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全景 （王炜林供图）
三十年前，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祭祀圣地的发现与发掘，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理论提供依据，拉开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样性研究的帷幕；神木石峁古城的发现与研究，是否也能够开启新思路，洗礼过往研究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期待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理论。
城市，解读石峁的关键
石峁古城是相当成熟的文明。
过去，人们知道这里出土的玉器其精美程度堪比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了解到这里的彩绘图案与山西襄汾陶寺大型墓葬的彩绘龙纹陶盘遥相呼应，竟然还有铜器破土而出。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de）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具有较多的人口、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产生早期的科学和艺术等。中国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是照单收货，进一步加工概括为文字、铜器、城市、祭祀礼仪中心四项内容，或称其为“文明要素”。这是文明起源研究必谈的问题之一。然而，因为这种提法缺乏中国乃至亚洲的经验，也有研究认为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按照上述标准，石峁古城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只是城址。标准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出现于东周时期。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纯粹的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贸易极不发达，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的主要举措。商贸活动的欠发达，市场的地位低下是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高大城池围拱的往往只是王公贵族的寝宫、社稷、宗庙、手工业作坊，唯独集市不在此中。古代西亚地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商业很早崛起，在社会生活中占显著地位，考古发现的泥板文书屡见关于商贸契约的记载，大都是距今六七千年之前的事情。可见，经济生活形态与文明内涵息息相关，世界流行的这个文明标准只反映部分区域的特点。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世界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精彩，地球东西两端的经济形态、生活习俗、观念意识都存在巨大差别。步入文明时代之后，东西方的差别更是泾渭分明，风格迥异。这原本是世界历史的常识，但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却被遗忘殆尽。多样性世界，多样性文明，当然需要多样性的文明标志。
柴尔德的文明标志是建立在古代埃及、希腊等西方资料的基础上，怎能用其衡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不是柴尔德说错了，而是中国研究者硬要拿人家的标准考察自己，似乎唯此才能融入世界大家庭，实则是对号入座，削足适履，作茧自缚。此类标志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没有必要在四项要素是否同时产生，哪种要素的意义更大等肤浅的层次上纠缠。根据考古学实践经验，总结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显然已经水到渠成。
礼制，超级工程的灵魂
石峁古城给人崭新的启示。该城址规模超大，设计标准很高，建筑工艺精良，堪称大气派、大手笔的大制作。若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综合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绝对不可能完成。石峁的文物精品可以讲述八面来风的文化交流，累累白骨的祭典遗存能够演绎铁血秩序的必然存在，体量超大的雄伟建筑充分显示建设者拥有强大的社会号召能力、广泛的动员能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是对文明内涵最为精彩的高度概括，是文明高度的真实写照和重要标志。世界文化宝库中不乏文明创造的璀璨与惊艳，然而，那些最具有震撼力的还是超大工程的物质遗留，有谁不惊叹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殿、罗马竞技场的鬼斧神工呢！又有谁不遐想遥远的古代究竟依靠何种力量才能完成如此壮举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归根结底是探索早期社会发生与发展的进步机制。既不是罗列惊世骇俗的发明与创造，也不是简单重复文献的记忆，更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文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进步的累积便是文明形成的过程。精神的、物质的、制度的发明创造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集中起来才能构成文明的火花和火炬。但凡能够说明社会进步的要素都是文明起源研究考察的对象与内容。
令人鼓舞的是，石峁古城是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为确立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增加新内容。第一，规模宏大的城池，庄严肃穆的祭典反映出建设集团的综合实力，标志着文明进步的里程和高度。第二，何种社会组织及其制度才能具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能量？难道礼制竟然是当时社会的公共权利？
石峁古城在古代中国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前的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神庙石冢大圣地，浙江余杭良渚的大城大坝大祭坛，山西襄汾陶寺的大城大墓观象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大城大邑大聚落，无不证明超大工程与社会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息息相关，互为表里，其本身就是文明的见证。无独有偶，与其形影相随的大墓葬，大祭典、大祭坛都不是普通的公共设施，可以断言中国古代的礼制是大工程的灵魂，礼制的凝聚力、感召力、穿透力鼓舞和激励着早期中国先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不断发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和灿烂夺目的惊世辉煌。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已经和正在被中国考古学科学地揭示出来，成为认识和书写早期中国历史新篇的证据。
古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自成体系，别有洞天，别样精彩。那是礼制的天下，礼制的天堂。其发生的年代更早，礼仪活动更有秩序，礼制的观念和意识流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礼制是早期中国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行为准则，是中国创造、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的集中代表。被文献记录的，尤其是先秦文献的记忆，几乎全都是礼制及其精神。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魂魄之所系，根基之所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理应提出礼制的标准。
工程，生产方式的标志
据说，与石峁古城性质相同的遗存在陕晋的黄河沿岸数量很多，绝非仅此一处。人们惊叹之余，竟不知应该怎样认识当时的文明高度，怎样表述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
其实，马克思早有预见。他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依次更替地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实行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不存在私有土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社会组织基本特点，这种社会组织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职能。古代东方的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都属于这种生产方式。令人回味无穷的是，马克思关心公共工程，将其列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加以论证，其意味很是深长。
早期中国的很多情况确实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多描述极其相似，公共设施遗存尤其可证马克思的论断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理论的前瞻性。这些遗存鲜明的特点是：年代可测而缺乏记载，类型多样而规格不同，因地而成更偏爱土木，创新无限又匪夷所思。单就用工量的多寡而言便足以与集团的人群规模挂钩，与社会运作能力机制的优劣相联系。此外，超大工程反映的信息总量、技术含量都属于中国智慧的成就。那些与其形影相随的重要遗存：祭祀大典的仪式迹象、特殊标识的礼仪器物、规模生产的手工作坊、农业灌溉的水利设施、等级鲜明的大型墓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指标。
中国考古学不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作贡献；不论是为恢复古代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争取文明标志的话语权。而当务之急是能够提出符合实际、表述清楚、概括准确、内涵丰富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而那些超大工程和重要祭典的考古学遗存可以直击社会机制，揭示文明高度，学术界应该理直气壮地祭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这无疑是石峁古城给人的又一重要启示。
（作者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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