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自得”
    “自得”是中国古代用以讨论学问的常见话语。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字面意思即是自己得到，论学问时就是指自己领会知识的意思。孟子认为学问致道的关键在于“自得”，只有“自得”的知识才会取用自如、受益匪浅。孟子的讨论涉及到学习的重要方面，他的“自得”之说涉及对知识的系统掌握和切身体会。“自得”作为普遍意义的论学观念，后来也被有些人用来讨论诗学。对于诗人而言，“自得”是他们在生活中与前人经验相融汇的豁然明朗。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是领会老庄游心自然的意趣；陶渊明“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是深契于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谢灵运“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是心赏于山水草木之表而悟入情理之间。这些诗人在不同的触机与境遇中领会到儒道释思想传统中的箴言，吟诵于口而付诸笔端的诗歌是他们知识与生命体验相交融的写照，而不是为文造情，玩弄文字。对于读者而言，当我们面对一首诗时，随文解义是通文字者的自然反应。但即使是被人久经传诵的名诗名句，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感受到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朱熹曾举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欧阳修、苏轼等名公大家都道此句好，但它到底好在哪里呢？这一句的文义并不难理解。然而它的“言外之意”却是要读者自身去体会。朱熹认为，在理解诗语文义的基础上能情不自已，获得一种会心的快乐，如此便是“自得”，如此便是领会观梅情境中的个人精神旨趣。“自得”并非某种天启式的领悟，而与读者个人的知识积累与精神体验密切相关。
    通往“自得”的技艺
    先说“自得”与知识的关系。上文提到的林逋论梅诗句，苏轼曾与友人议论其妙处。有人提出林逋此句用以描述桃、李、杏同样没有问题，苏轼幽默地回答：“可则可，但恐杏与桃、李不敢承当。”引得在座众人大笑。为何说只有梅花才能承当林逋诗句中的主角呢？梅花在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向来是君子的象征，在诗歌“引譬连类”的表达传统中，梅花的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的特征是君子独立于世且己德不移的化身。如果只局限在诗句本身，自然任何花都有可能开在水边，而且香气宜人。只是求其义而不求作诗者之意，缺乏对于古典传统的知识，则读诗自然浅而无味。
    当然除了对于思想传统的基本了解，要在阅读诗歌中“自得”，同样也需要了解关于诗歌本身的知识：一方面是诗歌源流的知识。在本体论意义上论诗歌，通常以“言志”与“缘情”作为诗歌发生的根本。功能论意义上论诗则是讲“兴观群怨”。从诗歌史的角度讲，通常古代诗论家会从《诗经》《楚辞》讲起，下及汉魏晋，以南朝沈约声律之说为近体之开端，再降而论初、盛、中、晚唐之诗和宋元明清各代各体之诗。另一方面是关于“诗法”的相关知识。诗法的关键莫过于“辨体”，即对于诗歌体制的区分：既有文类意义上四言、五言、七言之别和古体、律体、乐府之别，又有风格意义上如雄浑、冲淡、沉着、纤秾等区别。“辨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读者对于诸体的要求和特征有基本认识。从早期曹丕论“诗赋欲丽”已有明确的诗体规范意识，到刘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具体区分四言与五言的诗体关键。论家在诗歌辨体的意识和论述上逐渐细化，其中明人辨体之论更是大盛，如胡应麟论诸诗体，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虽然胡应麟意在为作诗指明方向，但也可知在读诗过程中，面对不同的诗体时，关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除辨体外，诗法中常论及的自然还有“法度”，即篇章字句的安排问题。一般文人士大夫在文章中论诗，多从性情政教等诗歌本源问题上立说，少有讨论诗歌具体的安排布置问题。这类问题的讨论一般见于诗话、诗格、诗法等非正统的文体和著作中。如据传为元人范德机所论诗法，讲求“三宜十忌”，三宜分别是“意远”“句佳”“字当”，“十忌”分别是“忌不知体面”“忌间架不齐”“忌意思不贯”“忌体用不交”“忌语句不伦”“忌文面重叠”“忌音节不调”“忌体制凡陋”“忌不归正理”“忌体物太泛”。其中“体面”即上文所及“辨体”，“间架不齐”“意思不贯”等等都是具体讨论上下句照应、属序、虚实等关系。虽然诗法类著作旨在教人如何作诗，但也可知诗人用心结撰并非没有法度可寻，而读者自然不能无视诗法而囫囵吞枣地阅读诗歌。至于诗法尚涉及音律、格律等诸多方面，此处不赘，这里想强调的是关于诗歌自身的知识无疑是读者“自得”于诗歌的基本前提。
    “自得”与主体心境
    《庄子》中有一则齐桓公与轮扁讨论典籍的对话。齐桓公自认为所读是圣人之言，轮扁却认为所读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轮扁以自己所从事的造车之事为喻，认为“斫轮”的技艺讲究“不徐不疾”，这种长期的技艺经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即使他想将此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办法。轮扁的故事形象地表达出“自得”的“默会”性。这种观念同样见于诗文论之中，曹丕《典论·论文》言诗文创作与个人才性笔力之关系时，以音乐为喻，“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数。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虽是谈创作，但也指出诗文技艺极大赖于个人“自得”，无法完全由语言传授。同理也可知，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同样也会因个人才性气禀以及后天知识积累与境遇不同，而有不同的阐释倾向。
    个人的才性气禀虽然得于先天，但是同样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善。如性刚之人善于严毅但可能陷入狭隘，缺乏宽裕的气象。性急之人可能言行果敢，但可能失于深思熟虑。性宽之人或许擅长包容，稳妥行事，但可能又趋于犹犹豫豫。刘勰注意到情性见诸文字对于诗文风格的影响，如论王粲“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论刘祯“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论阮籍“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论嵇康“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所谓“触类以推，表里必符”，正是从作者的情性来理解其诗文特征。从读者的立场来看，不同读者的才性气禀同样会影响到对于作品的理解和判断。要达到更好的理解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恶胡乱阐释，需要读者在自身上下功夫，也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时刻保持“虚心”的态度，以“涵泳”作为方法。“虚心”意味着面对作品时不要先将自己的结论放在前面，而是沿着文本的逻辑，看它的变化去向。“涵泳”是指熟看熟思，反复穷究玩味文意，直到对作品从整体到部分都能达到一贯的理解。读者的“自得”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虚心”和“涵泳”作为阅读方法正是读者尽可能克制因个人才性气禀而干扰阐释的切己工夫。
    好诗自是有为而作，诗人在不同情境中的所遇所感自然会唤起诗意。这如宋人包恢所说：“未尝为诗而不能不为诗，亦顾其所遇如何耳。”境遇不同则观物之趣与抒情之意自然有异，蒋捷《虞美人》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无疑是境遇不同情感相异的最佳写照。读者要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同样需要以现实生活的境遇经验为契机。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直截了当地表明读者的“自得”在于以其个人心境与情感体验领会作者的情思。
    “自得”与自我教化
    如前所述，“自得”不仅是古典诗学观念，也是古人论学的重要意识。王国维尝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论可谓只眼独具，用以论学、论诗词都是极佳。要想更好地理解古典诗歌，进入中国古典思想世界，立志求学，虚心涵泳，不追捧也不嘲弄古人，不过是起步阶段。要真正进入其中，必然要经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下大力气穷理求索的阶段，此是第二境界。等到上下求索，阅历日丰，自然进入“自得”之境：发现古人情性好恶未尝不与今人相通，古人的智慧与德性未尝不为今人所有，此是第三境界。
    在信息爆炸和人工智能能够迅速提供知识的时代，古人的“自得”之论或许能让我们放慢阅读的速度，将目光由“逐外”而转向自身，更为深刻地去理解知识的意义和看待方式，进而思考我们自身生命体验和精神旨趣的重要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越来越复杂多元，而古典诗学甚至古代思想传统对于我们思索当代命题有着特殊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自得”为当下愿意亲近古典诗学与古代思想传统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涵育个人审美与德性的可能，也即在虚心涵泳的态度上不断深化自身的心力，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不断扩充自身的心量。在古典诗学的思想世界中“自得”，意味着借助文字获得对古人心意圆照周遍式的理解和同情，而能达致此种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的自我教化，即培养出涵容深刻的心灵以看待个人、传统与世界。或许“自得”作为“成人之学”为当下重新阐释了“温柔敦厚”的诗学理想：“敦厚”而不至失于无知，“温柔”而有坚定的心力与涵容的心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批准号：19ZDA264）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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