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
“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及出土时的照片
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
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
“秦公镈”及铭文拓片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车上的矛状车軎
马首悬铃青铜挂钩
四马青铜挂钩
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
方筒形青铜建筑构件
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
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
近日，集齐全国30家文博机构240余件“国家宝藏”的“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记者有幸随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同观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长沙市飘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雪。在驱车前往湖南省博物馆的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看着层层堆起的白雪，喃喃自语道：“明天能顺利回京么？这雪怎么就下这么大呢……”“嗐，还不是因为您给这次联展取的好名字嘛——‘东方既白’！您瞧，这不给您 ‘白’上了嘛！”陪他前来的家人笑道。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听后笑起来，他说，最初展览定名为“轴心时代”，但由于说到“轴心”二字，人们总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国”，所以最后李零先生将其改为“东方既白”，取中华文明革新黎明之意。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位于湖南省博物馆一层，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特展，收取门票30元，展期到今年3月28日。与两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展”、“湖南人展”的客流量相比，展厅内的人不算多。展陈的器物来自全国30家文博机构，总计240余件/套。从展陈空间看，器物的放置空间比较疏朗，不少展品都单独置于一个玻璃柜中，可以观赏到至少三面的细部。进馆时，恰好赶上一波馆内安排的讲解。不过，有马今洪在，还是听他的独家解说吧！
僭越与排场
此次特展共分为5个单位，第一单元为“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据展览解说，这一单元是为了说明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局势跌宕变幻，“随着长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社会发生大变革，社会秩序重组，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记者发现，这一单元的展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生活器物、乐器、盟书、各类兵器等。
进入展厅，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诸侯僭越周王礼制”案例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在硕大的玻璃柜中放着九鼎、八簋、九鬲、两方壶、一豆、一圆壶、一鉴。据展览说明，这组器物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用器，郑国是周厉王少子的封地。马今洪介绍，鼎是盛肉用的，簋是盛粮食用的，鬲可盛肉也可盛粥。按周朝礼制，郑国公作为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据展览说明，“国公始用天子规制的九鼎八簋”，之后许多诸侯国也依照此例，“充分反映了列国公卿纷纷僭越礼制的状况”。
在九鼎八簋对面，放置着一组根据使用场景复原排列的“楚王孙诰编钟”，作为“卿大夫僭越周王礼制”的案例。这组编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死于公元前552年。马今洪介绍，编钟作为礼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早期。编钟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制，一般认为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编钟僭越使用的情况开始悄然出现。到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与卿大夫大规模打破原有等级规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编钟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乐器，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中。”马今洪接着介绍道，这组“楚王孙诰编钟”，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钟架上，下层为低音区，演奏时作和声之用；上层为中高音区，演奏时作旋律之用。经过调音，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音，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总音域达四个半音程。上层七音俱全，而且多数有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乐考古界认为，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音域最宽、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保存完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说到编钟，总让人联想起曾侯乙（约卒于公元前433年），他墓中出土了65枚编钟。马今洪说：“曾侯乙是个音乐家，他墓葬的特点就是乐器特别多，他墓里出土的乐器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再往前走，一个大玻璃展柜中陈列了一鉴一壶，名为“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这组器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卿大夫，是战国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马今洪介绍，青铜器的发展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夏）、育成期（商代早中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和更新期（春秋中晚期、战国）。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青铜器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礼制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但在“更新期”，在器形、纹饰方面，青铜器一度出现了“仿古”风潮，这组器物中的鉴，所饰的兽面纹就是“仿古”图案。在陈列的器物旁，还配有“壶鉴出土时组合使用图”，图中，铜壶被放置在铜鉴中。马今洪说，很可能壶中放酒，鉴中放冰，再将酒壶放入冰鉴中，制作成冰酒。难道古人还要用冰酒陪葬？“讲求排场嘛！”马今洪说，从许多墓葬的线描图可以看出，墓葬中器物的摆放都是从“活人视角”出发的。
在鉴壶旁，摆了一组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及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都是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用誓词。展览说明写道：“据《春秋》记载，242年内诸侯国之间朝聘盟会多达450次，反映了诸侯国之间、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为重新划分利益订盟誓而破坏原有礼制的事实。”马今洪说，春秋时期经常会盟，通常召集人即是盟主，盟主就是“老大”，最为人熟知的五个“老大”是春秋五霸。订盟书的意义在于规定利益边界，主要是为了盟主的利益，“老大吃肉，小弟喝汤”。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件“秦公钟”和一件“秦公镈”，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供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出土时一共有8件铜器，其中钟5件、镈3件，上面均有铭文。铭文合计135字，据释文，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的业绩。铭文记录到了秦宪公之时，再结合行文的口吻，学界基本推断作器者是宪公之子秦武公。武公征服了周边戎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在钟和镈旁，各有一个S型的钩状物。马今洪解释，这个钩状物是挂钟、镈用的。镈敲出的是单音，钟敲出的是双音，钟的敲击点一个在下方的中心位置，一个在右下侧铸有小鸟图案的地方。“有了双音钟，就可以用数量较少的钟构成完整的音阶了。”马今洪说。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两个展柜中放着一把铜矛、一把铜剑，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件兵器都是1949年后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即当年楚国郢都所在
地。学界推断，在越灭吴、楚灭越后，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接下来，马今洪邀请他的老友、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起观展，进入了第一单元的战国时代。器物中的兵器比例大幅提升，如铜矛、铜戈、铜戟、铜殳、铜剑等，还有与之相配的盾牌、战服、铜马等。
熊建华把记者带到天津博物馆供展的楚王酓鼎前，“‘酓’这个写法，在秦统一天下后就取消了。”他说，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酓”即为“熊”的先秦写法。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往前走不远，只见一个展柜前围着不少人。原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杜虎兵符，看来《国家宝藏》确实让这件调兵遣将的信物火了一把。
“这壶身上的花纹，描绘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马今洪指着“水陆攻战纹铜壶”说道（纹样见本期封面）。这件铜壶197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马今洪说，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相比春秋时期，从车战逐渐演变为步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兼有舟师水战。壶身上绘有各种形态的射箭者，有举着戈、戟攻击的士兵，有划船相斗的场面，也有人似在水下作战，还有不少在跌落过程中或倒地不起的阵亡者。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一个模拟的半个战车车轮的车轴位置，竖插着一把剑似的物件。“这就是当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熊建华介绍，这是战车上的矛状车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矛状车軎在使用时，軎辖朝上，矛叶与地面平行，在战车行进时，可杀伤车旁之敌。“在战国时代，为提高战斗力和杀伤力，各类兵器与防御装备都在迅速改进。”
当看各类兵器看得有些视觉疲劳时，一组风格迥异的物件出现在眼前。这组器物共14件，包罗在“胡服骑射”主题下，展示的是草原民族独特的武器、服饰等。比如，“虎首鹿羊纹青铜刀”、“蛙首马纹格青铜短剑”、“人骑驼纹柄青铜镜”、“鹰头形青铜杖首”等，这些均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提供；比如，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胡人骑马陶俑”，从陶俑圆脸、高长鼻、双耳外耸等外表特征，可以感知到当时的胡人样貌；比如，有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弩”，据说明文字，弩的发明者就是楚人琴氏；比如，有内蒙古鲜卑墓葬中常见的“鸣镝箭”，这种据称是匈奴冒顿所制的兵器具有攻击和报警作用；比如，有各地博物馆提供的材质各异的战服，如皮甲胄、铜胄等，还有模仿皮铠甲、铁铠甲制作的陪葬品石甲胄；比如，由荆州博物馆提供的“彩绘龙凤纹漆盾”，不过由于其纹饰过于精美，专家推测这可能只是仪仗或陪葬明器。从展览说明可知，这组器物想要反映的是当时草原民族对相邻的燕赵、三晋、秦国等的影响，尤其是赵国率先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骑兵部队。而后，作为新兴兵种的骑兵，逐渐成为当时快速作战、出奇制胜的主力。
钱、钱、钱
进入展陈的第二单元“革旧鼎新，焕发生机”，所展物品从“军用”转换到了“民用”，出现大量铁铸农具、建筑构件、各地货币等。这部分展品所要体现的是“迫于战争导致的生存压力及稳定政权的需要，各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采取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社会生产发展，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呈现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这一单元首先展示的是一批铸铁农具，包括各地发现的铁锸、铁钺、铁斧等及铁范。研究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处理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等技术，使一批人以冶铁致富。铸铁农具逐渐取代青铜农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两件铁范——“‘右廪’铁斧范”、“‘右廪’铁镬范”吸引住了记者的目光。铁范，即是用铁水浇铸铁器时用的铁质模具，可以批量生产铁制工具。据相关资料，这批铁范1953年出土于河北兴隆村付将沟，共计87件，有“锄范”、“钁范”、“斧范”、“凿范”等。这些战国铁金属铸范上，多铸有“右廪”二字，专家推测“右廪”是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往前走，只见展柜中陈列着不少建筑构件，如陶瓦、瓦当、陶水管等，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都城。据《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缘为天下名都。”再结合这些年对都城城址的考古发现，可证当时都城的繁华。记者看到，在展柜中陈列着几件青铜建筑构件，有曲尺形的，有楔形的，有方筒形的。马今洪介绍，其中的曲尺形铜建筑构件，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铜质建筑构件。这些铜质建筑构件一般用于连接枋、梁，主要起加固和装饰作用。据展览说明，由于色泽金黄，这些铜质构件又被称为“黄金钢”。这批建筑构件的出土地陕西凤翔，先秦时期属于秦都雍城的范围。“你想想看，整个房子金光灿灿，当时的雍城多壮观啊！”
在这个单元，展出最多的是各国货币。如齐国标准货币“法化”，战国后期齐国又铸造出一种圆形钱币。如韩赵魏的布币，上面有不同的文字，有魏国的“梁邑”、“安邑”，赵国的“涅”、“武平”等。如燕赵的刀币。如形式多样、颇具特色的楚国货币，主要是金币、铜贝，其中有根据海贝形式仿制的“蚁鼻钱”（或称“鬼脸钱”）；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楚国也铸行布币。
货币的展陈肯定少不了秦“半两”。在铜钱上，右边铸着“半”字，左边铸着“两”字。《史记》记载，“半两”钱铸行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一枚铜钱重12铢，即秦衡制中的“半两”，史称“重如其文”。秦统一六国后，废禁六国旧币，以“半两”钱通行全国。展柜中还展示有“半两”钱铜母范，这种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式影响了后世币制长达2000年。
除了各国货币，展厅中还展示了4套砝码，均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套砝码。”熊建华指着一套“钧益”铜砝码说，这套砝码共10个，由大到小排列。其中最大号砝码重量为黄金一镒，与其余九个砝码加起来的重量相等。
就在又快出现视觉疲劳时，只见中心展柜中有几件外形让人眼前一亮的器物。首先是由安徽博物院供展的“‘鄂君启’错金铜车节”。与杜虎兵符类似，这也是双方各执一半需合节验证的通行符。“这就是当年的‘水陆交通运输通行证’。”熊建华介绍，这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的。该通行证分为舟节、车节两种，其中舟节2件，上有错金铭文164字；车节3件，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这些铭文详细规定了水陆交通运输路线、车船数量、运输种类、纳税颁发及所享特权等。
“这件‘燕客’铜量，是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仓库抢救回来的，差点被放在大熔炉里化了！”熊建华指着一件形似杯具的器物告诉记者，“‘燕客’铜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标准量器，是1984年湖南省博物馆从长沙涂家村湖南省废铜仓库拣选的。在这件器物外壁上，铸有59字，“涉及很多铸造铜量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楚国对量器铸造相当重视”。
再往前，看过两组秦朝统一度量衡后使用的秤砣——铁权、铜权，这一单元的观展就结束了。
“百工以巧尽器械”
下一单元的主题是“神技天工，人性张力”，展现的是大变革时代百工兴盛的气象，展示的不少生活用器都有新材质、新工艺、新功能。与前两个单元的展陈相比，记者感到这个单元的器物更为美观精致，“工有巧，材有美”。
据展览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工匠摆脱了人身束缚，受利益驱动或为实现个人价值，在制作器物时饱有激情，潜力得到发挥。青铜器日益脱离礼制规范，由以往造型厚重、装饰狞厉繁缛，转变为轻巧、简洁、华丽。比如，这一单元展示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供展的“前所未见”的嘴可开合的浇水器“鸟首高足铜匜”、安徽博物院供展的四个相同附耳单足盖鼎链接而成的“四连铜鼎”、上海博物馆供展的纹饰精美的新式盛酒器“嵌红铜羽翅纹铜扁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展的典型秦式青铜器“凤鸟纹铜盉”、山西博物院供展的展现晋国与草原文化相融的“虎鸷互搏纹铜戈”，等等。
在这一单元，还专门用说明文字介绍了当时使用的新铸造方法和装饰工艺——失蜡法、错金法。失蜡法是人们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外范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铸成所需器物的一种技术。展陈中，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曾侯乙墓铜尊、铜盘”（复制品）就是典型案例。
所谓金银错工艺，是利用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和鲜明的光泽，锻造成金银丝、条、片，嵌于其他质料的器物表面预留的凹槽内，然后再打磨光滑。如展览中山西博物院供展的“错金云纹铜豆”、荆门市博物馆供展的“错金银铜樽”等。
展览中，“双翼错银铜神兽”也是错金法的代表器物。马老师认为，这件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器物，是压在席之边角或陈设用的，一组有4只，每只镇守一方。
在这只“神兽”旁，放置的是来自同一出处的“错金银铜牛形插座”。目前，学界推测这件器物和另外两件“错金银铜虎食鹿插座”、“错金银铜犀插座”，共同构成了一件曲尺形屏风的插座。
“这个铜盉借调到上海博物馆展出时，我曾经仔细看过，非常有意思。”马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中心展柜前，内中展示的是由浙江省博物馆送展的“螭纹提梁铜盉”。定睛看器盖，只觉好似走进了动物园，上面立体地雕塑了犀牛、大象、老虎、熊、鹿等兽类，足有16只。在这些动物四周，堆塑着11条形态似蛇的螭龙，有的正在大快朵颐，有的昂首好似在下咽，有的竖起上身像在寻找猎物。“你看，这条螭龙在吃什么？”见记者似乎迷失在“动物园”中，马老师灵机一动，掏出手机选好角度“咔嚓”一声，而后指着手机屏幕道，“就是这条，你看它在吃什么？”熊建华问：“是不是青蛙？蛇吞蛙的主题很常见。”马老师摇摇头：“你们看，这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开，高举双手……这是个人，他的脚已经被螭龙吞啦！”听到这儿，熊建华兴奋起来：“你说，这会不会就是 ‘饕餮纹’的立体形象呀？”
再往前走，展柜忽然金光闪闪起来。原来，受青铜器技艺影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银器皿。有目前所见最大的先秦金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还配了把金漏勺。有目前
所见最早的金玉相结合的器皿——浙江省博物馆供展的“玉耳金舟”。有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金柄铁剑”，是用黄金和铁这两种当时最为贵重的金属铸造的。还有些动物造型的金饰，甚是精妙。
之后的展柜则被黑、红两色占据，原来是进入了漆器主场。这一部分展示的多为生活器具，且多是动物造型。其中一件荆州博物馆供展的“猪形漆酒具盒”憨态可掬，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形，两端握手呈猪嘴状，煞是可爱。据展览说明，这是神话动物“并封”的形象，是当时的新式便携酒具盒。
再往后走，只见柜中展示了不少制作精良的陶器，以及当时初登历史舞台的原始青瓷器物。有意思的是，除了生活器具外，这里还展示了不少仿青铜原始瓷乐器，有錞于、甬钟、镈、鑃、磬等。据展陈说明，这些仿青铜的瓷乐器往往出土于吴越贵族大墓中。
之后的展厅被大量衣物及配饰、乐器占据，限于时间，只能匆匆一瞥。
简帛上的思想火花
接着进入本次展览的第四单元“思想绽放，文化奠基”，展示的是随着私学教育的兴起，士人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与发展时期”。主要展陈的是书写在简牍、丝帛上的文字与书写工具。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最早的毛笔——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除了笔外，还有一个装笔的竹管，还挺考究。记者还看到了最早的订正用具——由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铜削刀，如果在简牍上写了错字，只要用削刀刮除墨迹即可。另一件有趣的文物，是山东博物馆供展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
在展厅中，展示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其中一件197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纵横家的珍贵资料。马今洪经过时笑道：“张仪、苏秦，就是‘大忽悠’的鼻祖。”当记者打算移步下一个展柜时，却听闻一对年轻男女“神对话”——女生道：“你看，那时候人家写的家书多长啊！”男生道：“可不是么……这一封家书得写多长时间啊！”看来下次做展览说明，还得把断句标上，这是“战国/纵横家/书”，不是“战国/纵横/家书”。
此外，这一单元还展示了春秋时期医学理论的拓片、医简，是当时巫、医分流后开展医学研究的成果。另外，还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就。其中一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北斗衣箱”令人惊叹。只见盖顶中心书一“斗”字，周围环书二十八宿名称，与北斗、四象相配，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二十八星宿体系。
“混血儿”
下一个展厅便是展览的尾声“文化融合，华夏认同”，随着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夷蛮戎狄”不断内迁，与诸夏部族交错杂居，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
记者看到，这一部分的展品多是“混血儿”。比如，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秦楚纹饰共体玉璜”，一面是浮雕繁缛蟠虺纹，雕刻工整精细，具有楚文化特征；另一面是阴刻简化蟠虺纹，刻工简单，转角方折，具有秦文化特征。比如，凤翔县博物馆供展的“秦地出土楚式铜敦”，就是“楚器秦用”的一个例证。比如，在湖南省博物馆征集到的“楚王孙用巴蜀式戈”这个巴蜀式的戈上，铭文却是楚文字。
这其中还有一件“晋姞匜”，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梁带村遗址在200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当时与这件匜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晋姞盘”，两者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盥洗礼器。在晋姞匜的内底有17字铭文，有“晋姞”二字，墓主可能是晋国女子。而该遗址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芮国的墓群，墓主可能是联姻到了芮国。
此次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由荆州博物馆供展的“楚地出土人骑骆驼形铜灯”。熊老师说，当时的骆驼是北方“奇畜”，南方不产骆驼，在楚地能出土骆驼形铜灯，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