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2407/04/MAIN1712821639378OO7BPK0H0Q24.png)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芙蓉》《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七十余篇,计两百余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选和排行榜。结集出版作品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郁达夫文学奖、金短篇小说奖、联合文学新人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供职于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主要著作有:《被猜死的人》《长寿碑》《环线车》《风蚀地带》《一个人张灯结彩》《夏天糖》《一天》《姓田的树们》《金刚四拿》等。 文化艺术报:你的写作之路似乎很顺利,1999年开始写作,写完了作品就发表了,2007年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是你写作的第八个年头,而大多数作家在这样的写作时间里,还处在四处投稿的尴尬阶段。写作之路这么顺利是因为你准备充分了才动手,还是你的才华? 田耳:真要追溯的话,我最初的写作还要早一些,十岁写的童话作文,十一岁得到发表。我小学时有幸就读一个“童话引路”实验班,具体说就是作文课上写童话。当年这个实验由我小学班主任滕召蓉老师首创,短短几年内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我的小学同班同学45人,大概有30余人小学时期就已发表作文和童话,我在班上并不算突出。我这些年回顾,才感觉写童话与写作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讲故事,等于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得到系统的故事编撰训练。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再到2007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整整二十年时间,也是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想,从事写作,才华多少都会有一些,但我骨子里的执着,才让自己一直写到了今天。 文化艺术报:《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你31岁,获奖对你的写作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田耳:我此前是无业青年,居家写作,2008年经当时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指示,我们县里直接给我解决工作问题,安排在县文联下属的书画院里,从事创作员工作。在一个小县城,解决编制问题,在父母看来肯定是比得奖更具体的成功。当时县委书记也明确表态,解决工作并非要我上班,而是保证我继续从事小说创作。所以当时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下可以一直写下去了。 文化艺术报:你是从县城里走出来的作家,在今天的文学生态下地方作家很难冒头,你当年辞职在家写作,最大的压力是哪些? 田耳:当年也无所谓辞职回家,我进入社会比较早,就读大专期间就跟亲戚干些活,毕业以后依然是跟着这位亲戚跑生意,那几年时间里,亲戚干什么我跟着干,先后从事多份职业,也借此得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这对我后来从事小说创作非常有帮助。后面也不算辞职,就是跟亲戚打个招呼,此后待在家里写作。生活压力几乎没有,一直以来,直到现在,身边人都知道,我生活过于简单,甚至有些不讲究,唯一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还有淘书。回家写作,母亲支持,在她看来这起码不是坏事,无非吃饭时候添一双碗筷。当时母亲包容我在家里写作,亲戚朋友们反倒有些不可思议,小县城的事实也是二十多岁年轻人必须要找一份工作。好在母亲的坚持,让我可以安稳地写作。这几年,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许多父母就让孩子在家躺平,不急着上班。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忽然觉得母亲的做法其实蛮超前的。 文化艺术报:辞职在家写作那个阶段持续了多久?那个阶段有哪些人帮助过你或者影响过你? 田耳:我是2003年居家写作,到2008年底解决工作,前后有近六年时间。这一段时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父母。我这一家都是超有安全感,只要不饿死就不发愁,居家写作,母亲还比较高兴,因为家中四位老人,有我待在家里,他们感觉更踏实。事实上我几乎不干家务,就是给老人当“定心丸”,每天白天写作,晚上跟外公和父亲喝酒,很快有了些酒瘾。那一段时日,回头一想反倒是最简单、最开心的时光。后因要阅读文学杂志,跟当时吉首大学文学社一帮朋友交流较多,社长刘永涛将我写的小说推荐给作家刘恪先生,刘恪将我列入当时正在组建的“文学湘军五少将”。几乎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的杨泥老师和《收获》的王继军老师都给我写信联系,次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和《芙蓉》发表作品。 文化艺术报:获得鲁奖后,在家乡的小城,有没有成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 田耳:这我真不知道,也许是有,只是怀疑现在写作的影响力。即使有些父母拿我的事例激励他们小孩,小孩又能够接受?作家还是现在年轻人的职业理想么?也许有,微乎其微。我现在在教大学生写作,知道文学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不管怎么样,文学的影响力已经式微了,别说写作,看文学书籍都妥妥地成为小众选择。 文化艺术报:弋舟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你是同辈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人,怕引起误解,他特意做了分辨,把你和专门讲故事的作家加以区别。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故事忽然变得有了分量,地位显赫,很多大刊编辑也反复强调要写好故事,你是如何理解故事对于小说的意义的? 田耳:在八九十年代文学最繁盛的时期,小说是可以不讲故事的,当时纯文学拥有更为众多的读者。但这本身,似乎违背文学自身的规律,纯文学尤其先锋小说,本身就是小众的东西,本不会拥有如此庞大的受众。后面一路回归正常,为稳固读者,故事的分量得以持续加重。不讲故事或者纯粹依赖想象的小说依然有,目前看来真只是几位作家作为样本一般存在,就像保证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得以持续。大多数写作者没法逃离故事的威权,没法摆脱故事的检验。在我写作和阅读中真实的体会,纯粹靠想象力推动的写作,反倒是大同小异,彼此混淆的;只有生活,原汁原味的生活,才蕴念无尽想象力。再说,语言也好结构也罢,写作者难以从中获取持续的写作动力,或者说,放弃故事的写作难度太高,罕有写作者能够达到。唯有故事的讲述,事实上成为写作最可依赖的路径。 文化艺术报:在一篇创作谈中,你提到“把中短篇的写作技巧摸得比较透”,“长篇如教科书,好的短篇集如武功秘笈,教科书宜乎众矣,秘笈则深藏门道”。具体说来,你摸索出的技巧是什么样的? 田耳:当时年轻,敢这么说。现在回头一看,我只是对中篇写作较有把握,逐渐得心应手。我多年的写作,往往是中篇写得较为松弛,基本不用打框架编梗概,一篇一篇,信马由缰发挥开去,也能够一次次有效收拢并顺然结尾。回头一看,整体结构也不会出大问题。写作至今,一共写了有三十来部中篇吧,同代作家里面这个量应是不少。短篇的写作,回头一想,我一直过于遵从“起承转合”的结构定式,故事总是写得较为完整,所以会显得丰腴。我以前写的短篇,字数都不少,基本没有低于一万三的,这在短篇当中,应该算是胖子。或者说,丰腴这一品性,放在短篇里面,几乎等同于臃肿;中篇才有容纳丰腴的空间,才允许我在起承转合的封闭结构当中闪转腾挪。后面见到双雪涛敢于将小说写得成分残缺,文字冷峻峭拔,意境奇突诡谲;弋舟甚至是用意象替代故事,一篇一篇不可思议地塑型,无疑拓展了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路径和可以抵达的限度……与他们比较,我感觉自己遵从的“起承转合”那一套已显笨拙,所以近十来年,短篇写作量大大降低,几乎每年就一篇的样子。 文化艺术报:你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领域都颇有建树,你是如何看待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这种文体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创作时有何差异? 田耳:现在看来,短篇小说才是真正自带先锋和探索品质的文体,它有限的篇幅可以承载,也用以检验写作者对小说各种体认,短、平、快,同时也稳、准、狠。它跟中篇长篇的差异自然非常大,同时也是一种发展最为快捷的文体,既有隽永的经典篇目,也有当下通行的体例。它与中篇、长篇的重要差异,上面一问已经提到。我感觉,眼下短篇的创作,已容不得故事在其中过于完整,一旦有了严格的起承转合,往往会胀破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成为中篇。不客气地说,我有些中篇,起初都是打算写成短篇,胀破了篇幅不得已写成中篇。不知道写小说的朋友是否也有同样的体验。 文化艺术报:你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批评家李敬泽说你的短篇小说写得最好,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田耳:李敬泽老师说这话,是在2008年初,为我第一部小说集作的序《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里这样提过。这个判断应该是有时效性,说得更直接点,他提到的短篇主要是指《衣钵》。这是我1999年写出的第二个短篇小说,次年发表在湖南湘西州文联的内刊《神地》,经过多年投稿,终于在2005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三期。当时被李敬泽老师看到,并推荐这一篇进入当年《文艺报》排行榜,位列第一。从那以后,我开始接到杂志的约稿,写作也变得顺畅起来,《衣钵》无疑就是我进入文坛的一块敲门砖。后面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一篇也进入前十。现在看来,《衣钵》是我短篇创作的一个另类,此后我的短篇与《衣钵》的气息相距较远。我重读这一篇,其中蕴蓄的青涩气息,以及对于社会现实平和从容的体认,是特定时期个人心境的写照。而这份心境,我再也回不去了。如果现在才写这一篇小说,经验也许更足,但我写不出这个味道,《衣钵》会是另一个作品。所以,我认为,相对于写作经验,起笔写小说时候的青涩和无知,其实弥足珍贵,它让写作更具可能性。一晃这么多年过去,《衣钵》仍是被我的作家朋友们一直称道的作品,也是我最好的短篇小说,尽管我总想在其后头加上“之一”。所以,我也不无凡尔赛地说一句,有时候出手较高,反倒会后继乏力,这也是我现在很少写短篇的重要原因。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高手不多,业内普遍认可的短篇大家有刘庆邦、王祥夫等等。在你看来,你的短篇小说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田耳:当然没有太多可比性,短篇小说能称为高手固然不多(任何一行的高手都不太多),但好的短篇小说家还是不少。上面提到的两位我也读了不少,他们行笔较偏散文化,同时故事营造也相对完整,这是非常见功力的写法,等于能让冰炭同炉。在我看来,好的短篇小说家大致分两类,一类作家稳定出手,成功的篇目可以罗列一长串;一类作家出手不一定稳健,但多年耕耘也写出质量非常高的作品。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短篇小说成功的范例还是为数不少。业内普遍认可,便是宜乎众矣,我总感觉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个人私爱的短篇高手,跟普遍的认可不一定重合。喜欢的作家很多,这里想稍稍提一提其中两位。宁夏的石舒清先生的短篇并不多,几乎都是精品。他的短篇具有一种非常坚硬,且弥漫着信仰光泽的品质,但也形成一定的阅读门槛,大多数读者可能觉得不太好读,难以进入其中。还有前几年去世的山东作家尤凤伟先生,在我看来,他的许多中短篇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和内容层面都已无可挑剔。他的名篇非常之多,也改编成非常著名的电影,但在读者当中影响力一直不大。我经常推荐学生阅读尤凤伟的作品,自己也定期阅读,从中受益颇多。所以也特别遗憾,以前参加过一些笔会和文学活动,竟从未见到尤凤伟先生。也许,这就是他一直写得这么好的重要原因。 文化艺术报:早先谈到写作理想时,你说就是当短篇小说家,写作多年后,你也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我做访谈时,有好几位作家说过,他们写长篇都是抵御不了诱惑被迫的,有的写了好几部都不成功,后来索性就不再写。你对自己的几部长篇满意吗? 田耳:迄今我已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在同代作家里面这个量不大不小。要说质量,我个人看重的是十年前发表的《天体悬浮》,也有几个评论家朋友认为这一部才是我个人最好的作品。长篇创作难度大,难以成功,也难以对自己的创作感到满意。任何一部能够真正闹响,几乎都将成为一种现象,但这难度同时也构成写作的乐趣。对于写作,谁又不想对自己有个总结?在小说写作这一领域,总结往往是要用长篇来完成。事实也如此,中短篇的写作佳作层出不穷,长篇若干见也难见着一部深孚众望的作品,但长篇创作并未门可罗雀,相反来得最为热闹。我现在专注于写长篇,也跟年龄和状态有关。有写作经验的都知道,小说最难就是开头,短篇得有一个开头,长篇也是一个开头;以往写短篇,一篇完成,马上又要开头,连续写几篇,不断地写小说开头,人就变得焦头烂额。而长篇写作,花费力气将开头写好,定下基调,此后较长一段时间,让文字顺然铺展,每天写够特定的篇幅段落就打住。生活会因此变得正常,变得规律。主要精力用于写长篇,既是写作的选择,也已然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策略。 文化艺术报:相比短篇,你的中篇小说影响更大一些,像《一个人张灯结彩》《开屏术》等等,《开屏术》写了生意人易老板为了讨好一局长,想送其一只能听从人指令可随时开屏的孔雀。这个中篇当年影响比较大,这个故事是你对自己曾经的江湖岁月的回望吗? 田耳:对的,“隆介”以我一位好友为原型写出来,他本人看了这一篇,还有些生气。易老板的原型当然就是我跟过的亲戚。九十年代末我跟着亲戚跑生意,前后好几年时间,现在的写作素材,大都是那几年里迅速积累起来的。当年我二十来岁,进入社会,从事多种职业。年轻人有过的迷惘无助,受欺负,不擅于自我保护,我都有经历,那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那是刀口舔血地获取写作素材。相反,慢慢地有了人生经验,有了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的体验感立马下降,跟真正的生活总有一层膈膜似的。现在不免是有穿越到过去的想法,要穿越的时间段,必然也是二十来岁,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很想以现在所具有的社会经验,将那一段青涩的日子重过一遍,又会怎样?再一想,这种妄念,不就是跟大多数电视剧一样嘛。男主拥有二十岁的脸孔,同时又具备四五十岁的社会经验,所以才会拥有大家都羡慕的戏剧人生。真正的人生,从不是这样。 文化艺术报:《收获》编辑走走说:“你笔下的人物,再卑微,也还是在与生活进行没完没了的肉搏。仿佛真的有天体悬浮在他们头顶,让他们在渴望生存的同时,依然渴望出离自己身处的那个小世界。”你自己也承认你的小说总有一种恶狠狠的态度,这是否和你出生在湘西有关? 田耳:应该是的,这种感觉是我来南宁生活了多年以后,越来越感受到的。湘西人性情刚烈,易怒,而广西人相对性情较为温和,较好沟通,有了这样的对比,我对湘西人的性情才有更充分的发现,要不然,我从没往外走,会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脾性。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总是充满暴戾的东西,尤其1990年前后,我读初中那一段时间,经常被同班同学欺负,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有人打架。下晚自习回家,一个人独自上路大概率会被人挑衅甚至挨打。那时候,每天过得惊心动魄,久而久之,形成我一些暗黑的记忆,也成为我性格里不好的成分。当然,随着年龄,许多东西大为改观。许多人都像是忘记曾经有的压抑、痛苦还有各种不体面,忘记我们曾经这样长大的,但我记得真切,所以小说里时常还能蹦出这种恶狠狠的态度。 文化艺术报:《秘要》这本书是以普通人为切入点讲述的一个江湖,你说《秘要》仅仅是为了怀念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田耳:武侠肯定是一段时间里面读得最多的东西,大概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吧,看得极多,金庸全看,古龙作品能借到的也都看,所以初中时候,我憋不住写起了武侠小说。写完父亲帮我寄出去,他刚好认识一位杂志主编。后来那位主编告诫,现在写这样的东西发表不了,那以后才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也认真看起文学杂志来,杂志里哪还找得着武侠的影子。再往后,看武侠小说渐渐失去了兴趣,阅读范围也得以扩展。家中藏的武侠小说不少,现在偶尔也想重拾其中一些经典作品,再读一读,发现完全读不了。就连金庸,也完全难以重读,武侠毕竟只是特定时间阶段的读物。 文化艺术报:你出生、生活在县城,却写了像《韩先让的村庄》等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你的乡村经验来自哪里? 田耳:我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乡村,名为都罗寨,距离凤凰县城二十里地。小时候也没有旅游一说,暑假寒假父亲就把我送到乡下,跟爷爷奶奶过,起初还是步行去那里。我大概五六岁,放假就被父亲送去老家,跋山涉水,单趟要走一整天。我在乡下待的时间不短,经常是整个暑假,所以放牛,还有一些农活,我都接触过。我居家写作那一阵,也就是二零零几年吧,凤凰县搞起旅游,我的一些堂兄弟在都罗寨因陋就简搞起了乡村旅游,简陋到不可想象,但那几年竟也奇迹般赚着了钱。那一阵我又经常下乡,给他们帮忙,比如撰写旅游文案,甚至创编山歌歌词。只是,乡村旅游只搞了几年,不光都罗寨,周围很多项目到2010年左右基本都停滞或者倒闭了,而乡村则更显凋敝。 文化艺术报:到广西大学做驻校作家,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有没有教学任务? 田耳:起初是说来这里做驻校作家,来了以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岗。我刚来时候,是到新闻传播学院做一个杂志的编辑,后又调到艺术学院戏影系充当老师,教学生怎么编故事。我每年秋季开学给研一的学生上课,一学期64节,春季开学没课。 所以我每年写作半年,再讲半年课,感觉这样的节奏非常适合自己。再说,跟学生互动,教他们如何编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教育。我总是在下半年完成小说构思,来年上半年着手去写。我似乎越来越适应这样的时间安排,也享受校园生活。广西大学面积较大,至少抵半个凤凰县城,来这里后,我经常感觉像是隐居。 文化艺术报:看过你一篇文章《我的大学》,你文字里氤氲的江湖气,也是在“我的大学”里塑型而成,大学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田耳:我当年读的学校纪律弛废,我和几个同学一直在校外租房。一百来块钱租来三间平房,院里有一块菜地,我们在那种菜,还商量着要不要养一头猪。每天晚上,大家喝酒吹牛,我听他们讲各自经历。我最喜欢冬天,烧起炭火,大家围炉夜话。最大的痛苦,就是生活费一直捉襟见肘,花钱必须反复算计,没法依着性情买来好酒好菜。现在每个人只跟自己手机交流,被人请去吃饭都像是一种负担,那种围炉夜话的生活,早已一去不返。所以,我经常怀念老是吃不饱的年纪,也想要穿越到那个时候……最好把现在赚到的钱带到物力维艰的年代,买来好酒菜,邀更多的人围炉夜话,给我讲故事,讲各自经历。 文化艺术报:你写过一篇文章《我一家酒鬼》,文章很有趣,你还会勾调属于你自己独特风味的馥郁美酒,似乎湖南的作家都能喝酒,你小说里的人物也好喝酒,喝酒是湘西人的气质吗? 田耳:我其实酒量很小,一喝就醉,给人不好的印象,但这么多年改不了了。只有弋舟兄夸过我,我经常喝得一塌糊涂,但到这把年纪也没出啥事,没掉什么朋友,也算是一种成功。说是夸,分明也是提醒,现在慢慢少喝。我父亲学化学,他认为酒是一种特殊的药剂,既让人兴奋又让人麻木。我感觉,男人正好藉此展示自己的控制力,所以酒量大,久喝不醉是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让旁人直观地产生敬畏。全国人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喝酒习惯,湘西人未必比别地方的人更能喝。我来广西以后,感觉广西人也是特别能喝,经常从晚七点喝到十二点。至于勾调,那是我们在酒鬼酒厂访问时候做的一个游戏,厂方会讲解白酒的基本勾调技术,然后让我们上手操作。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比专业的技师勾调更好。 文化艺术报:你最初的阅读体验是哪些?喜欢文学是从你定义的读“天书”开始的吗? 田耳:我最初的阅读是从童话开始,最先喜欢上的作家是郑渊洁,他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还有一种自由不羁的态度,不古板,不说教,总让人在情节上还有认知上得来意外。因为喜欢上郑渊洁,还有张天翼的两三部童话作品,老师推荐国内别的童话作家,我几乎都没能看进去。小学四年级,从一部《射雕英雄传》开始,迷上了武侠。读金庸的小说,甚至会有快感,往后再也不曾有过了。高中开始看严肃文学,最初接触的大概是张贤亮、王朔、史铁生、阿城、尤凤伟等国内作家,后面是以外国文学为主,阅读的范围得以展开,喜欢的作家也越来越多。 文化艺术报:很多作家喜欢藏书,你有藏书的嗜好吗? 田耳:淘书,读书,写书,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是个超级宅,家里办公室都会堆满了书,没有地方了,甚至还想淘一套房子专门装书。我在老家的自建房里有四五间书房,在南宁也有几间屋子装书,总的藏书量应不低于四万册。 文化艺术报:作家一般不喜欢推介同行,青年作家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你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双雪涛之外,你也推介过不少同辈作家,你说过“我是一个被命运决定性格的人”,可否说说你自己? 田耳:我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是读者,阅读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也只有高质量的阅读,才能引领自己的写作持续深入。所以,我看到真正喜欢的作品,总是忍不住给朋友推荐,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互相推荐,就在去年,张楚写的长篇《云落图》,作家走走就极力推荐给我看。我说的“被命运决定性格”,是只有自己知道,当我获奖,拥有工作,逐渐在生活中安稳,再回顾往昔,对比年轻时候的样子,真的像是变了个人。如果我没获奖,写作不成功,我估计自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人。当然,到底怎样,我是没法设想的,人生只一次,容不得假设。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田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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