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散文研究领域迎来了新的气象， 一批散文研究专著相继出版，一改以往以论文或者评论集为载体的成果显示。这些成果包括：范培松著《中国散文批评史》、王兆胜著 《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张智辉著《散文美学论稿》、张国俊著《中国艺术散文论稿》、李晓虹著《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梁向阳著 《当代散文流变研究》、陈平原著《中国散文小说史》、颜水生著《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刘思谦 （等） 著《女性生命的潮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袁勇麟著《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谢有顺著《散文的常道》、孙绍振著《审美、审丑与审智》、陈剑晖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散文》《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散文思潮、散文史、作家作品、理论话语的梳理等方面，比之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皆有大幅度的拓展。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新生力量的崛起，他们以持续性的研究不断为散文的学术研究转型注入血液，其中的代表为王兆胜和陈剑晖两位；二是引入了西方的理论成果，在结合古典文论的基础上，开拓出了新的研究范式，摆脱了过去实证方法一统天下的单一性，初步实现了散文研究话语的转型和理论性建设，这其中的代表则为陈剑晖与孙绍振两位学者。散文研究的范式转型与丰富积累，为新世纪散文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必备的基础。陈剑晖的“诗性散文”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反观整个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历程，陈剑晖是少数几个始终在散文思潮和话语现场的学者之一，若夸大一点讲，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新时期散文场域内重要的争鸣、话题、理论焦点、思潮现象，陈剑晖都曾作出学术回应，无论是“真情实感论”还是诗化路线， 无论是杨朔模式还是真实与虚构的争论，无论是散文的语体还是散文的主体性问题，甚至在新世纪初始，两个弱性的散文思潮（思潮的弱化在新世纪是不争的事实） 伸张自我的理论宣言之际，他都对此贯注了自我的理性思考，以学理建构的形式参与到话题讨论或者理论争鸣之中。在散文研究领域，他的“有限虚构”的观点，文体分类理论，散文主体性之说以及对三十年散文研究的概括与综述，皆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得益于对白话散文观念演变的精通以及对散文实践起起落落的深入勘探，出于学科建设的自觉，他提出了“诗性散文”的理论构架。
    与“新散文”“在场主义”应时性的理论宣言不同的是，“诗性散文”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早在2003 年，陈剑晖就在《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发表了《论诗性散文——兼谈诗歌与散文的不同》， 2004 年和 2005 年， 又相继在《学术研究》《福建论坛》两家学术刊物上刊发了《论“诗性散文”》《诗性散文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两篇论文。2004 年，其散文研究专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 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诗性散文”理论架设初成规模。其中第三章“建构新的散文理论话语”，第六章“散文的诗性智慧”，第八章“意象：构筑散文的诗性空间”，第十一章“语言：散文的诗性之源”，以上四章直接涉及“诗性散文”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概念的提出到基本内涵， 从理论渊源到基本单元，再到语言载体的呈现方式，皆得到基本的确立，而另外几章所阐述的内容，如人格主体性、生命本体性、文化本体性以及散文的叙述与结构问题，作为“诗性散文”的理论外延而加以阐释。到2009 年，他的集中阐释“诗性散文”理论的专著《诗性散文》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本理论性著作中，“诗性散文”的不同理论层级更加清晰化，形成一个自足性的理论体系。
    就体系性建设而言，“诗性散文”理论一改白话散文理论絮语断片式的理论样式，也改变了新时期散文理论应时性表述的基本面貌，转而向体系的纵深性进发。这当然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为此，陈剑晖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论忧思。不过，从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来看，这一理论达到了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内容的层级化、材料举证等理论要素的完备性，其包容性和理论指认比之“美文”概念、“真情实感论”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显现得更加丰富多元。理论范式的转换，为原本微弱且边缘的散文研究确立了别一种高地。游修庆称这一理论“是我国现代散文理论的一次质的突破，是我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①另一位从事当代散文研究的知名学者孙绍振则在《文学评论》上撰文评述“诗性”这一概念，他指出：“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以个体生命的‘本真’为前提，提出散文的‘诗性’作为他的散文理论的核心范畴，是散文的一种美质和独立品格，具有本体性和超越性的特征。”②
    —、“诗性散文”的理论内涵
    毋庸置疑，诗性是“诗性散文”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对于诗性是什么的问题，陈剑晖首先做了理论外围的清理工作，给出了三个层面的剥析。首先，他将诗性与诗学区分开来，东西方诗学分别有各自的传统，西方诗学的源头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诗学》那里，亚里士多德以史诗、悲剧、抒情诗为蓝本，针对文艺的发生与起源、诗与历史的区别、悲剧的意义、艺术的功用等问题，构建了基本的理论原则，也奠定了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础，泽被后世并源远流长。由此可知，诗学在西方的传统里对应的是文艺理论体系的流变。而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下的诗学概念，则特指诗话、词话这些批评形态，对应的是特定的批评形式。其次，诗性与散文诗内涵完全不同，散文诗是一种独特的体式，在现当代文学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处于尴尬的位置。他进一步指出，散文诗与诗性散文在容量和句式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最后，诗性概念与十七年文学时期形成的诗化散文指向也不同，诗化散文指的是散文的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向散文文本里注入诗意、柔软的东西，以期改变散文通讯化、特写化的僵硬，而诗性散文则指向散文的审美品格，它是开放性的，中外古今的优秀力作皆可包容进来。
    厘清了易产生误解和歧义的几个概念之后，陈剑晖首先对“诗性”这一核心概念做了阐发。他也承认这一概念很难加以精确锚定，因此使用了描述性的话语来揭示其指向，所谓诗性，“主要指散文必须具备的一种美质和独立的品格。它是本原性的存在，是散文的生存品质和历史品质的最为具体和生动的呈现，也是散文对于功利性和世俗化的超越，是审美和精神的超越。”③他又进一步对这一概念做了补充，认为诗性是智慧、精神力度、美质、生命力、想象力这些因素的呈现，而把握散文作品中的诗性，则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体验，二是感悟。通过以上的描述，应注意到，诗性概念作为散文的本体范畴，它是审美品格的表征，在文本中又会通过语言、意象、意境等载体呈现出来，如同哲学家卡西尔所阐述的那样，思想借助词语的表达，但词语本身并不是思想。而对于诗性这一概念而言，它内蕴于载体之中，需要通过文艺鉴赏的形式加以鉴别。作为审美品格，它又指向个体审美和精神超越的阙域。为了论证诗性并非诗歌所独有， 陈剑晖针对诗与散文的区别与联系做了充分的阐释。不过，在逻辑举证的过程中，将诗性贴近诗人立场、诗歌语言的表达、诗境的呈现上，视野上还是有一定局限，立论尚有偏颇之处。诗性乃一切艺术的本源所在，关于这一点，胡塞尔有诗与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的判断，即艺术作品中诗思一致的品格。海德格尔也有相关的论述，他指出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他还以梵高的画作、荷尔德林的诗句为例，说明诗性就存在于大地、劳作以及倒转的星空之中。因此，诗性不单是诗歌、散文两种文体的共性，它是一切杰出艺术作品的共性，构成了人类历史与现实超越性的视域。
    为了完成理论的整体性建构工作，陈剑晖在诗性这个总体性概念下，又设置了不同层级的理论框 架。第一级，就是三种诗性之说，分别对应“主体 诗性”“文化诗性”“形式诗性”三种理论架构。“主体诗性”是诗性散文的基础和内核，又衍生出 精神诗性、生命诗性、诗性智慧、诗性想象四个命题，对以上命题，他给出了专门的阐释。精神诗性指向“一种形而上层位的哲学追问，是散文对宇宙万物的感悟，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尖锐触及，以及对于个体的生存的垂询。”④生命诗性“则是散文中最鲜亮、最炽热和最感性的部分。”⑤ 诗性智慧这个概念来源自意大利美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维科将诗性智慧视为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要的训练。而陈剑晖加以创造性运用，认为它“就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头语言。它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并与哲学的抽象玄奥相对的、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智慧。”⑥诗性想象则是诗性智慧的延伸，对于真实性为基础的散文文体来说，会为散文带来创造性的活力。
    “文化诗性”作为诗性散文的地基和背景，其内涵包括“一是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理想和生存本质的探询，并在这种追问探询中体现出诗的自由精神特质；二是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四是文化诗性还包含着对‘还乡文化’的认同和感受。”⑦ 按照他的描述，文化作为一种基因应内化到文本中去，形成个体精神世界有来路又有去处的脉络。不过，“还乡文化”这一提法稍显笼统，准确而言，还乡应该是源于文化系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情结，一种返归精神家园的内驱力。海德格尔在分析荷尔德林诗句时对此有过精准的阐发，“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⑧因此，它并非指向物理空间上身体的位移，而是在时间维度下人的精神上溯。
    “形式诗性”则构成了散文形式美的内容。作为语言的艺术，美在感性形态，美在艺术形式，这些对于散文文体同样是成立的。其独特性的形式美内容包括哪些呢？陈剑晖将散文的“形式诗性”细分为三个层面，即三个次级概念。首先是散文的诗性叙述，主张散文应摆脱第一人称的限制，吸收新的叙事学成果，与现代叙事学形成同步关系。其次是诗性意境的呈现，散文中的诗性意境不同于古典诗学“即景生情”的结构模式与“情景交融”的审美特征。它如同王国维笔下的“写境”，是多维视角下逐渐推进的结果。陈剑晖以“文境”一词来概括散文中的诗性意境，认为它的基本特点在于“以求‘实’之境，传‘情’之‘理’，使人如入真景， 如临实境， 继而获得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启迪。”⑨最后是散文的诗性修辞问题，他认为诗性修辞不单指向辞格的提升，还应包括意象结构的安排与语言韵律的和谐之美。
    以上三种诗性之说，构成了“诗性散文”最重要的三个理论分支，每一个分支之下，又形成了若 干次级概念或者命题。为了丰富这一理论框架，在 鉴赏论上，他也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就散文的文体 风格的辨认与赏析，他创造性建构了“文调”“氛 围”“心体互补”“智情合体”这四个同样处于第二 层级的概念命题。其中前两个概念为文学史上已 有，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 如“文调”说，这是林语堂的重要的审美观点，主 要指散文闲适幽默、心性自由的审美特点，而在 “诗性散文”的体系下，“文调”是散文文体风格的一种独特呈现，是情采、辞章与创作主体情怀、艺 术天赋相契合的状态。它不独为小品文所独有，散 文的其他体式中，也会呈现出与这个体式相合相生 的“文调”。后两个概念为陈剑晖的独创，其理论 渊源，可以见出西方文化诗学的影响，强调主体的 开放性、自觉性与诗性智慧的养成。另外，为了突 破理论自闭性的怪圈，在本体论、鉴赏论的理论建 设之外，他也吸取和借鉴了白话散文理论史上的成 果，并对一些理论命题做出了有效的回应。除开散 文的主体性陈述业已融入本体论建设的事实外，比 如针对“真情实感论”的命题及真实与虚构的论 争，他提出了“有限虚构”的观点，针对文体的论 争和命名的混乱，他提出了四种文体的分类理论。 这些理论的外延无疑夯实了“诗性散文”理论体系 的基础。
    二、“诗性散文”的阐释空间
    “诗性散文”的理论面世之后，在散文研究界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未大幅度地外扩到理论研究场域，但作为本土自生的弱文体理论建设来说，还有众多可阐释的空间。或者可以这样说，在西方文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下，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化问题一再受阻，全球化语境中当代理论界面临普遍的“失语症”，西方文论的移植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本土经验，等等，一系列理论的困乏与阻隔的情况下，每一种文体内部，带有原生性的理论建构，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并提供足够的场域用来展开争鸣。因此，“诗性散文”在理论上的深化与延伸还有较大的可能性空间。
    王际兵的 《散文何以是散文？》、黄雪敏的《“诗性散文”的现代建构：陈剑晖散文批评管窥》、李金涛的 《建构散文的诗学体系》、陈鹭的《新世纪散文研究范式之建立》等学术文章，主要以书评的形式，探讨“诗性散文”的理论意义。王兆胜的《当前散文研究的瓶颈与突破》则从散文研究的角度梳理陈剑晖的学术之路，虽然也提及了其理论建构的努力，但着墨不多。较为全面的评析文章则是孙绍振的长篇论文《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突破和希望》，基于新时期散文理论的薄弱，孙 绍振在理论脉络的总体走向中来把握“诗性散文” 理论。围绕这一理论体系的突破性意义，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说：首先，陈剑晖的理论架构在老生常谈的真情实感论的基础上向着学科建设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即在完成了散文与小说、散文与诗歌的系统比较下，解决了散文文体的精神特性和向度的问题，建构内容为散文的情感结构的单维性，这种单维性不是像诗歌那般呈“悬浮状态”，而是与“此在”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独立的文体意义的指认，对于散文的本体论建设而言，无疑意义重大；其次，他认为陈剑晖引入了主体性哲学、生命哲学、文化诗学的观照体系，在学科视野上超越了以往简单的抒情审美论，借助形而上的思辨能力，整合传统的思想资源，如禅宗的美学观念，确立了“诗性散文”的理论构架；最后，他认为“诗性散文”的体系性建设和独创性皆是非常突出的， 拥有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方法论的自觉，在理论话语的编织与组合上也体现出很强的驾驭能力。在充分肯定“诗性散文”具备理论突破的现实意义基础上，孙绍振基于自身的理论修为和立论基础，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不足畅所欲言，主要表现在理论话语的繁复，理论体系内部不同概念之间逻辑联系不强，“诗性”这一概念的精密性不足，演绎法的理论推导中存在观念先行的情况这四个方面⑩。
    其实，大家的评述主要围绕着陈剑晖“诗性散文”的初创内容而展开，在《诗性散文》这本专著里，这一理论体系的自洽性、逻辑严密性、概念的 明晰性等方面，有显著的提升。如果说散文这一文 体在整个文学场域里居于边缘的话，那么，散文理 论则处于边缘中的边缘这一更尴尬的位置，“诗性 散文”理论未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阐释和这一大背 景有关，也与“诗性散文”整体的泛化特征有关。 梳理这一理论的来路，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核心概 念的“诗性”的推出，与新世纪以来理论场域内 “文学性”成为热点不无关系。新世纪文学初期， 理论场域内，有“文学消亡论”的相关讨论，以及 “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研究”作为理论热点 的涌现；而在创作实践层面，网络文学的兴起对传 统文学生产方式的冲击，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的边 界日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学研究陷入 危机之中，“文学性”的讨论正是在遭遇危机的背 景下产生的。其话语指向内容实际是研究者对文学 学科合法性的一次集中辩护。孙绍振在文章中曾指 出“诗性”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论的“诗性”（即 文学性）有一定的渊源，不无道理。为散文的文学性品格和应有的文体地位加以论证，恰是“诗性” 概念提出的理论前提。当然，这一核心概念并非空 中楼阁，从白话散文理论史的演变来看，这一概念 吸取了刘半农“文学散文”、周作人“美文”、刘锡 庆“艺术散文”等观念，在内容上又做了很大的扩 充，不再指向狭窄的文体内涵，而是扩充到对散文 一切体式的包容上。在审美品格的理论界定上，又 吸取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及文化诗学的观 念表达，进而将“诗性”纳入到散文本体论建设的 层面上。
    这一理论体系中，就笔者的理解，特别富于建设性的理论主张在于散文人格主体性的理论阐述上。散文即人，这里的人指的是作家自我，出于文体的特殊性，散文中的创作主体与作家自我间的重叠度非常高。中国古典文论中“文如其人”的命题就是由散文的这一文体特性而来，虽然元好问有“心画心声总失真”之说，钱钟书有“巨奸做忧国 语”之论，“文如其人”的命题对于散文而言， 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从庄子到司马迁，从陶渊明 到韩柳，再到苏轼、张岱等人，优秀的散文作者的 后面，总会有突出的文化人格的拱起。在散文创作 中，作家很难藏得住人格的底色，而小说、诗歌、 戏剧在此问题上并不追求创作主体与作家本人高度 重叠，诗歌中的创作主体是想象的主体，小说、戏 剧中的创作主体是思考诘问的主体。诸多诗人、小 说家的传记或者本身都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 这一点，白话散文史上，对作家精神个体性的认识 一直非常重视，从郁达夫“个性的发现”说，到梁 实秋的“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再到林贤治的 “自由精神”及谢有顺所言的“散文的背后站着一 个人”，这些命题判断大致趋同。不过，这些声张 大多为观点表达的形式，而在陈剑晖的“诗性散 文”理论体系下，人格主体性得到了细致的理论钩沉。文学主体性也是贯穿整个80年代文学的理论聚焦点之一，从李泽厚的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的理论到高尔泰“人的世界”在意识与实践中划分为二的观点，再到孙绍振审美主体的主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场域，“异化”“自由”“美”“人道主义”“理性精神”等概念命题，得益于这场理论论争而被充分阐释。陈剑晖吸取了这场大讨论的理论成果，将散文作家的创作个性、精神个体性、本色自我等因素，皆纳入到人格主体理论框架内。他指出：“个性既是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个性又从人格的方面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个性表达上，散文则是主观的王国，这是一个内在的世界，一个孕育着的并且保持其孕育状态而不外显的世界。”当然，他的人格主体性理论也包含着丰富的层级，除了精神的独创性与心灵的自由化之外，还包括情感的本真、生命的本真、心灵的本真。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调，与作家文化人格的养育，恰恰形成呼应关系。当然，上述各个因素既非递进关系，也非各自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结，构成人格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只有形成一个整体，散文作家的精神维度才能获取立体性的提升。
    人格主体性理论无疑对“散文即人”的命题做出了恰切的阐释和铺展，而这一理论也构成了“诗性散文”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另一方面，为了追求理论架构的开放性与完整性，“诗性散文”在汲取90 年代文化本体论的基础上，拓展出散文“文化诗学”的理论指向，并以文化散文为逻辑实证，无疑又落入了泛化的窠臼。且看《诗性散文》专著第六章与第七章涉及到的小节标题，如“文学阐释中的文化诗性”“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化诗性中的还乡体认与宗教关怀”“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这四个小节所论述的内容，由散文的诗性品格让渡到了文学的诗性品格中去，基本上集中在文学与文化诗性的关系上。文学是个大的体系，散文则是这一体系下的文体概念，两者之间应该有严格的逻辑认定，也就是说， 理论阐发的前置性必须得以有效地确认和明晰化， 如果越过边界去讨论问题，其理论的正当性与恰切性就会受到伤害。且以“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命题为例，众所周知，构筑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是哲学 （主要为儒释道三种哲学体系）、宗教和强大的信史传统，文学所贡献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文化精神的分支，即审美精神、人生艺术化等方面。散文当然与文化精神有联系，然而毕竟是有限度的，无法构成文化精神的突出部所在。
    此外，在辨析并确立“诗性”这一核心概念的过程中，陈剑晖虽然做了大量的理论爬梳工作，其中包括确立诗与散文两种文学体裁在系统性上的差异，散文的“文境”与诗歌“意境”的不同，散文的语言传达与诗歌的语言传达的区别等。在局部上也注意到散文应该积极汲取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 主张引入陌生化诗学技巧和隐喻的表达手法，以扩展散文语言的能指区域，同时也注意吸收现代叙事学的成果，形成某种合力，以推动散文由“保守性文体”向着“现代性文体”转换。这种观照视野和理论思路在散文理论场域无疑具备了前瞻性和创造性。不过，从整体上看，“诗性”概念确立的过程中，尚未脱离传统诗学概念的窠臼。所参照的依然是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古典诗学所确立的某些标准，其中包括诗意的传达，激情与想象，优美精炼的语言，典雅的韵律与节奏等。在理论来路上，陈剑晖将 “诗性”的源头归结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由此孕育出来的诗性智慧”，“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于‘以心会心’‘意会’‘顿悟’的非逻辑性思维，所以中国式诗性智慧……突出地表现为诗与思的相通，甚至是诗与思的一体。”在传统的思想哲学资源上，他推崇禅宗的“诗性智慧”。这些足以说明，他阐释的“诗性”机制尚未从古典转移到现代诗歌所确立的新的审美关系上。
    在古典文学向着现代文学范式转型过程中，诗歌的变革性尤为突出，而散文则因继承性而张目。现代诗歌的转换经历了一次语言断裂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皆是如此。罗兰·巴特曾指出，在西方古典文学系统中，诗与散文两种文体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系统，其特征为“永远可归结为一种说服性的连续体，它以对话为前提并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是孤单的，字词永远不具备有事物的可怕重负， 语言永远是和他人的交遇。”而过渡到现代诗歌的系统里，词语从这种统一体里完成了脱离，并“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并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栖所（stations） …… 新的诗语的非连续性造成了一种中断性自然，这样的自然只能一段段地显示出来。”由此可见，现代诗歌的表达系统与散文语言间形成了分野状态，且其间的阙域似乎不易跨越。现代诗以及现代艺术， 皆具备突出的反公共性的特征，主张从公共系统的表达场域抽身而出，建立一种自我表达的系统。为了反对机械复制的侵蚀，保护艺术的独立性和个人性，现代诗歌也好，现代艺术也好，往往具备了荒诞变形及超现实的特征，拒绝被轻易理解和复制。现代诗歌在意义指向上，主张对世界的重构，让事物从日常经验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关系中脱离出来，重建事物与事物间的关系，并着力开掘事物与语言间“不合理”的联系，以此激发人们的无限想象，让人们体验到更具超越性的时空关系，进而去扩张人们情感和逻辑上的认知。因此导致了意义系统生成过程中，“整体性”被拆解，意义被嵌入到各个碎片单元中。而语言表达系统如影随形，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形式上变得更自由，容量也得以增大。如此，现代诗歌的“诗意”表现，就由过去的“美善统一、秩序和谐”让渡到处理事物的态度和视角之上。若放宽历史的视野，诗歌中“诗性” 指向的转换，实际是由人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面临的根本性转变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间的文化范式差异所决定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盛行，个体的原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个体在各种关系序列中逐渐趋于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现代诗出于保存自我 和个性的诉求，必然疏离于一切社会体制，拒绝被同一化，尽可能地消解社会秩序和话语秩序所造成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一些诗人业已注意到“诗性”在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变化。臧棣曾著有《“诗意”的文学政治》一文，梳理了诸多关于“诗意”的认知观念。他指出，“诗意”概念实际上是人们从古典诗词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一概念无法用来指称现代诗歌，如果用“诗意”来解读现代诗歌的话，无疑会形成错位关系。
    总的来说，在“诗性”与“诗意”经历了现代性转换之际，若使用这个概念的话，应充分注意到其现代性内涵和当下性的特点。这也说明，“诗性散文”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的逻辑演绎，尚有不充分之处，需要在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中加以完善， 如此，“诗性”的合法性方得以真正确立。
    结 语
    “诗性散文”理论作为新世纪之后所生产出的 理论建构模式，从理论来路上看，既有着对西方哲学、诗学的借鉴消化，也有着对白话散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白话散文理论一向注重“观点表达” 的前提下，陈剑晖作为专事散文研究的学者，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试图搭建一个拥有独立体系的理论内容，加以阐释散文思潮、散文现象、散文文本等散文界的现实问题。从体系性上，“诗性散文”理论改变了白话散文理论絮语断片式的理论样式， 也改变了新时期散文理论应时性表述的基本面貌， 转而向体系的纵深性进发。从理论内涵的丰富性来说，这一理论也相对完备，从基本概念的确立到核心观点的生发，再到理论内容的层级化以及对散文文本的精确指认等等，既有统一的主题，又有分层次的表述。这种宏观建构为理论范式的转换带来可能，为原本微弱且边缘的散文理论建设确立了一种新的向度。不过，基于“诗性散文”理论驳杂的情况，也使得这一理论在范畴论的具体建构上，出现一些延伸过度的问题，另外，这一理论下设的一级概念之间，也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整体上的平行关系影响到了理论的自洽度。
    如果以 2006 年《诗性散文》 的出版作为节点的话，那么，“诗性散文”理论自从推出以来，除了散文研究界的部分回应之外，在作家群体、批评群体中遭遇了与之前散文理论同样尴尬的现实，即这一理论似乎仅仅隶属于学院生产的内容，尚无法下沉到文学现场，激发起作家、批评家的有效回应和讨论。当一个个普通作者皆在宣扬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之际，当代中国的本土理论话语生产却遭遇了冷遇。理论界与创作界、批评界的断裂关系， 作为文学场域内的普遍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不独散文理论界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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