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凶门柏历”，是盛行于东晋至隋初的一种丧仪，存续时间大约为280多年。就其功用来说：“对丧家来讲，以表丧事在身，对死者来说，以示魂主待殡。”（韩国河《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凶门柏历”的样式，因为年久失传，后世学者已经难以辨明。一般认为：“凶门”，旧时办丧事在门外用白绢或白布结扎成门形，柏历就是用柏木做栏杆：“凶门即今日所说的扎牌坊之类，柏历即是以柏作栏。”（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有研究者以为：“‘凶门最早的含义，来自军旅。”（顾凯《中古“凶门柏历”之俗》）这种说法显然是对史料的误读所致，故其结论是错误的。 以丧礼入军旅，以显示破釜沉舟之决绝，在古代所在多有，较为著名的就是抬棺决战。秦汉之际，龙且（jū）出战韩信，为了表示决一死战，抬着棺材上战场。《三国演义》亦有“庞德抬榇（chèn）战关公”之说，不过这些都是后世的传闻，于史无证。信史所载，1880年，左宗棠为收复新疆，就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以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与上述丧仪类似，凶门显然就是丧仪，后被军旅借用：古代将军出征时，装饰“凶门”，由此出发，以示决战之决心。《淮南子·兵略训》：“乃爪鬋，设明衣也，凿凶门而出；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累若不胜；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高诱注：“凶门，北向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处之，以其必死也。”《晋书·周处传》：“且古者良将受命，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一些研究者不明所以，以为凶门源于军旅，倒因为果，实则大谬。 礼有五经，包括“吉、凶、宾、军、嘉”之礼。《说文》：“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尔雅》注曰：“凶，咎也。”《礼记》：“书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门。”“凶”意味着灾祸之意，故凶礼包括丧礼、荒礼二种。所以，凶门之“凶”，就是指丧葬礼俗。凶门起源甚早，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晏子春秋·外篇上十一》：“乃使男子袒免，女子发笄者以百数，为开凶门，以迎盆成适。”也就是说，最初的“凶门”，就是一种丧仪，或由于其盛行于民间，而没有被列入礼典。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凶门”是“悬重”礼仪的孑遗，《宋书·礼二》引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系于木表，裹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遗象也。”“凶门”是用于表丧，而“重”则是古代丧礼中，用木制成暂代主牌以依神之物，类似祭礼中的牌位。可见，晋代学者蔡谟已经不能明了“凶门”的源头，而将其附会为“悬重”之古礼的遗存。 “柏历”，就是用柏木为栏杆之意。汉代皇室喜欢用柏木做棺椁，因其耐腐兼有香气。考古发掘证明，汉代皇陵多有“黄肠题凑”的丧仪：即上千根柏木整齐堆叠而成围障，围绕在棺木的周围。“黄肠”，即黄心柏木；“题凑”，即在棺椁周围用木头垒起围墙。“历”字的意思就是“附着”。清朝徐灏主编的《说文解字注笺·止部》曰：“历，《尔雅》曰：‘历，傅也。傅、附古通，谓附着也。”清朝翟灏在《通俗编·仪节》则认为凶门柏历的作用就是“表丧”：“凶门，既本古悬重，而若柏枝之历历然，今丧家结白绢为旒，表之门外，俗呼为‘了前者，当即是也。”翟灏把凶门源头解释为“悬重”，依然是延续前人谬误。至于翟灏以为是“而若柏枝之历历然”，则是望文生义，实在是谬误了。 《晋书·琅邪悼王焕传》载孙霄奏疏曰：“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表，就是木柱。《六书故·工事七》：“立木以示谓之表。”《管子·君臣上》：“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尹知章注：“表谓以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吕氏春秋·慎小》：“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高诱注：“表，柱也。”参酌上述引文，就可以非常清楚了：流行于东晋之后的“凶门柏历”，就是立柏木柱成门状，然后用细竹缠绕，而非外形似竹之“历历然”。“凶门柏历”也被称为“凶门柏装”（《宋书·列传第十六孔琳之》），“柏装”，也就是用柏木装饰之意，此为又一确凿证据。 凶门柏历一般摆放在庭院，《宋书·礼二》：“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但在厚葬习俗的影响下，皇室的葬礼在宫殿内外都要装饰凶门柏历，甚至延伸到宫殿外，《宋书·礼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合，皇太子于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并设庐。”凶门柏历流行于东晋之后，但当时学者对其起源问题已经不甚明了。《宋书·列传第十六孔琳之》云：“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事实上，“凶门”古已有之，而用柏木为柱，细竹环绕，则成为奢靡丧礼中的装饰品，则是东晋之后的礼仪。就丧礼而言，其演变趋势是由简单到复杂，然后随着时代变迁，又会变为简单程序。一些礼仪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不断摇摆，但其蕴含的义理却是不变的。 凶门柏历最早于东晋盛行。《晋书·琅邪悼王焕传》：“俄而薨，年二岁。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争不断，导致皇权的衰落和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失，薄葬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时尚。”（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故对耗费资财巨大的凶门柏历，舆论给予了严厉批判：“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宋书·列传第十六孔琳之》） 因为耗费财富巨大，在舆论的猛烈批评中，朝廷也不得不下令禁止：“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晋书·志第十礼中》）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也会在具体葬礼中体现简朴的礼仪，删除凶门柏历这种表丧的装饰。《晋书·后妃下》：“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有司奏造凶门柏历及调挽郎，皆不许。”但积习成俗，再加上晋朝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能力的孱弱，凶门柏历作为丧葬礼仪还是难以被废除。 习俗一旦形成，就有其顽固性，完全废除是极为困难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较为简朴的丧仪来替代，如以花费较小的“素扇”替代“凶门柏历”：“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宋书·列传第十六孔琳之》）翟灏《通俗编·仪节》：“素扇，盖即今所谓‘丧牌。”直到隋代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这种丧葬礼仪才得以“寿终正寝”：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隋书·志第三》） “凶门”这种丧仪，在唐代还能看到一些遗踪。如诗人刘希夷有《从军行》：“天子庙堂拜，将军凶门出。”这里的凶门固然有可能是用典故，那么《全唐文》则记载了一道关于凶门的判文：“乙父在，丧母，立凶门。或告一家不合二门，乙诉云：虞而无主，以重当轻。”随着时代变迁，礼仪改移，但蕴含其中的“礼义”则往往以其他方式继续留存。就凶门柏历这种礼俗，依然以“门幡”“立阳榜”“岁头纸”等形式留存在今天的华夏大地： 按照传统殡仪，在河北省等地，治丧人家要在家门前悬挂纸杆，按照死者年岁，每岁白纸一张，每纸剪为三连，其末条下垂，插在门头上，称为“门幡”，有的地方叫作“告天纸”。若死者为男性，则置于门左侧；死者为女性，则置于门右侧。门内竖一块木板，上面糊白纸，纸上写明死者姓名、生卒日期、年岁，下面列出孝子名次，这称为“立阳榜”，也叫作“殃榜”或“告白”。山东鲁东南地区民俗，家中有老人去世，要在屋门和大门上用火纸贴上门幅，告知有丧。砍一根鲜柳木棍子，在上面贴一张大白纸。死者多大年龄，就将白纸割成多少条。将带纸的棍子竖在大门口，名为“飞飞”，也叫“出头纸”“岁头纸”。（王俊《中国古代门窗》）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香山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