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在中国兴起十多年来，已经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的改革，并在写作观念、作家观念及作家成长与生存等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与创意写作源生地美国不同，中国创意写作的兴起算得上“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短短十年，中国的创意写作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历程”[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及世界创意写作的“大势”给了中国莫大的鼓舞。比如，它对文学的积极反馈：“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2]以及它对国家“软实力”的贡献：“超过50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3]同时，中国作家所熟悉的同行，如雷蒙德·卡佛、严歌苓、哈金等人的经历，都在加深“在美国，每一位作家都上创意写作班”[4]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国高校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积弊已久，“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5]中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困难重重，也期待高校创意写作“反哺”[6]。因此，引进创意写作十分必要，也适当其时。
中国创意写作的引进和本土化创建，自然需要借助世界创意写作的“他山之石”，许多高校还与世界创意写作名校有过密切的学科交流。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深入中国创意写作现场就会发现，同一个“creative writing”在不同的高校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同是翻译为“创意写作”和“创造性写作”的高校之间，其内部仍有微妙的区分。这种理解上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各高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分野，以至于形成了以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为代表的各种发展“路径”。这些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路径”又会将中国创意写作带向何处？本文将尝试探究这些问题。
一、
世界创意写作的发展和分野
“创意写作”得名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7年的一次演讲，本意指向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创造性”。美国创意写作研究专家迈尔斯（D.G.Mayers）指出，创意写作与美国高校中古典文学的式微与英语文学的兴起背景息息相关。1880年代，英语文学逐渐取代古希腊罗马文学（即所谓“经典文学”）的中心地位，但随即迎来了语文学的盛行，而语文学将文学作品当作语言和修辞的外壳，以及学术研究的材料，“写作”包括“文学写作”，都从属于语法练习、拼写训练和修辞规则识记。“英语写作”随之兴起，它以“一项在全国高校内开设的小说、诗歌写作课程的校园计划”和“一个招募小说家、诗人从事该学科教育教学的国家体系”形式[7]，反抗语文学主导下写作的“非文学状态”，“英语写作”由此成为创意写作的前身，也逐渐向爱默生的理念靠近。
哈佛大学是先驱，他们率先开设了高级写作课程，允许部分课程以创作诗歌或故事的形式获得学分，但他们教育的重心在于提升学生的品德素养和写作的规范（尤其偏重于新闻写作），而非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和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爱荷华大学接过哈佛大学改革的旗帜，于1936年正式创建了创意写作学科，将“英语写作”推至爱默生的原初设想。该校以诗歌写作、小说写作著名，后来另设翻译工作坊，并由三个教学工作坊发展出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两大传统，其理念、措施及师生的全国流动，使其成为美国创意写作运动的发动机，写作项目也成为美国开设最早的，也是发展最好的一个。[8]几十年后，美国“创意写作项目”遍地开花，而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为“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成为国际创意写作的中心和世界作家交流的理想之地。爱荷华大学因在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方面卓有成效的发展而扬名四海，创意写作学科最终也以能够和善于“培养作家”著称。
1944年和1966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和重申，让成千上万的二战、韩战（包括随后的越战）退伍士兵涌入高校，享受再教育的机会，创意写作是最适合他们的专业之一。创意写作借此壮大，之后，它开始反向走出校园，深入社区，广泛介入社会事务。大量学院之外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比如哥谭作家工作坊（Gotham Writers’ Workshop）、法典作家群（Codex Writers Group）、瓦伦西亚826号（826 Valencia）等组织，或是提供更接地气的创意写作课程，线上线下培训各种作家；或是通过作家聚集的方式，讨论与出版作品；或是通过提供文学写作辅导的方式，鼓励社区居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帮助外来移民迅速融入美国文化等等。[9]创意写作在进社区、进监狱、进移民群、进少数族裔等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沟通和疗愈作用，使其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超越了单一的学校教育功能。
创意写作在走出校园的同时，也开始走出美国。它首先在英国落地生根，1970年，东英吉利大学（UEA）建立了自己的创意写作系统，培养出了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著名作家，同时，还为它所在城市带来了“世界文学之都”的荣耀。另有许多创意写作高校与时俱进，其发展与现代教育、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创意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澳大利亚政府于1994年发布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构建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目标，力推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打造澳洲认同与澳洲特色，这些成为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背景，创意写作也因此开辟出了新的路径。
伴随着创意写作走出校园、走出美国，它也逐渐走出文学，衍生或渗透进多种多样的事务性写作，比如商务写作、视频脚本写作、剧情游戏设计、歌词写作、行业故事写作、文旅写作、解说词、策划文案、数字交互写作、食品介绍、博客写作、儿童读物写作、脱口秀底本，以及与原创相关的二度创意写作等。这些写作，有的依旧强调写作的文体规范和艺术性，有的则更加强调写作的创意性，看起来更像“策划”“设计”，文字只是创意的外显和过程的记录：“很多这种新的创意活动都与写作相关，但是，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用性写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性写作，Facebook是目前这类写作最明显的例子。”[10]
上述写作形式极大丰富了创意写作的“菜单”，同时也为创意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对创意写作的“本体认知”：创意写作并非仅仅指涉“文学写作”，它还包括以创意为特征的写作类型；它所培养的也不仅是“文学创造力”和文学作家，还包括更广泛的“创意能力”“创意素养”和“创意作家”。一般说来，在美英名校，创意写作的“文学性”倾向更明显一些，而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相当一部分高校，尤其是社区大学，偏向于文化产业、出版、传媒等方向；在高校往往以文学写作为主，但在社会培训机构、社区工作坊，更多偏向于事务写作、跨媒体写作、跨文体写作，而这些写作一般又被划归为“非虚构写作”，或者“非文学写作”。由于我们习惯性地将“非虚构写作”宽泛地理解为“回忆录写作”“纪实写作”“散文写作”，或者干脆等同于《冷血》《根》《中国在梁庄》等这类的写作。经过逻辑跳跃，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创意写作的主要分支“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同时包括诗歌写作）都是文学写作。“虚构写作”姑且可以和文学写作画等号，但“非虚构写作”的篮子里却装有太多的“非文学写作”和“非非文学写作”的东西。
从哈佛大学到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取代了英语写作，恢复了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凸显了文学写作的创造性；从美国到欧洲、澳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创意写作扩大了写作类型的外延，也将创意写作的内涵从艺术本位或者说文学本位转向了创意本位，创意写作不再仅仅是面向艺术和自身表达的文学写作，而是主要面向公共文化服务和创意产业的创造性活动，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实际上，今天的写作样式与社会对写作的需求，我们很难用“文学写作”一言以蔽之。属于文学写作的“天才时代”“灵感时代”逐渐远去，而创意写作的“全民时代”“创意时代”正在来临。相对于过往的文学写作，创意写作的入口拓宽、门槛降低，也更加亲民，“创意可以激发”“写作可以教学”“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等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参与、全民写作的氛围又成为滋润其成长的土壤。
二、
中国创意写作创建的“他山之石”
有学者“通过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在 2009 年之前，学术界对创意写作的关注度几乎为零”。[11]很明显，这个数据指的是看得见的纸面学术成果，不代表中国对世界创意写作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理”。比如这一年王家新正在美国柯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担任驻校诗人，翌年回国后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成立“国际写作中心”，他参照的正是创意写作的驻校诗人制度。而前一年，“香港公开大学于 2008 年开设‘创意写作与电影艺术荣誉文学士’课程”[12]。早在2004年，江非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第一个驻校诗人，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认识到：“驻校作家、驻校诗人制是国外著名大学的一种常见的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方式”[13]；甚至早在2002年王蒙驻校中国海洋大学时，他先后邀请100多位作家、学者到学校任教、短讲[14]，而这也是包括爱荷华大学在内的美国创意写作项目常见的举措。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作家班”以及受武汉大学“作家班”启发的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本科层次“作家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都“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汲取了灵感”，遗憾的是“未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项目进行详细调研，大多没有采取适应作家特点的培养模式”[15]。
引进和创建中国创意写作，的确需要对世界创意写作进行系统考察，而这个工作也的确是在2009年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但在这之前，作为最早进行学科化建设的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已经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
王安忆曾于1983年参加过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创意写作计划”，而该学科与爱荷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英吉利大学等创意写作学科来往密切，也有学者广泛调研过欧洲、澳洲、中国香港等地的创意写作状况，“从2008年开始，在陈思和、王安忆老师领衔下，复旦中文系开始仿照美国的模式，筹备设立MFA艺术硕士点”[16]。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创建人葛红兵回忆道：“2003-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游学，看到人家有个创意写作学科……带着这些问题回国，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弄了创意写作学科。”[17]回国后，他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师生团队首先从美国开始调研：“我们深入美国大学内部，观察这个创意写作学科是如何产生及运作的。”[18]然后延伸至整个美国，以及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等地，资料性成果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第一单元“创意写作前驱”部分集中推出。[19]
学科创建过程中的引进翻译、专项研究、项目申报等，也会影响、强化或修正中国创意写作的路径选择。就引进翻译来说，先后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等单位介入，推出了《大学英语创意写作》教师用书、《创意写作的核心概念》《英文创意写作与佳篇赏析教程》《创意写作完全手册》等成果，但就影响力来说，“创意写作书系”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为佼佼者。
“创意写作书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丛书，自2011年以来已经出版66册，包括写作指南、写作教材教法、理论专著、实训案例等类型，以翻译为主，其中多萝西娅·布兰德的《成为作家》、杰里·克里弗的《小说写作教程》两部译著销售均超过10万册，前者侧重创意写作的新理念阐释，后者侧重于小说写作的学习与教学。“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与 “创意写作书系”有部分交叉，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译著有马克·麦克格尔的《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黛安娜·唐纳利的《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格雷姆·哈珀和黛安娜·唐纳利共同主编的《创意写作基础研究》、D.G.迈尔斯的《美国创意写作史》、大卫·莫利的《剑桥创意写作导论》等。整体来说，“创意写作书系”侧重于小说、剧本、非虚构等具体文体的写作和教学指南，默认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则侧重于创意写作的学科发展史、学术研究史、研究范式创新及教学方法的引进，更加关注创意写作的历史面貌、实际形态和未来趋势。
有三本杂志集中关注了世界创意写作的历史和当代进展。《中国创意写作研究》设有“创意写作在国外”栏目[20]；《鸭绿江·下半月刊》曾在2019年持续发表了国外创意写作高校调研文章[21]，而这一年，该刊物短暂命名为《创意写作》；老牌写作刊物《写作》开设了“创意写作”专栏。[22]相比之下，《鸭绿江·下半月刊》相关文章的作者是被调研高校的工作坊师生，更集中于当事者的课堂体验和过程介绍，具有“现身说法”的意味；《中国创意学写作研究》则集中于国别整体研究，而《写作》将调研与分析结合，偏向学术性探究。另有《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雨花》《长江文艺》等杂志也有相关调研，前者更重学科的整体研究，影响力更大，中国创意学写作研究高频引用文章基本都出自于此。
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争取教育部、国家哲社等权威机构的立项，是创意写作获得正常学术科目地位以及学院化、学术化生存的必经之路。已经立项的项目中，《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4YJA751025）以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建为旨归，集中调研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经验，而《汉语创意写作理论研究》（18YJC751025）、《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20BZW174）也有着重考察了世界创意写作的进展。这些专项研究以及上述各种调研，共同构成了创意写作的引进、中国化和路径选择的背景。
三、
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路径”
小说家教学小说、诗人教学诗歌，强调的是写作教学和作家培养的专业性，能否实现培养目标，关键在于师资。引进专职作家或者实行作家兼职、短讲等是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爱荷华大学开创的驻校作家制度因此得以广泛推广。如果某个学科具有足够的作家或者理论与创作兼备的教师，或者这个学科恰好拥有杰出的写作传统和校友资源，那么他们的教学，包括招生和培养就会相对便利。在中国，这些“天选之子”主要集中在某些985文科高校，但很明显，创意写作快速发展时期，作为师资的作家群体显然不能满足全国高校整体需要，因此中国大部分高校的创意写作在师资方面捉襟见肘：“和美国创意写作的教师构成基本都是作家出身不同，中国教写作的老师很多都没有实践经验。”[23]这是中国创意写作刚起步的事实情况，也是许多高校被迫“灵活”选择各自的发展路径的背景。
不少高校在总结自己学科经验的时候，倾向于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或“路径”[24]，但整体上来说，“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式上基本形成两条路径：一是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为主要代表，结合利用原有的优势和积累，偏重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走精英化培养的路子；一是以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为主要代表，适应国内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迫切需要，注重培养创意写作复合型人才，走大众化培养的路子”[25]。培养“文学作家”和培养“创意写作复合型人才”或者说“创意作家”，的确是中国创意写作的两大基本目标，在世界范围来看，这两条道路也是主流。
我们注意到，拥有丰富作家师资储备、良好文学学术声誉和招生号召力的高校，更倾向于将“创意写作”理解为“文学写作”，直接对标爱荷华大学传统。比如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专业负责人张生认为：“其实，它从爱荷华大学最早开始设置这个学位开始，在美国的原始定义就是‘文学性写作’，而非我们后来所理解的无所不包的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所谓‘创意写作’。”[26]北京师范大学创意写作学科拥有张清华、张柠、张莉、梁振华等学术导师，欧阳江河、西川、苏童、格非、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作家导师，莫言、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格非、毕飞宇、叶兆言等授课导师，师资实在丰富，因此他们将培养目标定位为“致力于首先培养优秀的、有独立审美追求的写作者，也旨在培养一批真正懂文学规律与文学审美的研究者与批评家、致力于培养一批懂文学创作、有文学审美能力的文学编辑”[27]。无论是优先培养目标“写作者”，还是次选目标“研究者”“批评家”“编辑”，其重心都落脚在“文学”。
对于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地方性高校来说，他们的师资往往只能围绕一两个核心作家配置，招生难有配套政策，毕业生就业也不易落脚作协机构、期刊、出版社，但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城市、地区以及学科基础优势，制定更加务实的培养方案。比如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有许多与产业相关的实践，成功案例有“电影《咖啡山》剧本创作”“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三林塘传奇》”“环上大影视产业功能区规划方案”“启东市文化建设发展规划（2012-2022）”“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陈展方案设计”“闵行文化公园和七宝生态商务区规划（咨询案）”“上海美丽华府主题餐饮（连锁）策划案”等等[28]，因此，他们将学科培养目标定位为“坚持产学研一体化、实践与实战相结合的路线，以服务社会，培养文化产业与创业人才为使命”[29]。如此定位，一则是他们对世界创意写作有过综合调查，视野相对开阔；二则是在决定选择路径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自觉地进行相应的尝试，主动去接受从文学写作向创意写作的变革。
创意写作不一定都要做成“爱荷华模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可能有的大学只能做成文化产业模式，这也是媒体变革、‘写作产业工人’被社会大量需要的必然原则。”[30]因此，对于更多的中国高校来说，上海大学路径或许更加务实、接地气。
四、
“第三条道路”
“尽管在哈佛大学英语系教育的早期，创意写作与作文被认为是一回事，但从那时起，它们的道路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便给它们至今仍未完成在学科上的融合埋下了伏笔。”[31]创意写作从哈佛大学开始，却未“将革命进行到底”，似乎有些遗憾，但它开创的“每日一题”、多写多练和某些课程可凭创作获取学分的传统得以继承，而将写作纳入通识教育体系，课程开设到不同专业、不同院系，重点培养学生的基础写作与沟通能力，提升大学生现代文素养，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创意写作的第三条道路，给予中国创意写作新的选择：“除了上述两种路径之外，国内创意写作还形成了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以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主要代表。”[32]
这个观察不无道理，中国创意写作的确存在着“第三条”甚至更多的“路径”。当代社会需要文学作家，需要创意作家，也需要具有规范性写作能力、语文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未必与文学作家、创意作家构成对立关系）。当代大学生不一定都要成为文学作家和创意作家，但是具备良好的写作与沟通能力，能胜任多个职业领域的日常写作和专业写作需要，应该是他们都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为达成这种能力，清华大学在全校开设了“写作与沟通”的课程，覆盖哲学、文学、历史学乃至理工科，并成立了专门的写作教学机构，以服务这种带有公共基础性质的通识课程。
武汉大学拥有“珞珈山作家群”资源和“作家班”经验，又是中国一级写作学会单位、《写作》杂志承办单位，创建有写作专业硕士点、博士点，他们具有培养文学作家的经验和能力，但同时还肩负着培养传统写作研究的学术人才和实践人才的责任，因此他们的学科定位就处于传统写作和创意写作的中间地带。这种选择对于那些无意也无力培养创意作家、文学作家的高校来说反而更具诱惑，他们宁愿将“创意”和“写作”当作当代大学生乃至公民的基础素养和基本能力，而人才培养目标从传统的文秘写作、公文写作人才转向更灵活的文案写作、文书写作人才培养，也同样符合就业市场的需要。
如果说武汉大学在学科培养目标上的定位具有游移性的话，那么北京大学的学科定位则有反复。“继2004年招收第一位创意写作学硕士后，北大还于2014年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最初，他们“……培养的是创意写家。当然我们也是期待出诗人、作家的。我们始终认为文学思维、诗性仍然是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整个文化发展的母题性、基因性的东西。这是最根本性的东西”[33]。经过短暂的休眠期后，北京大学又于2021年创建了“文学讲习所”，“以文学美育为宗旨，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34]。从培养“创意作家”转向培养“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个方向人才的培养定位，相信这也是在综合激活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学研究、语文研究的优势传统基础之上作出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拥有华丽的“丽娃作家群”和支持母校文学事业的校友，创建了“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开办了以网络作家培养为主要方向的硕士专业。“继承‘华师大作家群’的文学传统，旨在汇集一批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打造一流的文学创作及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基地。既要培养创造性的文学人才，也要培养创意性的文化产业人才，在创作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引领作用。”[35]他们将“创造性的文学人才”和“创意性的文化产业人才”并列，或许有突出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师资优势和培养传统的考虑，同时也准备迎接新写作时代的来临。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从翻译的角度来讲，“创造性”和“创意性”应该是同一个“creative”，这种“折中”“两全法”折射出传统文学写作强校的某些转变迹象或者说痕迹。
创意写作的“第三条道路”不能说是权宜性选择，毕竟它的出现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前路可循，但愿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负引进和创建中国创意写作的初心。
五、
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隐忧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创意写作，一是取决于世界创意写作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二是取决于中国期望创意写作解决哪些问题。
有学者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的招生数量持续上升，学科评估、国际交流和就业的压力，使得高校学科设置的优化刻不容缓。创意写作作为一门与传统文学学科相关，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市场接轨的新兴交叉学科，受到高校青睐”。同时，中国高校也具备创建创意写作学科的相应条件：“新世纪以来大量作家进入高校，或担任驻校作家，或直接担任全职教授，比如刘震云、张悦然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莫言、苏童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些作家有能力同时也有意愿为文学写作培养更多人才，借助高校创意写作平台，作家获得了更多的发挥空间。”[36]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新模式、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化发展新需要、国际竞争新格局及中国高校文学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促生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诞生……”[37]同时，它还被赋予更大的期望，原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认为：“精彩的中国故事需要有精彩的艺术表达……真正有效地促进创意写作的发展，使得文艺作品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38]美国爱荷华城、英国诺里奇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学之都”，而这两座城市又分别是世界创意写作学科重镇，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南京在申报“文学之都”过程中，创意写作也参与其中，因此创意写作还被赋予了提升城市文学品质的期望。[3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创意写作的兴起在意图改革高校中文文学教育的同时，夹杂有“学术权力”的诉求：“创意写作研究者以革新者的姿态，对两个方面发起挑战：一是挑战中文学科不培养作家、作家无法培养的传统观念，二是高呼取代现代写作学，要形成文学、语言学和创意写作学三者并驾齐驱的学科格局。”[40]
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急需相应人才，文学繁荣需要优质作品，中国故事需要能够让世界“听得懂”的讲述，国家软实力打造需要全民创意能力提升，高校中文教育急需改革，甚至中小学作文教学也需要创意写作的反哺，等等，构成了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问题是真实和综合的，问题的解决同样如此，它需要分进合击，幸好世界创意写作已经为我们中国的多形态创意写作的齐头并进准备了足够的选择样式。创意写作应运而生，但能否堪当重用，在中国持久地深入下去，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从世界创意写作的发展来看，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学者都怀有信心，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存在如下隐忧。
其一，创意写作的泛化、庸俗化、非专业化。许多创意写作从业者对 “creative writing”不甚了了，甚至望文生义，要么认为创意写作“古已有之”，要么以为“创意写作”就是一切稀奇古怪、花里胡哨、花样迭出的写作，可以抛开传统写作、文学写作“闹革命”；可以不研究写作规律、创意规律，不研究教学法，天马行空。为了抢占地盘、瓜分新事物“红利”，他们将传统写作、作文教学改旗易帜，摇身一变为“创意写作”，招摇过市。实际上，有许多高校目前还不具备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和创建创意写作学科的条件，但是他们往往匆匆忙忙拼凑起基础写作、公文写作课程，柔性引进几位文学作家、诗人，虚拟建设几个“实习基地”，就开始对学生进行创意写作培训。尤其是许多社会写作培训机构，利用社会对作文教学的不满、应试教育的恐惧和创意写作的好奇，杜撰创意作文写作指南，打造创意作文名师；也有半瓶水作家、写手，阅读几本国内外创意写作教材后，就开始抢占时间差，撰写“0基础创意写作指南”。如此现象，层出不穷，它们在快速消耗社会对创意写作的热情，败坏创意写作的声誉，终会将创意写作带上歧路。
其二，对创意写作理解的狭隘化。创意写作以文学写作为主要样式，从文学写作、文学教育改革而来，而国外许多开设创意写作专业课程的名校的确以文学写作为主要内容，且成就卓著，因此许多中国高校以此为依据，以为只要将传统文学理论、文学课程、“作家班”稍加改造即可以立地转身，文学写作就自动成了创意写作，顺应了潮流，占领了高地。对于那些拥有传统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优势的高校来说，这无可厚非，也无须自断优势。但我们要认识到，创意写作不等于文学写作，在今天，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文学写作的附庸。
创意写作不能离开文学，但文学离开了创意写作，它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虽然今天创意写作研究的主流，包括“什么是创意写作”的认知，也依旧在坚持“文学写作”中心，但这也恰恰是导致创意写作实践轻视创意写作研究、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主要原因：“虽然创意写作作为正式的学科在英国和美国等高等教育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其自身的学科视阈限却仍未完全设定。”[41]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缘于创意写作依旧在生长，一直处于变革之中，其复杂程度超越过往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写作；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范式没有及时更新，始终以文学研究替代创意写作研究、以文学写作替代创意写作。用文学写作的批评方法与理论去指导创意写作，实属“泥菩萨过河”，因为它们自己就很难说明今天的全民写作、数字化写作的语境和文学产业化趋势，很难专业而科学地去指导更加复杂的写作实践。如果把“文学写作”照搬至创意写作中去，它不仅不会就此解决老问题，还有可能搞砸新事物，世界创意写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研究正在“文学写作”“作文”和其他“专业写作”的融合与区分中找到自己成长的线索，同时又真正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进而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我们无意把文学写作和创意写作对立起来，但如果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创意写作更受学生欢迎，更受社会期待，“我认为,学生们想从创意写作中获得的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是特定的‘文学’,而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创意’。像Jump Associates和其他创意的提供者一样,学生们明白,在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时刻,创意技能和经验具有巨大的价值。当然,创意写作的学生最终会按照要求，在课堂上写诗、写故事、写散文,但他们更看重的是我所说的‘创意素养’，而不是这些作品的文学性”[42]。如果这是普遍事实的话，那么这个尖锐的观点也能理解：“也就是说，相比创意写作，文学研究似乎更‘无路可走’。”[43]
应该承认，创意写作兴起之后，我们的写作教育教学方法有了革命性改进，我们从作家角度进行的创意阅读更有创造性，唯如此，我们的作家才可能真正职业化写作和职业化生存，至少驻校作家制度为作家提供了便利，等等。我们的创意写作研究和实践应该走出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的“舒适区”，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毕竟，创意写作不仅关乎文学构思，不仅“改变大学，改变作家，改变写作的观念与环境”，“也会改变文学的未来”[44]，还关乎社会创造力。
创意写作在中国是新事物，其发展存在着不良苗头，我们自然要警惕；但创意写作又是一个持续一百多年而且依旧在成长的事物，我们要对它抱有信心。既然它在世界范围内成就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中国也能够健康生长，反馈到中国的文学教育、写作教育、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国家与创意城市创建、中国故事讲述等方方面面。总体来看，中国创意写作出现多种发展路径，这恰好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后发优势和立足本土实际的选择；它的“野蛮”发展，也可以理解为它在中国强大的生命力的体现。虽然到目前为之，世界创意写作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创意写作的经验[45]，但中国创意写作从开始引进和创建之初就有了世界创意写作视野，并且尝试建立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世界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46]，这无疑是中国创意写作对世界创意写作的自觉承诺，也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大雄心。
注释
[1] 陈曦：《创意写作本土化十年，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仍需自我辩护》，《现代快报》2019年12月22日。
[2] 张芸：《创意写作与美国战后文学》，《书城》2009年第12期。
[3] [美]马克·麦克格尔：《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葛红兵、郑周明、朱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4] [美]哈金：《在美国，每一位作家都上创意写作班》，《鸭绿江·下半月刊》2019年第1期。
[5] 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年第6期。
[6] 任彦钧：《我们为什么需要创意写作——在世界华文青少年创意写作大会上的报告》，《语文教学通讯》2021年第12期。
[7] 参见D. G. Myers，The Elephants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reface(xi).
[8] Tom Grimes: The workshop: seven decades of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New York:Hyperion,1999,preface.
[9] Articles on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s, Including: Writers of the Future, Clarion Workshop, Iowa Writers' Workshop, Windycon, Uea Creative Writing Course……（平装），Nashville：Hephaestus Books，2011.
[10][42] [美]史蒂夫·希利：《超越文学：为什么创意素养很重要》，见[美]黛安娜·唐纳利、格雷姆·哈珀主编：《创意写作基础研究》，范天玉、王岚、雷勇、李枭银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5页、94页。
[11][40] 宋时磊：《热概念的冷思考: 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长江学术》2019年第4期。
[12] 梁慕灵：《大学创意写作教学的设计与效果——以香港大专院校为例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期。
[13] 梁若冰：《中国首位驻校诗人在京诞生》，《光明日报》，2004年9月22日，第B1版。
[14] 冯文波：《“驻校作家制度”暨“名家课程体系”十周年总结研讨会召开》，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网2012年12月13日。
[15] 宋时磊：《创意写作在中国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考析（1959-2009）》，《写作》2018年第6期。
[16] 王宏图：《创意写作在中国：复旦大学模式》，《写作》2020年第3期。
[17] 葛红兵：《作家，怎么“创意写作”》，《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
[18] 郑周明：《他山的石头：中美大学文学学科对照》，《山花》2010年第6期。
[19] 参见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3页。这部分重点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高校的创意写作的整体概况，以及部分高校具体的学科设置，如美国部分着重介绍了爱荷华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和纽约哥谭作家工作坊，澳大利亚部分着重介绍了昆士兰科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和阿德雷德大学、格里菲斯大学和拉筹伯大学等等。
[20] 发表有顾杏如的《英国高校创意写作发展与启示》，郑妍的《加拿大高校创意写作管窥》，雷勇、李雪雯的《爱尔兰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研究》，向雨昕的《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发展概况》等。
[21] 发表有李婷玉的《爱丁堡的创意写作课》、李骄阳的《纽约大学作家屋及创意写作体验》和《我在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班》、安德鲁·考恩的《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课》、叶子的《美国的创意写作课程》、哈金的《在美国，每一位作家都上创意写作班》、唐一斌的《关于爱荷华创意写作专业的一个注解》等。
[22] 发表有刘卫东的《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的前沿话题——基于2020-2021年创意写作研究学会年会的观察》，梁慕灵的《创意写作的未来——香港公开大学创意写作课程设计之跨学科发展方向》，葛红兵、刘卫东的《从创意写作到创意城市：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发展的启示》等。
[23] 路艳霞：《创意写作课，文学还能怎么写？》，《北京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6版。
[24] 如梁慕灵：《视觉文化时代创意写作发展的路径探索——以香港公开大学创意写作教育为例》、朱志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的创意写作发展研究——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模式为例》、丁伯慧《让所有大学生成为会写作的人——重庆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培养模式简析》、丁烨《全媒体视野下艺术院校创意写作学科教学模式探索——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方向为例》等，以及许道军主编：《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0）》，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185页。
[25] 顾广梅：《创意写作在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25日，第12版。
[26][30] 罗昕：《中国高校创意写作十年：是否培养作家，依然是个问题》，澎湃新闻2019年12月17日。
[27][28]《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一览》，参见《钟山》杂志《中国创意写作合作推广计划》，https://www.zhongshanzazhi.com/send.html?id=493。
[29]《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一览》，参见《钟山》杂志《中国创意写作合作推广计划》，https://www.zhongshanzazhi.com/send.html?id=494。
[31][43] [美]黛安娜·唐纳利：《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许道军、汪雨萌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页、150页。
[32] 叶炜：《作为文学教育共同体的创意写作及其实践品格研究》，《写作》2020年第1期。
[33] 金永兵、谭宇婷：《我们培养的是“创意写家”》，《华夏文化论坛》2019年第1辑。
[34]《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曹文轩任所长，莫言、谢冕担任顾问》，澎湃新闻2021年5月15日。
[35]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网页，http://www.zhwx.ecnu.edu.cn/ac/8e/c28455a306318/page.htm。
[36] 杨庆祥：《创意写作：返本开新再出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08月13日，第07版。
[37] 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38] 刘秀娟：《讲述更多原创中国故事》，《文艺报》2016年10月10日，第1版。
[39] 葛红兵、刘卫东：《从创意写作到创意城市——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发展的启示》，《写作》2017年第11期。
[41] Gregory Light. 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Public: Conceptions of Creative Writing in Higher Education，Boston: Kluwer Academic in Publishener,2002，p259.
[44] 刁克利：《创意写作改变作家的未来》，《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
[45] 参见许道军、叶晓月、张子夷等，《创意写作的中国资源——当代中国作家培养经验考察》，《写作》2019年第3期。
[46] 葛红兵：《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与中国气派建构的可能与路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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