调却别具水乡泽国的韵味。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自然环境的差别会导致人类生活模式的地域差异，生活模式的不同又必然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的不同。因此，从环境影响论上讲，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地气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致远感慨“断肠人在天涯”的孤独，陈子昂产生“独怆然而涕下”的惆怅，杜甫抒发“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感伤，他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其实分别与“夕阳西下”、“天地之悠悠”和“风急天高”的地气有内在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文人的精神气质和创作风格无不浸染着“地气”的光影、色调和风貌。作家只要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大自然，遵循自然的律动与节拍，感受大地的声色与芬芳，他们创作的文思就会汩汩而来。因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地气”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容易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提升他们的审美境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实际上反映出主体审美经验与“地气”的交融状态。生活于大地之上的任何作家，在接受地气滋养的同时，也要以敏锐的艺术嗅觉去触摸大地的律动，正所谓“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情性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灵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就在此。
所以，古往今来，那些接“地气”、写自然山水的作品，更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往往经久不衰。无论“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浅浅低吟，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式的高亢之歌，或者“湖光秋月两相和”般的恬淡之美，诗歌只要沾染了“地气”，浸染了山川湖海的光影，无形之中就荡漾着一股灵气。人是大地之子，一生始终被环境所包围，默默接受地气的恩泽和滋养。文学离不开人，也离不开土地，有着深刻的“地缘”性。
那么，何为文学的“地缘”呢？我认为，文学的“地缘”是指文学与地理之间的诸多联系，它们相互亲近，彼此滋养，演绎着千古不变的“人—地”情感和神话。陈寅恪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这说明“地理”乃中国诗歌的一个基本特质。其实，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任何文学样式都有对地理的抒写，与地理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认为，小说的世界由视野和地平线组成，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价值的地理知识。然而，谁也不可否认，“文学中包含着大量地方感受和地方描述”。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属性和认知地理的价值功能，它的“地缘”含量可大呢。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就有很多典籍涉及到地理书写，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地理色彩。《山海经》记载了一些山川和物产内容，《尚书》的“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史记》的“货殖列传”刻写各地的风土人情，《汉书》专设“地理志”栏目，等等，实则是文学与地理的“联姻”。还有一些地理探险和旅行游记之类的作品，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语言清丽，文笔畅达，既有地理学意义，又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文学源头上的艺术高峰，分别“代表着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个诗性智慧系统”，也与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地理景观抒写，比比皆是，简直可以信手拈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表现了独特的山地气候景象，“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描述了塞北的恶劣气象，“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再现了高山峡谷落尽于平原的地貌景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纯粹的地理景观一旦纳入了诗人的视野，就沾上文学的魂魄，其人文内涵便油然而生。正所谓“景以文名，文因景传”，文学与地理之间彼此呼应、彼此成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对地理的呈现就是简单的“照镜子”。任何地理景观最后能统摄于文人的笔端，被赋予“精、气、神”的灵秀之韵，是由于作者的主观选择、艺术想象与心灵锤炼的结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原本是水乡常见的落日图景，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却显得惟妙惟肖。诗中的“落霞”、“孤鹜”、“秋水”和“天地”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充满了动感和灵气。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也不是对地理之景的简单再现。此时，清幽的高林、苍翠的山色和悦耳的鸟鸣，分明是作者“禅心”的诗性反映，还有那明澈如镜的清潭，又分明是澄明之境的诗学隐喻。此刻此景，诗人似乎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消除了一切世俗的杂念，幡然领略到忘情世俗的意境。可见，文人笔下的地理景观，并非自然原色与空洞之物，往往浸透了他情感的汁液和思想的精华。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讲，文学的“地缘”性不仅仅表现为地理景观的文学抒写，还表现在文学流派的地域色彩、文人群体的地理迁徙，甚至文学版图的地理运动等更宏观的联系上。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分别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南迁现象，古代文学版图也表现出从中国西北部向东南方向运动的状态。而且，基于古代文学中心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史位移趋势。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版图也展开了一种“自北向东”的位移态势，延续了明清文学以苏杭东南沿海为创作主区的板块特征，江浙作家群构成了创作的核心力量。直到1940年代，在战争的笼罩下，现代作家地理迁移的态势加剧与分化，文学中心彻底被瓦解，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文学版图。此外，很多文学流派也与地域有不解之缘。从古代的“江西诗派”、“公安派”、“桐城派”到现代的“京派”、“海派”，再到当代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等等，这些文学流派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凡此种种，无不印证，文学分明有很深的“地缘”性。
总而言之，地理是文学发展的坚实土壤。文学的“地气”与“地缘”问题，其实就是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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