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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西周盛世的周成王


    
    
    上图: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下图:“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这是“中国”这个词的首次出现,意思可能是天下之中的地方。
    周朝经过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的努力,消灭了残暴无道的商纣王,国家得到了壮大。周武王逝世后,尚在襁褓之中的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周成王是周武王和邑姜所生之子,邑姜就是周朝大功臣姜子牙的女儿。周成王有一位胞弟——唐叔虞,他是晋国的始祖,在太原的名胜“晋祠”中,就供奉着唐叔虞和他的母亲邑姜的塑像。
    周成王是周朝的第二位君主,据推算他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间在位。周成王即位时年龄很小,叔父周公代其摄政,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周武王伐纣后,曾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史记》中称为禄父)管理商朝余民,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管叔、蔡叔先是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周成王,继而勾结武庚发动叛乱,一些东方小国也被拉入叛乱阵营。周成王命周公统帅大军东征,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将叛乱平定,元凶武庚被处死,主谋管叔自杀,参与者蔡叔被俘后流放。
    平叛武庚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的名义,将商朝故地封给了平乱有功的周武王之弟康叔。周公担心康叔年轻,在处理政事上没有经验,特意作了《康诰》《酒诰》《梓材》几篇文章予以提醒,这些文章都还保存在《尚书》中。《康诰》这篇文章提醒康叔治理国家务必谨慎,应当努力探求古代明君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安定保护民众,要慎用刑罚,广施教化。《酒诰》则侧重讲述过度饮酒的危害,商纣王就是因为过度饮酒而放纵自己、不遵法度,最后引来灭身之祸。康叔听从周公的提醒用心治国,百姓都感到和睦高兴。
    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开始制礼作乐,颁布度量标准。第七年,周公还政于刚刚成年的周成王。周成王亲政后,周公自觉北面就人臣之位。周成王以周公辅佐有功,将曲阜方圆七百里之地分封给周公,这就是鲁国的起源。
    据说在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时,周公曾做《无逸》训诫周成王,这篇保存在《尚书》中的文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名篇。周公开篇就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君子不要贪图享乐,要先了解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去享乐,就知道百姓的痛苦了。周公历数商朝与周朝早期历史上的诸位君主,凡懂得百姓生活之苦的,都能久在其位、享以高寿。周公要周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而要为天下苍生的事尽心尽力,不要心血来潮地说“今天我就是想享乐一番”,这不是百姓所能答应的。周公还要求周成王面对批评,勇于反躬自省。
    周成王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周武王的遗命,营建了东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早在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成王即命召公到天下之中的洛邑实地勘察,选址建造一座新都。召公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动员当地百姓在洛河北岸测定城郭、宫室、郊庙的位置,五日内就测定完毕。十二日清晨,周公到达洛邑,进行了全面踏勘,终于选定了涧水东、瀍(音缠)水西一带与瀍水东一带两个地点。周公把营建洛邑的规划图呈报给周成王,周成王也认为周公挑选的地点是最适合营建新都的。不久,洛邑的营建就开始了,经过八个多月的施工,这年年底终于竣工了。
    周成王营建的洛邑在历史上又称“成周”,与周文王的都城丰京(在今陕西西安)、周武王的都城镐京(也在今陕西西安)相比,洛邑的地理位置更靠东,史书记载这是因为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方便四面八方的诸侯进献贡物。
    周公还政于周成王的那一年,在洛邑举行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天下万邦来朝,四海方物尽献。在这隆重的场合中,周公与周成王之间有一段对话,后来以《洛诰》为题保存在《尚书》中。周公说:“唉。你处事要能善始善终。慎重地记住诸侯们的贡献,也要记住谁不曾来贡献。贡献的仪式如果不及贡献的物品隆重,那就要算作没来贡献,因为这是没有诚意的贡献。”周成王说:“您要勉力保护我这年轻人,使我能发扬文王与武王的功业,使四方百姓能安稳定居在洛邑。”
    周成王东迁的史实,不仅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当代考古发现也能够证实。1963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发掘出了“何尊”,其铭文中有成王“宅于成周”的记载,铭文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何尊”是“何”铸造的,营建洛邑的这一年,周成王曾接见过“何”,谈到了他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并赏赐给他一些贝币,“何”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何尊”。
    周成王弥留之际,担心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予以辅佐。周成王去世后,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据推算,周康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刚即位,就宣誓要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事业。在周康王统治时期,周朝讨伐屡次来犯的“鬼方”,据出土的一件青铜器记载,周朝军队在一次对鬼方的战役中俘敌一万三千人。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世称其为“成康之治”。(王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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