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鸟瞰图。(均良渚管委会供图)
玉璜
玉琮
玉三叉形器
瑶山玉牌饰
良渚遗址第一发现人施昕更。
从1936年余杭县良渚镇人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良渚考古经历了不少坎坷：最初它被认为是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晚期黑陶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瑶山两个遗址被发现，出土的玉器超过了以往良渚玉器发掘的总和，一股研究良渚玉器的热潮迅猛形成。此后，良渚文化不仅成为中国史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还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组成部分里的区域型考古学文化。2007年，良渚古城被发现，良渚古城在华夏大地古国林立的状态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古城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它与良渚玉器等一同构成良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过去一年，良渚古城有两大重要发现：宫殿区莫角山遗址东侧的河道中发现了大量玉器、石器、漆木器等高端手工业相关的工具和半成品，考古学家由此推测两岸高地曾经是良渚古城内的作坊区；莫角山遗址的南端发现了足有20万斤的碳化稻谷堆积，这说明当时的良渚古城中已经有大规模的粮食仓储。
“至于这些粮食从哪里种植、从哪里运来仍是待解的谜团。目前考古团队已经制定了接下来的规划，将围绕资源与环境、水利与工程、技术与工艺等方面对良渚古城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对记者说。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创造出了非凡的物质成就、形象的图像符号、统一的精神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组织，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典型的物证，是人类共同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
良渚古城的城市规划领先1500年
良渚古城遗址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与遗址功能直接关联的自然地形地貌组成，占地总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其中城址面积约为631万平方米，由宫殿区和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类似后世中国都城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由11条水坝构成的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
去年11月，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经过18个月的努力，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遗址得到确证。良渚古城当时就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圣地”。
良渚古城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提供了重要实证。被普遍认可的原因有两个：在世界同期和全国范围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清晰的古城格局；古城外围有大型的水利工程，中外考古专家都觉得极其罕见。
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世界水利专家弗农·斯卡伯勒教授表示，良渚遗址考古证明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处在相同的时间点上，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
“近年来我去了很多国家，看了许多水利系统的建筑，对比之下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成果，不仅使中国水利系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很多年，更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辛辛那提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凡诺·斯卡伯勒说，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过程可以成为世界考古界借鉴的重要经验。
此外，从社会等级的分化来说，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瑶山、张家山、文家山等不同等级的墓地证明良渚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的现象，至少可以分到四到五个等级，说明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认为，随着不断地考古发掘，良渚古城成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证理由更加充分，特别是良渚古城庞大的水利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
通过对大型水利系统的多方面研究发现，该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良渚古城里发现的河道基本上是人工开挖或者是经过人工的改建，河的两岸一般用竹编或木杈伏岸。美人地河道的两侧在良渚时期进行了三次以上的木板伏岸，木板的底下还分布着横竖交叉的枕木。这说明在生产生活中，良渚百姓在垃圾淤塞河道后，通过疏理又进行木板疏岸，对水资源的管理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蒋卫东解释。
良渚古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工程极为浩大。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平方米。去年，通过碳14分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历时性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研究员王宁远告诉记者：“原先我们只知道良渚古城内有什么东西，但是哪个东西先建、哪个东西后建，我们是不知道的。去年的碳14分析后，我们大致可以排出一个营建顺序：水利系统———宫殿区———王陵区。水利系统建了一两百年后才建设了城墙，先建内城再建了外城。”
这样的城市设计在王宁远看来是很了不起的：“良渚人创造的规模庞大的城市系统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宫殿区的面积要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的宫殿区或宫城。宫殿区、内城、外城的格局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体系，这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以8平方公里的外城计算，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1500年，直到距今3500年前后的郑州商城才被超越。”
去年在莫角山遗址南端新发现的20万斤碳化稻谷除了揭示良渚城内有大量的粮食仓储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良渚古城已经具备城市的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整个良渚古城城内和近郊，都没有发现水稻田，也没有发现比较集中的稻作农耕工具，所以这个粮食应该是‘外来的’，城内没有农民。就跟我们现在的城市是一样的，城乡分野和社会分工很具体，良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有明确的城乡分野。”王宁远的这个论断令人耳目一新。
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良渚古城作为首都，选址却很特别，它不在良渚遗址的中心位置，而是在良渚遗址偏西南一角。
“这里有水源的优势，北苕溪从天目山下来后就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安全防卫上，四周都是山，可以抵御外来入侵；交通便利，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则可能断流，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方便运输。”蒋卫东对记者说。
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发展序列清晰，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文化区，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先后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等发展阶段。马家浜、崧泽时期的文化积累为良渚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良渚古城的兴起是一种突发式的兴起，考古发现的崧泽时期的村落还不如马家浜时期多，而良渚经过早期积累后，良渚古城突然爆发式地兴起。蒋卫东认为，这和良渚古城周围资源的优势分不开。新的考古发掘也印证，天目山里面是有玉料的，这个地方玉料的分布和玉作坊的丰富性是这个城市快速兴起很重要的原因。
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古城是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城头山的历史时期相当于环太湖流域内马家浜晚期和崧泽早期，但城头山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是一种“环壕聚落”的发展：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因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而环绕于居住地周围。
“这种聚落虽然叫城，但只能作为城的雏形。城和城市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城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的概念，体现的是一种防卫功能。市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就是里面有交易、交流。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和代表，但不是说城就是文明的象征和代表。也不能说6000年前城头山有了‘城’就进入到早期国家的形态，因为它里面的结构、居住的居民、社会的等级分层不支撑这么一个结论。良渚是中国比较早的具备城市性质的古城，它的规模、规划设计、营建、保障的能力，特别是它内部功能的分区，里面除了最高级的宫殿区，边上大部分的区域里并不是生产稻作农业的普通的聚落村民，更多的是手工业者，功能分区跟原来的聚落、村落组成是不一样的。”蒋卫东分析说。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莫角山东南侧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三四厘米、直径仅为一个多毫米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此外还出土了还有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
“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么多年以来在良渚古城内，首次发现了可以证明城内普通居民身份的证据，说明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再次证明，多年来，几支考古队伍在古城附近用尽各种办法寻找水田未果。两个证据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连同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
玉琮是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实物
说到良渚文化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不能不提及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公布了1930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两件玉璧，并专门介绍了出土状况。这份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而且还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况，成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能够大放异彩的先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有两个重要的考古组。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考古组，团队成员有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梁思永等。受传统史学观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精力在黄河流域。另外一个著名的考古组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首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他们主要在长安、兴平、凤翔、宝鸡等县进行周秦遗址的调查。
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昕更却是一个“职高生”：由于种种机缘，他在1929年杭州首届西博会得到了打零工的机会，因为勤快能干，后来他被招进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在地质矿产组里面做助理员工作。
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5月，杭州古荡因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做了一天的试掘。
施昕更是良渚人，他看到古荡地区出土几块石器后，发现跟之前家乡出土的器物很像，出于对文物的敏感，第二天他就回家尝试找遗址，他找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于1936年11月3日才在良渚镇边上找到了几个遗址。“一个职高生在发掘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间，以严格考古学的流程为范本，对遗址的判断，对器物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划时代意义就在这里。”蒋卫东说。
良渚遗址从发现至今，不论是良渚古城还是遗址的其他区域，玉器已经是这个地区最为鲜明的出土代表。其中，玉琮甚至成为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的实物。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认为良渚玉琮内圆外方的形状，跟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是共通的，玉琮中间的孔，象征着天地的一种贯通和联系。
良渚的玉器为什么这么发达？蒋卫东告诉记者，这缘于良渚文化里玉器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它还是精神信仰的载体，成了社会阶级的代表。不同的玉器，是不同身份地位的象征。
“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只是较高等级者的信仰。而在良渚，却是全社会信仰的东西。在目前良渚发现的几千座墓葬中，大部分是平民墓葬，平民墓葬里用玉的现状也是比较普遍的，一般是小型玉器、玉管、玉珠串的项链。还有很有趣的现象，老百姓除了用真正的玉之外，还会用玉的替代品，如萤石、滑石等。这说明全社会对玉都很崇尚，正因为这样，玉器才成为精神信仰的载体和社会人伦等级的标志。但是，平民墓葬里不会出现玉琮、玉璧这些东西，这些玉器有着很明显的身份等级象征。我们对良渚墓葬等级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玉来划分的。”蒋卫东说。
四个角上刻的神人兽面的形象就是良渚的主神形象，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此前发现的神人兽面的形象都是兽在上人在下。而在良渚阶段，人和兽的形象更明显，人好像骑在兽的上面，两只脚驾驭着兽。
在蒋卫东看来，这样的纹饰形象有点“人定胜天”的味道，这是人类自我欣赏的能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兽一般是自然神灵的象征，通过稻作农业和水利工程的建设，人们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自然了。”
中国古代王朝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大多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不断的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而良渚古城却很特别，良渚是一个很封闭的体系，在它最强大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是自生的，就是自我演变，很少有外来的东西能进来。在它强大的时候，传播作用却很大，尤其以琮为代表的玉器。
“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有着深远、领先发展的垂范作用。良渚文化自己有个分布区，叫环太湖地区，在这个区域里良渚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统天下’，尤其在信仰方面，环太湖流域出土的玉琮上神的形象和良渚古城内是一致的。良渚文化的扩展区，这个范围北面到了山东和江苏交界处，南面到温州，西面安徽湖北交界处。还有一个波浪区，如甘青地区、南面珠江口、北面陕北的神木也曾发现过良渚的玉琮。”蒋卫东说。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文化已经符合“国家”的标准，这是中国国家的起源。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
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表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建设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努力将良渚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中国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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