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上古汉语中,繁复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似同时存在清晰和模糊两种倾向｡历史如果朝清晰的方向发展,就可能最终呈现一个比较严格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如果朝模糊的方向发展,第一人称代词就可能最终归于一｡事实是,后来朝着模糊的方向发展了,中古以后,第一人称代词逐渐归于一,这就是“我”｡就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不严格的格位”也许比较符合实际｡ 
    关 键 词: 
    上古汉语  第一人称代词  “格位”系统 
    作者简介: 
    姚振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本文刊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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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形态”现象 
    殷商时代,第一人称代词有“我､余､朕”三个,它们语音有一定的联系,语法功能有一定的分工｡陈梦家说:“卜辞的第一人称有‘我’‘余’,领格有‘朕’｡‘余’和‘朕’通常为王的自称,凡有此二代词的卜辞通常(也有少数的例外)是王自卜的｡‘余’可以是主格宾格而不能是领格,‘我’则可以兼为主宾领三格｡如此,‘余’‘我’同为第一人称的主格宾格,‘朕’‘我’同为第一人称的领格,它们的分别何在?‘余’‘朕’都是时王的自称,所以是单数的,‘朕’就是‘我的’｡卜辞‘我受年’相当于‘商受年’,‘我’是集合的名词,主格宾格之‘我’就是‘我们’｡卜辞的‘受余又’和‘受我又’是不同的,前者是受王佑,后者是受商佑｡领格之‘我’就是‘我们的’｡”[1]96 
    这也就是说,这三者有“格位”和“数”的不同｡“我”表多数,可作主语､宾语和定语;“余､朕”表单数,“余”可作主语､宾语,很少作定语,“朕”主要作定语,有时也作主语｡ 
    陈氏所言是对“我､余､朕”三者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大体符合事实,但也不尽然｡兹说明如下｡ 
    可作主语､定语､宾语,表多数｡但表多数有时不十分严格｡喻遂生撰有《甲骨文“我”有单数说》一文对此加以辨正[2]28｡他举出了“我”和“余”同辞的例子: 
    
    喻遂生认为:“三句均为时王自卜祭祀之事｡第一句‘我’后一字为建筑形,大约为祭祀的场所,句意为:‘余’勿祭祀于‘我’的家庙(?)｡第二句意为:‘余’进行福祭､酒祭,‘我’御祭于匚乙､匚丙､匚丁三位先王｡第三句意为:‘余’祭祀于祖宗的牌位,先王授予‘我’保佑｡每句中的‘余’､‘我’应指称同一主体,特别是第二句,‘余’､‘我’均做主语,其数应该一致,亦即都是表单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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