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读者”可能都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它的复杂性不只在于“何谓读者”，而更多地在于“何谓有效读者”，以及“何谓有效”……当然，对于写作者来说，“读者”也是在不断的、不断的流变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或许天真而满腹幽怨地报怨自己的读者不够“忠诚”，这些读者曾那么地喜欢自己的上一部作品，而这一部，在写作者看来更好的一部，却被狠狠地抛弃了——报怨未必没有道理，但我们也需要诚恳地承认：在写作者和读者之间，从未有过什么“忠诚契约”，“读者”只准备按照他们的趣味和接受来欣赏作品，假如他们能有先期的热情（无论这种先期热情来自对写作者的信任，批评家的宣传还仅仅是一个吸引他的书名）来阅读你，已经是一件……
已经是一件……是的，我没想好后面用以修饰的词，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述它。幸运的事儿？幸福的事儿？当用出这样的词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意味，对于写作者来说讨好或吸引“读者”是一种天经地义、一种必须？可以用一个中性的词，那好，那是什么？这个中性词在这里会是中性的意思吗？
谈及“读者”的话题，我突然想起一个有些意味的事儿。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做《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习编辑，为了熟悉刊物和刊物历史我也阅读了一些旧资料。在更早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文学》开始倡导“好看小说”——我明白它的意思，它试图在日趋晦涩、复杂的“先锋文学”和普遍要求故事和好读的阅读者之间建筑中间道路。于是，在“好看小说”的主标题下，他们邀请了诸多的作家来谈文学和读者，在我印象中可能还做了许多期。当时，作家们整体的倾向是：我们要自我，要艺术自身，要精神投射……读者？不予考虑或者不怎么考虑。我说的是整体倾向，它基本上是共识性的，哪怕是后来转向影视和通俗性写作的作家们——二十年前，也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我耳朵里满满的是“眼球经济”“读者导向”“发行量为王”等等话语，有网络小说家在会上直接说“你们发行量在二十万以下的这种写作根本无效就是垃圾，没有影响力只有小圈子你谈什么文学”……是故，当年，重读那些文字和它背后的思潮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百感交集。现在，又有二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当年极为笃定、自信地回答“我不考虑读者”的作家们在今日是否可以如此笃定、自信，是否还会选择这么直接的方式？在这些岁月中更变的是什么，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言说“我不考虑读者”的时候是否只是对流行思想的接受（不是为读者写作应当是一个时代的普遍性共识），本质上，他可能没那么决绝，甚至可能……
谈及“读者”的话题，我再次想起了同样发生在那个时段里的一件旧事儿，章德宁、关圣力和我，去史铁生先生家采访。我们和他聊起文学和读者，聊起先锋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区分——史铁生说，其实没必要那样区分，世界上的文学本质是只有两类，一类是卖淫，一类是嫖娼。我承认史铁生先生轻声说出的话对我而言“震耳欲聋”，回来在整理我们的对谈稿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们都试图更换史铁生使用的这两个词，可是，我们做不到。我理解，粗浅地理解，史铁生的意思可能是：如果我们在写作中试图表达“言说自我经验的愿望，言说思考和理想的愿望，以及创造些什么的愿望”，那样的写作是把快感给自己，我们可能会怎么让自己高兴、愉悦和发泄怎么来，那你就不要在这样的写作中试图赚太多钱，甚至可以为它“搭钱”……这时候，有读者阅读、会心，对你而言应是意外之喜，你也千万不要期待这样的意外之喜会有多少；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就心里想着阅读者的阅读感受，想着使用浑身解数来吸引他们、抓住他们甚至讨好他们，让他们掏钱阅读才是目标，那你就要把自我放在一个狭小的、幽暗的位置上去，在文字中的某些貌似快感也是表演性的，因为这里你主要的是完成与阅读者的“调情”。
史铁生先生之所以如此比喻，我想王小波在他的随笔中的一段话可做解释。他认为，全世界的读者中，绝大多数都是笨的，而这些笨读者还会不断地跟随时代的俯仰来调整自己，努力让自己始终站在流行思想和主流的一方，他们更多地只会阅读那些和他们的想法、水准以及身体中的粗鄙性一致的东西，偶然拿一些不断被大家提及的经典作品当谈资也不过是装装样子，以便在人云亦云的时候能够随口说出些貌似高深的陈词滥调。而这些笨读者又有一个极大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就是先于理解之前判断，又往往自信满满，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基本裁判权：“‘由我们来指引你的笔’——这就是基本律法，他们期待由此产生出‘重要’文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们会在种种的愚蠢的合谋之下把那些平庸的、散发着腐臭气息的文字指认为局部经典。在一个时间段里，对读者的普遍不信任进而不迁就应当是作家们的一个普遍共识，否则，就不会有作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写给“无限的少数”，就不会有作家专门地、苛刻地“骂观众”，否则，就不会有作家报怨地谈及“我对那样一些阅读者实在是害怕……”如果我们有一个相对宽泛的阅读，会发现，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经典作家，在其随笔或者访谈中都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对其读者的抱怨，他们也不得不一遍遍地重审文学评判的基本常识，好的文学应当如何阅读如何品味：“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已经为这种美奉献了你自己的血液。”纳博科夫的这段话说出的是常识，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反复地重审。
面对读者，我们试图“向文学要什么”构成了基本分明的分野，决定着我们的写作趋向。“既要……又要……”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它大约无从实现，而怀有这样的设想往往使我们的写作永远到不了高格，往往“一步之退就是全部之退”。是的，我们的作家们、学者们在写作中欲求世俗成功的如过江之鲫，他们也未必欲求一个高格，就像某些把鲁迅挂在嘴上的作家学者们本来就没有半点儿像鲁迅的，那个名字也不过是一个饭碗和门面而已。记得在一个会议上，李敬泽先生谈到他的遭遇：某个文学博士，在他面前夸夸其谈、臧否文学和文学人物，满是术语、概念和大词儿，以至让李敬泽先生也对他侧目，然后忐忑着问他：那，你欣赏的小说有哪些？这位博士思前想后，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部……这，可能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基本面影，我们的学生，硕士和博士们，还是那种理想读者吗？他们还在读文学作品吗？他们还在尝试阅读那些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构成挑战的那类作品吗？如果他们在文学中只要寻找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知识，那，是不是学习历史和哲学更有效？
是的，每一位写作者都是读者，每一位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位伟大的读者甚至可能是伟大作家的伟大阐释者，阅读，对于写作来说是必然的、必要的支撑，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也不应否认这一点……是故，当我在一堂文学课上，听一位作家提到“一个作家的成功不是他影响了多少所谓的读者，读者的多寡并不是成功的判断，对作家成功判断的条件应当是：他是不是影响了伟大的作家，只有对伟大的作家产生了影响，他才能算是成功的”时，我深以为然，也深深地被其震撼。如果我写作，继续写作，我会把“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学者”作为自己可能的潜在读者，我要试图说服他们，在一篇名为《我和我想象的读者》的旧文中，我曾谈到我个人的一些对读者的“理解”，它，依然是我现在的观点和看法：
我想象的读者是谁？首先是，另一个我。他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思考，同样的认知，同样的知识结构，同样的趣味和审美——我的写作，是写给另一个我看。通过写作，我得和他商榷，探讨：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为如此的我，在这个“我”中，有没有一直隐秘没有被发现的成分；这是我们的存在么，我们的存在必须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结果？或者，我，你，他，这一个个个人，个人的存在如何呈现？有突出的鼻子算不算是个性鲜明？……再或者，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个性的消失是不是一种共通的命运，命运是什么？……在这里我得承认，我所有放置在文学中的商榷，探讨，于我都是难题，我无法获得一个极其明确的答案，我想象另一个我也不能。在这里我得承认，没有问题就没有我的文学，我不想写任何一种“已知”的小说。同时，因为我的读者是另一个我，那我所思考的一切于他并无新意，也可能同样在困囿着他——所以，我的这个读者就逼迫我需要艺术地表达，需要和他绕些圈子，多做些埋伏，不让他马上抓到：在这里，那个读者和我之间自然是狐狸和老虎的关系：他肯定试图将我一口咬定，而我，一定要使尽伎俩，让他难以抓到。
我还想象，我的读者是：刘建东、徐则臣、李亚、宁肯、赵月斌，我知道他们对文字的种种苛刻，我知道他们对技、对思、对世界文学的熟知，我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想，如果他们在我对面，看着我写下这个字，这句话，这段故事，会有怎样的表情？会不会是不屑？能不能对他们构成吸引？能不能让他们叫好，说，这个，我没有想到？如果不能，那，我该如何修改，或者直接放弃它？我想象，我的读者是雷平阳，是李锐，是余华，是海子，是莫言，他已经写出了《生死疲劳》……我想象，我的读者是铁凝，她说过，你李浩还有个严重的问题没解决，但我不说——在写作每一篇小说的时候，我总会重新想一想，我的问题在哪，解决了没有？至少这篇还存不存在那种问题？她还说过，李浩的想法很多，但赖以表达的手段还太少——我希望在我写下的“这一篇”，她不再有那种感觉。我想象，我的读者是李敬泽，他曾这样宣告：你李浩一直以为自己是野兽，其实已经是家畜了——每写一篇小说，我都会问一下自己，这是野兽的活儿还是家畜的活儿，我李浩，一定要证明自己还能是“野兽”！我想象，我的读者是，翻译过《喧哗与骚动》的李文俊，翻译过《铁皮鼓》的胡其鼎，翻译过《我们的祖先》的蔡国忠、吴正仪，翻译过《鲜花圣母》的余中先，翻译过《博尔赫斯》的陈众议，翻译过大江健三郎的许金龙……我也不讳言“我的师承”，我的师承，一方面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方面，甚至更重的一面，是来自于他们的译笔。我想象，他们在我对面，一页一页，看我写下的那些……进而，我想象，我的读者是：福克纳、君特·格拉斯、尤瑟纳尔、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罗素、狄德罗、哈维尔、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哈耶克——我一直在他们那里获取技艺、知识、智慧和想象，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我一直获取，而此刻，如果他们，或另一些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充当成我的读者……
我当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不敢有片刻的怠慢。如果我的读者是他们，我就需要用尽所有解数，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审慎对待每一个词，努力让这个词的出现在他们看来也显得新颖别致，富有歧义和内涵；努力用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知识、智慧和方法在他们面前操练，让他们感觉，嗯，还是那么回事儿；努力想一些花招、加一些埋伏骗过他们，让他们在追踪的过程也需要动动脑子，让他们也能感觉博弈的快乐；努力提一些真问题，努力让他们不嘲笑我过于幼稚，努力让他们也感觉到问题的难度，他们，愿意和我一起探索……是的，它不是我已经的达到，但它一直是我致力的方向。
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细节，中篇小说是故事，长篇小说则是命运——这是经验之谈，我也深以为然，不过，我也试图在短篇里完成命运或者命运感——它为什么不能？略萨曾谈到，“（长篇）小说这个种类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小说喜欢繁衍，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我特喜欢这个判断，我也希望我的长篇能如此扩散、繁衍，那短篇呢？它为什么不能？狄德罗、伏尔泰的写作向来有种百科全书式的野心，现在，有了网络、百度，它的实现则更有可能——这活儿，交给我来做。似乎是艾珂，他说希望自己不加一个字，全部用引文来完成一部伟大的书——我也想，这活儿，交给我来做。有时，我也喜欢对一切“正确”进行挑战，我希望我的“正确”可以从另外的甚至是反方向中得以完成——给未有以可能的补充，在我看来，恰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我想象的读者远高于我，无论在哪一方面。
它，应当是我的回答，此时，也包括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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