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叶的《宝水》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潮流中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中河南方言的运用和口语化的语体使之具备了语言性小说的本体特征；同时，《宝水》提供了新时代乡村丰富的人物群像图谱及人物典型，这种主线人物带动支线人物登场的方式也组织起了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另外，在继承和创新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幽默风格的层面，《宝水》也以一种女性作家的视角对幽默作了细腻幽微且层次丰富的洞察和表达。
关键词：《宝水》现实主义方言口语化 幽默
近年来的小说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向现实主义回归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这种回归不是回到以马恩经典论述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也不是回到左翼文学及其延长线上的那种具有强烈批判属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与罗杰·加洛蒂笔下更接近于泛化以后的现代主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也不尽相同。这种现实主义内含了一种对应于当下时代的文学特性，其命名目前来看似乎还有些困难，但我们至少能够归纳出以下一些文学特征：一是严肃地书写生活的审美趣味；二是强烈地想要表现时代的主题精神；三是持重平和地运用材料及写作者经验的历史观念；四是沉稳大气地进行叙事的小说文体形式。这种回归既可以视为新世纪二十多年来长篇小说写作整体较为繁荣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视为作家们在表现气象万千的新时代、新图景时，最为有效且能够实现自身文学抱负的一个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形式创新与观念实验之后，作家们还是觉得现实主义这件传统的工具最趁手。不过，在不同作家那里，这种回归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本文仍只在一种有限的语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2022年，在“70后”作家的写作中，以长篇小说为例就有鲁敏的《金色河流》、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魏微的《烟霞里》、付秀莹的《野望》等诸多向现实主义回归的优秀之作，乔叶的《宝水》自然也隶属其中。但相较于前几部作品，《宝水》又有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这是作者潜心六七年，易稿十数次，反复地“跑村”“泡村”写出来的小说。这种“跑”和“泡”本身又可以视为新时代作家对当代文学“采风”制度的某种回归（前辈作家里最为有名的例子当然要数柳青）。因为采风，作家得以与更广大的现实直接接触，与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呼吸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宝水》也就自然而然地蕴藉了一股泼辣鲜活的美感。其次，从现实主义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题材来看，《宝水》所书写的对象——新时代的乡村，是承接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变化连接最为厚重也最具潜能的现象场域，这一题材足以检视上述回归中的现实主义书写的有效性。最后，从小说本身的完成度来讲，《宝水》亦是乔叶对前期写作经验的一次集中总结，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属于作家自身的小说风格。在这一整体性的向现实主义回归的书写潮流中，《宝水》已然成为一部深具阐释空间并将长久具有阅读生命力的文本。
一、小说的肉身：方言与口语
很显然，《宝水》首先是一部语言小说。小说中的河南方言运用和口语化风格使人过目难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语言小说已经变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乔叶这里，她似乎更加自觉地把语言视为了对乡土世界全方位感知和沉浸的方法，以及与乡土中的人物实现情感联结及认同的有效方式。在进一步分析《宝水》的语言性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领略一下小说中的河南方言，这些方言不仅是语词效果，也关联着文化记忆。
在命名各小说章节时，作者约对三分之一的回目标题使用了河南方言，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俚语类，如“长客不是客”“有烂砖，没烂墙”“弯刀就着瓤切菜”“种谷要种稀溜稠”“楝花开，吃碾馔”“脏水洗得净萝卜”“世上安，傻人担”等。一种俚语即对应着一种乡土风俗，所有的这些乡土风俗合起来又共同构成了《宝水》中一种整体性的文化乡愁。另一标题中的方言运用是与农村、农事直接相关的短语，如“敬仓神”“挖茵陈”“捋槐花”“打艾草”“酸黄菜”“数九肉”等，这类标题对应的方言内涵，把上述抽象的乡土内容具化为一桩桩、一件件“农事”，在行动性的场景中使乡土人物和乡土事物有机地联结。而小说的后半段，张大包的“上梁词”、徐先儿的“舞狮词”，则是方言进一步浓缩后的结果，其所具有的乡土文化生命力及语言冲击力，会在阅读时给读者造成纳博科夫所谓脊椎骨微微发颤的效果：
锣鼓点和大小曹又合了两遍，徐先儿方才缓缓上前，朝着狮子岭的方向揖了揖，清了清嗓子，放声喊道：
狮子本是兽中王呀——/众人便应：/哟呵——/过大年来下天堂呀——/哟呵——/大花金狮起了身呀——/哟呵——/兴旺发达万年春呀——/哟呵——
自然起伏的语言节奏中，读者极易追随方言本身的韵律将这一段文字默诵出来，且有的字词不以普通话发音，以河南腔调来读效果更好，这就是方言造成的语言无意识，其在语词内部纽结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和束缚力，很容易召唤出读者的认同结构。
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也会时不时地蹦出来方言词汇，造成一种阅读上的惊喜，如“扣尖儿”“好儿”“扯云话”“漆桃花”“眼气”“小脸儿”“老钻奸”“里格楞”“瞎巴病”等。而在词的运用中，最叫人叹服的，是一些单个字构成的词，具体而言，这些词为：絮、卓、景、悠、漆、吸、泼、维、遛、澡等，其对应的含义分别是：闲谈、好、珍爱、闲耍散步、可爱、相貌类似、滚水泡茶、缮护人脉、去收获过的地里捡漏、用开水快速烫菜。在全国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北方方言中，似乎都存在这种由单个字构成的词，这种字词使用起来简单明快又准确犀利，其往往是一地人民在长期的语言习惯中，对口语不断淘洗、打磨、冶炼而成的词汇精品，也因此，这种字词往往沉淀着该地人民最深厚且最隐秘的语言记忆。通过灵活的语素运用，从字到词、到俚语、再到小说中的民谣，《宝水》的方言系统织就起一张厚实的、有韧劲儿的大网，把乡土世界的亲切感和热络气息稳稳地兜在怀中。
而如果说方言是在“文”的层面使小说精彩，那么口语化的语体则是在“质”的层面探索着《宝水》的日常性审美特征，并通过方言和口语的联合运用，又在文质兼备的层面通向一种道寓万物、大道至简的精神境界。有关《宝水》的美学风格，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述，因此这里还是先对小说的口语特征作一点具体分析。
所谓的小说口语化，也即小说语言的个性化、日常化。个性化意味着小说家通过不同角色的气息、声口、音调乃至情绪来塑造人物。《宝水》中值得分析的人物语言有很多，最有特色的数大英，作为宝水村的村支书，大英一出场就伴随语言魅力的过载。小说描写她批评张大包对敲瓷砖工程不满，发出一连串的驳诘与讽刺，在作为叙述者的青萍听来，颇有《红楼梦》中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此后的叙述中，大英的这种口语魅力也丝毫未见减弱，甚至还会根据不同的事件，因时因地地夸张、变形、强调乃至渲染，仿佛不同节日庆典燃放不同的烟花礼炮所炸出的不同焰色。且看这一段，大英批评大曹侵占公家的土地收取停车费，强词夺理时的语言：
说我诡诈，我诡诈比你十万八千里地差！谁个不知道你，养个猫比老虎大，卖只鸡顶个马价，戴颗珍珠赛过西瓜！整天你日磙弄棒槌，仨砖支不稳，三倒油葫芦，耍蛤蟆挑长虫，满嘴没真言，叫人能信你哪一桩！
连珠炮似的方言比喻和排比中，又兼带口语化的对偶和押韵，短短一段文字中，人物的精神、气质、性格跃然纸上。除了人物的个性化口语，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是口语化的，这就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在整体上相当统一，共同调和成一种浑然圆融的质地，如：
她边走边划拉胳膊指点着，哪儿是宝水泉，哪儿是关帝庙，哪儿是龙王庙，哪儿是娘娘庙。路不是一抹平的，不是缓坡就是台阶，上上下下的，虽不都抖，我却脚生，得仔细顾着眼下，也没瞅真切。
这是小说开头，大英带青萍游览宝水的文字，划拉、一抹平、脚生、瞅这样的方言运用，加之跳脱的短句，总体上构成了《宝水》中叙述语言的特点。《宝水》中的语言将小说信息流、情绪流、生活流融汇到一起，形成了小说里强大的语义流，作为一种极具裹挟力的叙述形式，这种语义流也组织起了小说独特的叙述动能和叙述框架。
而这还不是《宝水》语言性特征的全部，在所有这些语词效果背后，还蕴含着一种作者对于“生活即语言”哲学的认同。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对这种哲学进行了暗示：
（青萍的奶奶对青萍说）虽没意思，却也不是废话，逢人见面总得说点儿啥吧。（青萍问）不说不中？（奶奶答）不中。说了就没事，不说就有事。
在此作者借“奶奶”之口点出了乡土世界语言性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语言不仅是《宝水》这部小说的肉身，也是哲学意义上乡村世界的肉身。
二、小说的筋骨：群像与典型
乔叶的小说中人物一向比较丰富，这可以与同为“70后”重要女作家的鲁敏进行某种有趣的对比。鲁敏的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人物往往精简，以至于简白得有种近乎寓言的气质，而乔叶的小说喜欢恣意铺排人物，好像不将故事里所有可能的人都悉数请上场，不足以显示小说的热闹一般，《宝水》中有过登场的人数就有约120位之多。在现实主义小说不太讲求形式实验的前提下，小说中人物的出场次序与人物关系结构，实际也决定着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因此，谈《宝水》中的人物，就不仅仅是谈人物问题，也是在谈结构问题。
简单来说，《宝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线人物，一类是支线人物。主线人物包括青萍、老原、大英、孟胡子四位，支线人物是围绕在这四者周围的其他人。从小说的开头至结尾，四位主线人物几乎都保持出场，并不断起着连接支线人物、承接场景切换的作用。支线人物随时而动，按需出现，在讲到与其相关的故事时就登场，不作为叙述重心时就离场，灵活穿插，自由行动。两类人物共同构成一种穿堂过屋、登场唱戏的人物视觉效果。
具体而言，这些支线人物可以分为四组，一组是与青萍有关的，其中有青萍的父系亲属，包括爷爷地绍功、奶奶玉兰、父亲地壮、叔叔地宽及父系亲属所在的福田庄村民。青萍的母系亲属和丈夫豫新的家属构成这组人物中另外的两类。第二组人物是围绕在大英身边的宝水村民，这是《宝水》里人物群像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妇女主任秀梅一家、泥水工张大包一家、会计张有富一家、厨师老安一家、荆编手艺人大曹一家、村委委员小曹一家、村医徐先儿一家、算命先生赵先儿一家、豆腐匠豆哥豆嫂一家、村民香梅一家、养殖大户马菲亚一家以及大英本人一家。第三组人物是围绕在老原身边的，老原本也是宝水村人，但因为爷爷被村民批斗致死，所以老原父亲一直不肯回村，直到老原这一代，才突然意识到与乡土社会难以割舍的情感，因此与青萍一起回到宝水。作为宝水的“归来者”，其身边围聚着九奶、爷爷德茂、奶奶小桃、父亲福久、前妻、女儿等人物。这组人物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情感渊源，因此相对独立。第四组人物是围绕在乡建专家孟载身边的，代表了与宝水有关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杨镇长、别书记、王主任、闵县长及来宝水村支教的大学生肖睿、周宁等。
小说的叙事也依循这种人物群像的排列徐徐展开，好像一幅打开的清明上河图卷。小说的第一章“冬——春”卷中，约从第八节青萍第一次被老原领进宝水村开始，就以一种观看的视角，作为叙述人，在大英的引领下，挨家挨户地“认村”。这种移步换景、徐徐展开的写法与《三里湾》中，对玉梅出了旗杆院一路看到、听到的场景的写法如出一辙。作为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三里湾》显然给了《宝水》叙事方法上的启迪。
但乔叶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她把乡土世界无限地扩大了。也就是说，虽然《宝水》着眼的是一个村，但因为主线人物所勾连的支线人物非常丰富，所以整个世界的景观都被纳入以乡村为原点的写作图景中。举例来说，青萍的弟弟地坤与女儿郝地定居加拿大，就提供了一种域外视角，青萍的母亲更以一种不理解乃至排斥乡土的态度，作为小说中乡土价值认同的反观。不仅是国别，城乡差别中也有赵顺这样的在东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所形成的与农村前现代图景对比的案例。而大英的公公、兄长，老原的奶奶等因村里过去修路致死、致残的人物，又在诉说着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还未开始前的历史记忆。
在个人微观经验层面，乔叶也写出了人物的层次感，如青萍面对老屋翻修时提出的不分家产、香梅被家暴后又反家暴、肖睿和周宁进行农村性教育普及时的艰难等，就在诉说每一个个体在面对家庭权利、女性平等、青年启蒙等具体议题时遭遇的困扰。因之，《宝水》的现实主义特征也在这种巨细靡遗的人物书写中体现出来。
但在群像之外，更重要的是典型。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也是评价一部小说是否达到现实主义的核心标准。在《宝水》中至少有三个人物可以称之为典型：大英、青萍和孟载。
大英延续着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农村女干部的形象谱系，妇女、能人、村支书，几个关键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山乡巨变》里的邓秀梅、《李双双小传》里的李双双等经典人物。且小说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比，也是此类人物形象在塑造时常用的笔法，小说写大英与赵先儿关于传统与迷信的辩论，因为学习了新知识新政策，大英把赵先儿驳得哑口无言，就昭示了一种新时代的“李双双”的诞生。当然进步性并非大英的全部，在对儿媳雪梅画画的阻拦中，也能看出大英保守的一面，不过考虑到作者把更多时髦的特征分摊到了“一青三梅”等人物形象上，这种保守反倒从侧面证明了大英的真实。
第二个典型人物是青萍。青萍作为“城市”与“女性”两个要素的结合体，身上亦凝结着两种症候：“失眠病”和“方言病”。所谓的“失眠病”不难理解，是一种现代城市文明导致的精神压抑的隐喻，“方言病”倒反而容易被读者忽略。所谓的“方言病”是一种由于农村出身与城市身份错位所导致的尴尬自卑心理，在乔叶其他小说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涉及，但《宝水》借青萍进行了集中反思。在梳理完青萍本人的“方言羞耻”后，作者明确了这种自卑感的来源，并通过宝水活泼泼的方言世界的精神召唤，使这种尴尬在自证中消解。小说第一章第十九节描写了一个幽默的场景，大英和青萍面对乡村广播，因“城”“乡”不同的语气造成相反的表达效果，在城与乡的滑稽颠倒中两种身份的差距被彻底消弭了。
小说中的孟载也可称之为典型。在此前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也能找到去往乡土世界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原型，如《创业史》中的农林技术员韩培生。但相较来看“革命”启蒙者形象更多一些，如《红旗谱》中的贾湘农、《暴风骤雨》中的萧祥等，这种以“乡村建设”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属于少数，孟载显然是对这一空缺的补充。在与青萍等人的聊天、与县长交往、与企业家合作时，他所表现出来的熟稔与精明，浸透了新时代乡村极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肌理。而孟载形象的出现也能启发同时代的作家作进一步探索。总的来说，《宝水》中的人物塑造，不论在人物丰富度的层面，还是在人物典型性的层面，都已经达到了一部优秀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筋骨立而形貌成，小说也因此禁得住读者的仔细揣摩和分析。
三、小说的魂魄：诙谐与幽默
《宝水》是关于中国乡村的叙事中，最为诙谐幽默的小说，至少在近二三十年里是这样，这种风格之前赵树理、周立波的小说中有过。赵树理的《三里湾》，更早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都很明显。但新时期以后这种写法不是主流，当代作家更倾向于一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写作。新世纪以后提到幽默，河南作家往往十分突出，其中又以河南男性作家为代表，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而《宝水》的出现证明了河南的女作家也有幽默天赋，且或许是因为女性身份的缘故，乔叶的这种幽默还有着男性作家所难以抵达的幽微洞察。因此，无论是写作谱系的传承，还是女性作家对乡土小说幽默风格的开拓，《宝水》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关于幽默的文学理论以复杂著称，陷于概念的辨析可能反而不利于论述，因此不妨用一种层次分析的方法，对小说中的幽默进行分层论述。幽默的第一层是诙谐，即以有趣的形式逗人发笑，表现在小说中是语言的生猛与爆破。如小说写青萍对大曹的吝啬不理解，连个破荆筐都舍不得贡献给集体时，大英就说了这样的俏皮话：
这是他的做派。他一向是抠屁股嗍指头的，屙颗豆还要涮涮吃哩。
这样的俏皮话单拎出来看似乎不雅，但在小说里上下文的语境中，对应于大曹的悭吝形象，却又显得十分生动、过瘾。不过诙谐的语言一旦过多，会有油滑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在语言的动机上就需要格外谨慎。仍以大英为例，在对村口那棵老祖槐能不能卖的问题进行回应时，大英说了同样的俏皮话：
他逗她，问她为啥不能卖，她说：“这是祖宗，你家卖祖宗啊？”
但紧接在这句话之后的，是大英维护宝水村的热心肠，她埋怨什么好东西都要农村先紧着城市，通过这样一个切口，大英性格里的要强、泼辣和善良就聚合成一股暖意，语言的诙谐也就更加生动、合理。
幽默的第二层是反差。反差也是构成语境张力的方式，但它进一步脱离了叙述语言本身，上升到了小说内容和主题的层面。如写青萍、秀梅、雪梅、香梅共同组成“一青三梅”拍抖音（后来改名为“宝水有青梅”）就有这种反差效果。这是因为，一般读者对严肃文学的期待是警惕“时髦”的，而抖音就很“时髦”，但现实主义作家又必须有能力处理生活中出现的新经验、新名词。所以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构造一种反差，即一本正经地对看似无厘头的事物认真对待。如小说中写“一青三梅”与女大学生周宁去赶集，听到农村市集上播放烂俗的流行歌曲，也运用了这种笔法：
配着这些歌卖的就是劣质碟片，号称热门流行金曲，绝配宝马香车。从曲目的名字就可知风格：《小白脸子我恨你》《最坏不过狐狸精》……虽是口水味十足，却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魔性，让人一听就难忘。
在此，作家就调用了谐谑化生活现实本身的张力，也达到了一种温柔的反讽效果。
幽默的第三层是共情。幽默是一种高级且复杂的情感，它不是由悲、喜这样简单的情绪内核就足以概括，它必须接入一种深度的情感体验和生命认知中才能显现，以至于有的时候幽默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是使人发笑，而是使人哭，使人悲伤。如小说写青萍与奶奶的几个故事，就能看出这种共情所导致的幽默的复杂性。青萍无意中翻到了奶奶的一封信，这是爷爷牺牲前寄回来的唯一一封家书。对于这一行为奶奶先是惊愕生气，随后又默许她大声念出来，等到信念完，奶奶已经泪流满面了，随后小说这样写道：
比如我会偶尔冷不丁地喊一声：玉兰吾——（本应是妻——笔者注）
眼看她要打过来，再接上一个“奶”字，还戗她：咋啦，叫玉兰吾奶不中？玉兰吾奶，玉兰吾奶！
她便又气又笑地骂，中你个赖孙。
青萍对奶奶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她爱奶奶，因为被奶奶抚养长大；另一方面她又恨奶奶，因为奶奶让她摆脱不了农村的“土气”，还牵绊住了父亲，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但在情感世界的最深处，青萍到底是爱奶奶的，因此作家将这一矛盾的心理转化为了一个喜剧性的场景。在与泪水的交织、欢笑中，使读者体会到日常情感世界深处的惊骇。
幽默的最后一层是悲悯。如果说，幽默的前三层检验了一个作家塑造幽默感的能力，那么这最后一层实际已与写作技巧无关，纯粹是一种伦理上的取向，好的幽默作家与伟大的幽默作家正是在此刻区别开来。吴敬梓写匡超人时是悲悯的，契诃夫写别里科夫、莫泊桑写羊脂球、司汤达写于连时也有悲悯。但当然《宝水》不是一部讽刺小说，虽然它也有大曹这样的悭吝人物，《宝水》的悲悯体现在，它试图发掘一种乡土人物在乡土世界里浑然无知的天真与朴实稚拙的可爱。小说写宝水村民听孟载讲卫生政策：
镜头扫过的画面颇有些像幼儿园里的“排排坐，吃果果”，众人乖如巨婴的情形有着莫名的喜感，却又让我觉得莫名的难过。
又写宝水村的女性们为了“村晚”排练广场舞节目：
她们的动作尽量向着舒展和大方，表情却不免紧张和羞涩。她们总是低垂着眼睛，努力避开正视前方的观众。实在避不开时，那眼神里其实也很平静甚至严肃。
在上述平扫和直视的目光背后，实际站着一个观察着、体会着、共情着的温热的写作主体，这个主体超越了现代主义常有的冷漠静观的风格，而分泌出一种悲悯式的幽默。这样的写作也让人想起同属于“70后”创作者的贾樟柯的电影，如电影《站台》开场的一幕或电影《天注定》里结尾的一幕。在看似憨厚的农民面貌和他（她）们笨拙的动作之中，作者捕捉到了变动时代里人性不变的淳朴和善良，这种淳良也是中国农民抵御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发生在农村的苦难的根本性力量。新世纪初的写作，在刘震云、李洱等作家的作品里，那种以轻击重、以喜剧消解悲剧的写法确实已给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幽默的经典，但在新时代的乡村，在一种普遍的从苦难书写向日常现实书写的转型中，如何保留对认真生活的乡土生命的敏感与尊重，仍是作家需要继续思考和探寻的问题。这也是现实主义写作对“70后”及比“70后”更年轻的作家们提出的历史性要求。但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风格、人物还是语言的层面，乔叶的《宝水》已经可以视为当下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写作的某种标杆，而如果说它还有些不足，如细节的处理可以更加精炼，主题的表达可以更加显豁，叙事的结构可以更加严谨等，也都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必须经历和克服的问题。但正因为有了《宝水》，关于新时代乡村的书写，值得更多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