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蔡东小说往往将人物置于生命中难以超脱的时刻，于个体的创伤体验与总体的精神状况之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哲学。不仅如此，蔡东擅于透过人物无奈的现状与苦难的境况，考察主体性的转圜时刻以及精神的回旋可能。在她的小说里，当代人往往被陷溺于庞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在艰难前行中摇摆与抉择，于是常常只能施以微观的反抗或局部的应对。然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蔡东试图从狭小的个体情感中挣脱，在生活的近端重拾理想与信念，述及对生命所倾注的热爱与雄心，于坍塌之处重建情感、估量心理、再造意义。
    ● 关键词
    蔡东；生命苦难；精神回旋；意义再造
    一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范畴里，小说与生活是最密不可分的，“生活化叙事”已然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修辞呈现。这一方面出于后现代社会中对于“生活”与日常的倚重，“宏大”的退场将平常的俗世推向了历史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蔡东所言及的她始终不忘的“过往那些荒疏和混乱交织的日子”，那是最个人化的生命经验。但要指出的是，小说并不是对生活本身的秉笔直书，而是布满着重组和再思，在充分对象化的基础上输出个人的与异质性的理解，于经验与理念的双重作用下付诸修辞的新创。
    然而，好的小说毕竟要贴着生活写，除了对生活加以形式化的表达之外，还意味着需要从个体到群体、阶层，从局部到整体、纵深，更为多维度地探索人心的所向与人性的所求。如岳雯所言：“对于蔡东来说，她至为钟爱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大抵有着光鲜的衣着，无忧的生活，也许可以用中产阶级为他们命名，但是他们的内心显然与深圳这座热气腾腾的城市并不合拍，只有他们内心知道，其实他们早就放弃了对所谓成功的向往，闲适地、有情有调地活着成为他们生活的目的，似乎有几分为生活而生活的意思，然而，他们的内心真的接受这一切了吗？或者说，生活允许他们这样活着吗？”对于蔡东的小说而言，具有一定指涉意义的生命常常不可避免地遭遇难以超脱的时刻，个体化的创伤体验往往牵引着总体性的精神状况，因此，如何超克生命的苦难，便需要精神的调解、协和与回旋，这不仅是缓和矛盾碰撞的必要的情感路径，而且寄托着一种同时装置现实与理想于其中的生命哲学。
    蔡东写下的人物时常受困于外界的挤压与心理的创痛，将人早经包扎好伤口上的纱布重新一层层揭开，殷红的血液还隐约可辨，又或是把本以为隐藏起来的不堪的秘密细致讲述。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精细，被手术刀般切割、呈示，进而演变成为剖解灵魂之轨迹的方法路径。实际上我很佩服那些写当代生活的作者，很多人我们至今还读不透，更多的事情到底还看不明晰，有时以为抵达了一个真相和事实，殊不知底下或侧方还有另一重天地。于是乎这其间便需要一种具备回旋余地的精神，在与困境及苦难的周旋中降解或转化，又于挣扎受缚的困局里摆脱或超越。
    因此，对生活的显影是最寻常可见同时又是最具有难度的书写。在蔡东那里，生活似乎存在着一种“冰山原理”，显露在外的是显明豁达的一面，很容易一眼看穿，无有阻遏且透彻明晰，但是更多的是沉于水面以下的世界，那里幽深不测，明暗不定间闪烁着真与假、虚与实、明与暗，又多有快意和忧愁、安宁和恐惧的交错。小说《净尘山》写出了烟火与俗世里的生活，职业的无奈、减重的烦扰，以及世间的柴米油盐将人物紧紧包裹以至动弹不得，但是小说在鸡毛蒜皮的现场与诗意化的尘世之间不断切换，生命的困顿不再变得不可忍受，相反显得可亲可爱。张倩女为了减重与饥饿搏斗，无意间牵出了一个日常而诗性的生活世界。女性主体在这里面变得纤细而敏感，凝望着内外遭际的每一个细部，“她朦胧意识到，生活自有其晦暗不明的某个部分，混沌、庞杂、幽深，甚至惊心动魄，让她思绪纷乱，似懂非懂”。后来因为一次十周年同学聚会的契机，张倩女重拾减肥动力，但同学会上还是铩羽而归，直到将近一米七个子的她体重“从80公斤到75公斤”，才得知她的身型状态。这未尝不是一种当下常见的焦虑症，且不说其中理性与否，背后是整体性的审美与心理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已趋于病态，“她看到女儿把食指和中指伸向喉咙，又是抠，又是捣，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声干呕，嘴角撑到耳朵根，脸都变了形，跟怪物一样”，由此可见，本末倒置的焦灼与自我控制背后，实际上被一种普泛性的观念系统与符号指示所操纵。张倩女在短时间内暴减五斤之后，竟然月经也停了，不得不说，外在世界的种种规制和规训，妨害着个体的身体乃至灵魂，如同学聚会的群体认知、相亲行为的情感绑架以及自我认知的匮缺等，种种不可名状的假象和虚设操控乃至篡夺了张倩女的生活旨归，令其无法真正回到自我之“身”与内在之“灵”。这也是蔡东将小说的寄托置于“净尘山”的缘由，是时候回到那个净洁的与拂去尘埃的境地之中，了悟那个长时间被外在世界所挟持的内心。
    最后，同病相怜且惺惺相惜的张倩女与潘舒墨两人互诉衷肠，并且迅速确立了关系。然而两人结合之后，张倩女的减肥之事变得愈加复杂暧昧，她对他是迁就还是取悦，是外在压力还是内部动力，已显得不可区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两人见父母的过程，张倩女的母亲劳玉出人意表地对潘舒墨大加鞭挞，随后夺门而出，小说里“我”的一家人都展现了率性而活的一面，但是在他们身边与身后的人则是隐没而且被推离在外的。母亲使出浑身力气完成最后一击后，去了净尘山，父亲依然我行我素，超然世外般隐居乡下。对于张倩女而言，“毫无疑问，她的敌人更加阴沉强大，那是一个裹挟着整整一代人的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像一个深深的坑洞，让她怎么爬都爬不出来”。不得不说，饥饿给张倩女带来了身体内部的无尽匮乏，而身外的世界与身边的人们则给她注入了空洞与贫乏。她试图从他们身上汲取能量，但是每每以失败告终。在她那里，一边是自我的肉身系统和认知体系，一边却是难以撼动的社会系统与代际缘由。前者她还能竭尽全力地去克服，后者则不断让她陷入困局。这是具有独异性的试图摆脱而不得的个人意志，但更关联着总体性的社会规约下时代历史病症。可以说这是蔡东小说透露出的宏大问题/命题，以及其中之人们共同分享并亟待处置的境遇。
    二
    总体而言，蔡东始终不愿将小说的调子推向至暗的时刻，在人物精神坠落的悬崖边上，叙事者总是伸手去拉一把，否则深渊之下也许就是一无所有了。说到底，现实一再以悲剧的面貌出现，但灵魂总需要寻觅一个出口，否则不断的壅塞最后只能是湮没与沉沦。如李德南所言：“既直面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承接了现代主义写作对‘自我’或‘内在的人’的关注，又不像现代主义写作那样对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既无信任也无信心，而是同时对人之为人抱古典式的态度，肯定人有其灵性与潜能，认为个体及其内宇宙是一个浩瀚的所在……”但是复杂之处在于，并不是亮一个调子就能解决切实存在的困境与问题，好就好在，蔡东并不是一个纯然的乐观主义者，她借此力图窥探人物另一个藏匿的侧面，也为现实考量另一种可能。绝望与希望是相互印证的，何尝不是别一意义上的“反抗绝望”。就像《往生》这个小说里，康莲的父亲临死前一个晚上还吃下了一大碗肉，“想到父亲，她四肢舒展，放松的脸上自然地浮现出一抹笑意。她的身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像是，到家了”，再艰困的生命变局，终归需要贯通幽暗的隧道，且不说西西弗斯的悲惨与悲壮，最起码坐拥一种乐观式的存在主义，俨然成为蔡东小说对焦生活之不可能时的可能通径。
    《往生》中的丈夫刘向群因国企倒闭只能到私企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妻子康莲一直任劳任怨照顾公公，老迈之至模糊了老人的身体和性别，而触目惊心的现实处境则更为冷酷而真切，如何超克对于衰老、朽坏乃至死亡的恐惧，如何于生命的严冬抱团取暖，直至“往生”这个词的出现，彻底击中了康莲。“往生”是一种修辞，是个体的必然归宿，“穿透深重的黑暗，击破内心的绝望，是美妙的、充满希望的起点，令康莲灵魂出窍，神往不已”，更重要的是，此一词汇对应着人们的生活实感，以及生命中不可回避之衰朽。其还包裹着对于死亡之可怖与恐惧的超克。小说紧张之处，还在于老父亲出院后一家人讨论怎么照顾他，左右躲闪、唇枪舌剑，最后刘向群和康莲还是心软了，父亲由他们照顾，也因此经历了生活的无奈至极与惊心动魄，“叠好新装往衣橱里放，康莲见到寿衣，刺了她眼睛一下。她心里不舒服，把新外套压在寿衣上，用力一按。老头的眼睛瞄过来，目光迷惘，他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喘气。对他来说，活着像一个诅咒”。小说里城市中人的狡诈与诚挚毕现，这也牵涉到蔡东叙事的两重空间，一个是来自现实中的大城市深圳，另一个是虚构的故乡留州。如何平所言：“蔡东小说隐约存在着故乡留州和‘南方边城’深圳两个文学空间，她小说的人物也多有在这两个空间的旅行，但这里面并不因此存在显豁的现代性进步和古老文明对峙中的臧否。”进退两难之间的理想主义光晕，是否能真正持久而弥坚尤未可知，但思古之幽情和僭越的快感始终充溢着蔡东的人物，使得他们/她们在艰难地做出所谓的正确/正义的选择之后，也付出了足以将之摧毁的代价。人世间莫不如是，只不过付出与回报之间往往非等价关系，人生的萧索、情感的苍凉包括生命的跌宕却是如影随形，在那里，精神的回旋是直面、裹挟，同时亦是必要的反抗与扭转。
    在小说《月光下》中，刘亚和李晓茹是外甥女和小姨的关系，这是两位黯淡而步履维艰的女性，但是甫一开始，小姨“眼睛一点也不黯淡，眼神里充满对此刻和未来的热情”，“我”是小姨的追随者，而“她是为我摘苍耳的人”。跟班是日常，也是我的童年和她的青春，摘苍耳则是生活中难以企及的物事之隐喻。对于女性而言，其又不得不面临更多始料不及的艰困，包括那些不可企及的理想性的存在，不断困扰也塑造着她/她们的生命。小说的抒情气息非常浓重，仿佛想要以此掩盖那些青春的衰朽与女性的挣扎。现实中，两人坐下喝茶，抚今追昔，到底见证了自我的“蜕变/退化”，两者仿佛分化，然却合而为一。谈话间得知，小姨曾“奔走多地，最早做保洁，后面跟古法经络的传承人学习，专治亚健康，也做过老板的住家保姆，麻利干活，其他时候笨笨的就行，雇主要管理不想走太近，我就注意保持距离感，包吃住挺好，手里一直有活钱，只是跟坐牢一样不自在，半年就辞掉了。我问她现在靠什么吃饭，她说，前几年开始做育婴和产后康复，就是伺候月子，熬夜免不了的”。在小姨身上，个人曲折的凸显与内在反叛的阙如，展开了女性主体成长的曲折无依状态，尤其是那些笃定的情感并没有给予必要的依靠，这事实上反思的是自我抉择的执拗与局限，个性的解放已然成为百年来中国毋庸讳言的文化命题，也是性别革命的题中之义，然而他者的参照以及更为广泛的外部维度是否需要重新启动，应当被纳入讨论的范围。小说里，无论是精神的在场或缺席，都是女性内在的自觉，小姨也始终在浊世中搏击，在洪流里汩渡。面对生命中那些难以逾越的时刻，还是勇毅或心怀平静地走进生活的流河之中，小说结尾，水流也许湍急难测，温度兴或无法估计，但是我们始终置身其间，如鲁迅所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否则，黑夜势必灼伤明亮的双眸，苦难也将湮没蓬勃的生机。
    三
    蔡东的小说意象是多维度的，各自对照着现实世界的精神危局及其解困的过程，但有一点，蔡东始终将人物的主体命运放在小说的近景，观测他们的围困与突围，以及其中的暴发或安宁，最终探向幽深的灵魂并延伸出更为阔大的世界。《照夜白》里，我在学校是口才和表达的人文通识课教师，但是吊诡的是，“她害怕所有这一切，进门，上台，开腔，当众说话，哪怕是重复了上万次，她还是害怕，她知道一走进去，自己就跟还没想清楚的、并未完全认同的一些东西合为一体了”。可以见出，人物从知识人或知识的传递者，降格为小人物准确地说是小职员心态，惴惴不安，患得患失。一个熟习说话术的教师，却深受社恐之苦，担忧与人交流，声音无所依傍。这是一种主体心理的内在分裂，也是外在现实的挤压撞击。仿佛坠入鲁迅《野草》中的开口与闭言、声音与虚无的怪圈。就像小说里我的愿望或幻想：“大家就这样一起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铃响了，所有的人一言不发，寂然散去。”自我的封闭与臆想是一种当代病理，人们相互之间似乎成为自足的狭隘的主体，他们/她们不乏深刻的想法也不失精准的认知，但是陷入困顿和窘境之时，“她从没想过改变谁，她只是希望，照耀过她的光也能照到别人身上”，在温水煮青蛙的生命场里，关键之处在于女性的命运如何撕开蒙蔽和压抑，重新回到“别人”的以及外在的广袤世界中。在蔡东那里，进入古典的与诗性的关联同样是走出封闭的一种方式，“无边无际的静默中，传来马的嘶叫声。照夜白的鬃毛根根直立，雪白的马身子从泛黄的纸页上隆起，肌肉在毛皮下一弹一弹的，接着马头一仰，前腿探出画纸，凌空一挣，四蹄腾空，朝着远处飞驰而去。再看看纸上，什么都没有了”。古典在蔡东那里是流动的所在，代表某种镜鉴和参照，投射到当代社会情境以及当代主体的成长与转变之中。
    不仅如此，女性写作的精神维度同样是蔡东小说不可忽略的部分。在《她》这个小说里，认知的内外属性与情感的辨别之间时常是存在扦格的，因老伴去世，“我”来到一个边远小镇，那里曾经碰见过一个鬼脸面具人，他说镇子的桥东住着个盲人，盲人“能看到死去的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生活，过得好不好”。生与死的相隔是如此得显豁，以至于令人混淆了现实与虚幻之差异，好在还有舞蹈，还有美，还有湖泊和回忆，这样的诗性和理想的存在使之不至于滑向虚无，仿佛存在着可以超越死生的、能够借此完成一次次复活的追忆。“每个误以为她还在的时刻就是我最享福的时候。”然而活着的与意念中遗存的所在，是否又常常经历着种种的破灭和覆盖呢？于是乎，真实的景象时常被置换，又或是循此探求某种失而复得的补偿，“一幕幕黯淡的家庭场景逶迤而来，它们从没像现在一样清晰、优美、光华闪耀”。围绕着整个小说的，是既往形成或说现已崩溃的情感机制转向一种心理机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并非重构，而是想象不可能性的存在/复归，是种种虚幻之后的想象再造。“我希望，文汝静在尘世劳顿之外体味过些许快乐，这快乐无需与他人分享。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也满心希望，我母亲、我姐姐、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传统女性都会拥有秘不示人的另一种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可以移置的情感结构，换喻成关于失去与缅怀、消亡与重现、腐朽与再生的情感/文化状况。因而可以说，《她》在这里不仅仅是性别的指称，更是匮乏与补偿的主体心理中不得不面临的意识幻象。
    从女性延伸出来的对于当代情感与文化境况的反思，自然指向的是对于总体性困境的疏导，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不同状态的有效性与有限性。《通天桥》里的呼延飞是城市里的一名医生，每天为各色病人治疗，几乎是两点一线地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但是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一堵高墙砌在了他每日必经之路通天桥上，这堵墙不仅切割了他通勤的道路，而且对他的精神产生了影响，“呼延飞站在桥北，面前的这堵墙令他感到虚弱，令他自我虚构的生活失去继续虚构的动力”。城市的布局、方位、地理，事实上直接区分着人的身份阶层，也对应着个体内在的精神归属。“墙也刺破他的幻觉，让他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此刻，他身处小莞。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小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规划背后蕴含的种种规制，也即无形的指认与有形的物理常常是互释的，共同形成一种所谓的科学与理性的现代管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于“水城的楼”难以抗拒的源由，而背后亦隐现着种种诱惑、欲望以及永不落空的利益。然而小说最终还是显露出内在的人文/人性关怀，每一个个体的“自私”背后，几乎都有难言的苦衷。他们背负着自我精神上的创伤，构成了不同的生活与生态，因而在个体的创痛和总体的压抑之中，人们身上的软弱与盔甲同时呈现出来，并试图完成抵御和对抗的过程。
    四
    除此之外，不得不去探询的，是蔡东小说对于当代人精神病疾的端详与考量，以及在此基础上试图形构的诊疗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程中，蔡东将疗愈本身视为当代社会性因素构成的新样态，单一的价值取向为复合型的元素所取代，统领式的精神认同逐步分化为不同层级的可能。《来访者》是蔡东很重要的一个中篇小说，其中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个体的精神状态，并由此延展至一个整体的时代精神状况。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江恺是她的病人，后者与妻子于小雪在草木染工作坊共事。于小雪是纺织面料设计师，她跟江恺的先后“来访”，揭开了一段感情或曰一个家庭的真相，江恺的精神病疾已经非常严重，甚至伴随着暴力倾向，那是“日常生活中令人惊骇的一面”，如谢有顺所言：“生活中的那些动机和秘密是隐藏的，它不会自然显现，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在叙事中制造各种意外和事件，让人生断裂、内心变异，露出人性的缝隙，把秘密呈现出来。”时过境迁，“我”与江恺再次相遇，他有所改善，但仍不改悲观心态，此时“我”将我儿子早夭之事和盘托出，也形成了两个对等的精神诊疗客体。出于此，与以往套路化和市场化的诊疗程序不同，“我”与江恺建立了多重的关系，疗愈的过程变得传奇而深切，“我”与江恺出游洛阳，为天地自然与历史遗迹深深震撼，在那里他们同时觉察到了“庄重”而“亲切”，随后，“我回忆雕像的每一个细节，心里不住地赞叹，大佛的通肩袈裟像随手捋起水的波纹，披在身上，衣纹悬垂着，一道道绵软自然的弧线，看不到任何峻急紧张的转折”。如何从现实困境的紧张释放自我，“松弛”是他们悟成的另一个关键词，内心的稳定与灵魂的安宁，彼此之间是相互的疗救。但话说回来，真正疗愈的良方，还是要回到生活的深处，回到那个创痛无比的伤口，那是悲剧的起始处或常常指示着某种根源。小说最后，“我”来到江恺家，见到了他的亲人尤其父母，那里以及那里的人们意味着江恺精神创伤的缘起，“露出一丝苦笑。多年的咨询经历让我有机会看清背后的底细，很多所谓的聪明小孩，不过是因为成长环境恶劣，时刻准备着应变而不得不警醒聪明，一个孩子哪里需要这么多聪明，孩子要是像个孩子，该有多好”。与络绎不绝前来造访“我”的情况不同，在江恺母亲那里，“我”感受到了来自她的倾向显明的压迫感，尤其是父亲在提早回避的缺位状态，通过许多细微的端倪，“我”发现了江恺在家中的处境以及他的精神状况，自我的否定伴随着精神的抑郁，在步入社会前后不断发酵，负面的情绪与悲观的精神无处排遣只能“彷徨于无地”，忍受心理病疾的煎熬戕害。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了他们家庭的“来访者”，尽管这里并没有发生角色的转换，“我”仍旧是倾听者和诊疗者，但是“我”却对这种的切身的经验更为倚重，也更能交付心力与关怀。究竟是什么样的境况导致了江恺的疾患，事实上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结果，也即原生家庭的缺憾、外部世界的压迫、情感生活的无力以及自我的怯懦软弱。
    在蔡东那里，如若需要完成这样的疗治，人物自然可以去信赖那些高蹈虚幻的存在，否则，不如回到世俗和日常的现场，重新粘合细碎而熟悉的部分，因为那里更容易再次召唤新的意义，很多原地丢弃的珍贵之物如果远离了想再寻觅就未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伶仃》小说一开始，老吴就讲了一个养殖户夫妇的故事了，两人历经磨难最后劳燕分飞，不禁感慨：“人活一世，坎坷是难免的，过不去的，跳海了，更多的人还是过了，人总有办法让自己生活下去。”相形之下，老吴和他的太太倒是周旋于四平八稳的日子。在叙述的过程中，蔡东特别擅于调动四时的景观，而且身边的景致信手拈来，不仅记叙之中“贴着人物写”，写景状物亦是如此。这就不仅熔铸情景，而且主体是真正置身于“氛围”之中的，环境不再是前景或烘托，而是在相得益彰中摆脱客观化与客体式的局限，参与到主体性的生成与叙事性的修辞之中。“听着女儿平稳的呼吸声，她感到时间滴滴答答善意地流逝过去，万物沉默地生长，山脉、海水覆盖下的岩石圈，还有不远处伸向海滩的铁红色岬角，那长满地衣的寂静而热烈的火山风景。在一些艰难的时刻，她以为自己肯定要完了，结果她没完。”小说里，丈夫徐季不在身边令卫巧蓉一再陷入茫然无措，“萎缩，干涸，焦枯，她如一副空空的骨架，在月光的照耀下又冷又白，森森地闪着寒光”，徐冰倩是她的女儿，也是她得以涉渡苦难的救命稻草。因此，蔡东的企图是倾向于精神重建中的就地取材，灵魂的摆渡也几乎从不舍近求远。“不管怎样，她都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也正由于如此，她的小说总是在身边明灭不定处，及时止损和补救，在沉没的瞬间即试图挽回而不至于完全地沉沦。
    五
    回到此前谈到的小说《来访者》。其中谈及作为心理诊疗者的“我”的生命经历，刚出生的孩子夭折令“我”深受打击，“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昏厥。原来苏醒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节节、一格格的。先是有耳朵了，听见喊我的名字，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传到耳边已经衰弱，回声荡悠悠地响起，在空旷处经久不散，丝丝缕缕地飘着，声音的细丝被一根根抽长，渐渐断了，风一吹，没了。接着，我感觉到身体的存在，不是实心的，是玻璃球，能看见里面树枝一样的脉管，悬浮流动着的血液。再往后，有触觉了，指甲盖划过的地方凉凉的，是铁架子床。最后，有什么东西重重扑在身体上，我猛地坐起来”。蔡东对此当然抱以同情之理解，除此之外还试图探询另一种路径，那就是通过种种方式超克当代人的病症，尽管这个过程自然会不断碰撞甚至遍体鳞伤。小说特地提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丧夫的妇人，却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了，别人认为是“我”救了他，但“我”却顾自认为：“救了她的是流逝的时间，是男欢女爱一日三餐，是贪生和恋世的好品质。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最有魔力的。”因此，生活的苦难到底还是回到其腹地之中寻求疗愈的良方，从即刻的精神回响和灵魂反应中梳理凌乱的思绪，借此重新调整内部的序列以构筑新的可能性。
    就像在《我想要的一天》里，春莉迷上了写作，尽管作品无足观，但是她沉浸于斯，她们在深圳这个大城市，脱离了既定的轨道，最想实现的是寻觅新的可能。生活的华袍爬满了虱子，父母辈世俗甚至市侩，但是无伤大雅也无所谓层次高低，麦斯与父母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感，揭示了当代生活的某个侧面，高羽与麦斯两口子陷溺于世事的捉摸不定又束手无策，他们极度缺乏安稳感和安全感，就像麦思的丈夫高羽不仅对工作充满排斥乃至恐惧，甚至藏匿的仿真枪与望远镜成为逃离的隐喻。在蔡东的小说中，每个人身上都在承受必要与不必要的压力，仿佛成为了某种总体性的精神状况。她们救赎的方式，还是回到生活的细部，回到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的身边，那里充满人间气息，细节的变幻和枝桠的光影，往往映射着某种祈盼所在，在他们身上不会是大彻大悟，也不是焕然一新，但是能看到自我的点滴变化，看到世界的隐约可能。不得不说，在我们身处的周遭和深受的困境里，尽管个体难以控制更大的局面，但是却可以在微观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在悦人悦己中逐步改善精神的领地。春莉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角，不仅是陪伴和见证，还有某种纠偏的功能。不仅如此，对于春莉而言，写作未必能够带来自我的与环境的改变，但是现实的转移与转喻也好，对于未知的探索与想象也罢，写作所带来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本身，而是精神的快意和情感的寄托，在此基础上重建生活的未来意义。因此即便她在写作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甚至只是一种自娱自乐，但是写作携带出来的幻想和思索，在那个一地鸡毛的日常里，显得如此难能可贵且毋庸置疑。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文学的意义参与进来，“哲学”本身所裹挟的思辨性和超越性也被蔡东切入人物的精神肌理。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乔兰森是科大的哲学老师，他和妻子周素格养过一只猫叫朋霍费尔，后者纵身一跃的悲剧始终笼罩着故事的进展。开始时周素格意图实施的海德格尔行动是一个自由而无用的装饰项目，其中指示着审美的无功用性，仿佛只作用于人的精神和灵魂，以细部的修饰、改善，对抗俗常的庸碌和烦扰，抵抗种种不可能性带来的精神苍白，就像后来他们来到了博物馆，尝试摆脱现实的困境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每个物件都历经人与历史的打磨，但又仿佛浑然天成，一切都是有所命定，又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乔兰森在小说中失去了自理能力，而且经常在家在外发疯闹事，精神的病疾折磨着他们的家庭以及夫妻双方，妻子甚至常常只有“先下手为强”装疯卖傻以抢夺先机，不让丈夫发作，“她翻滚之余，密切观察着他的表情，果然奏效，他痴傻地张着嘴，木偶一般，已不是蓄势大闹的模样”，悲哀的是，那些琴瑟和鸣的情景早已是追忆之所不及。他们养的朋霍费尔是一只白色的安哥拉猫，它的坠亡与殒没，大体隐喻着精神的沉沦，而乔兰森那里哲学本身带来的救赎之力俨然微乎其微，那些圣贤经著，那些“高级话题”是否能沉入到尘世的烟霾将之驱散，是否能真正建构情感的可能与意义的空间，这是小说提出的深刻命题。关键还在于，夫妻两人的沟通之门逐渐关闭了，妻子开始实施她的计划，将乔兰森绑在了椅子上。“海德格尔行动，筹谋多时，大功告成。”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去看演唱会的计划，逃离与回归就在转念之间，“她猛然睁开眼睛，白猫侵入进她的行程，这次白猫出现的方式跟以往不同，它不是被抱在怀中的，也没有躺在地上的光斑里。白猫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跳，摔死在小区的天井内。这幅画面如此真切，就像她亲眼看到过一样，画面里，白猫没有回头，一跃而下”。她冲回家中，解绑丈夫，转而决定要带他去看演唱会。在娜拉式的自觉出走与妻子式的自然回归之间，女性的自由之路显得如此漫长，但又如此单一。生活里的一个场景、一种思考、一次转念，似乎就能完成思想史与女性成长史中的某种决定性的转变，关键在于，如果说五四以来现代女性的觉醒过程是义无反顾地“出走”以及罔顾种种停留的可能，如是也许意味着更深刻的乌托邦/异托邦的空中楼阁；而蔡东则将情感、婚姻、家庭作为现代女性的载体有机地考虑了进去，同时充分考量女性在其中的主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才能真正了解百余年之后对于“出走”与否艰难抉择的新女性，在她们身上开始流露出真正的烟火气和日常性，在她们的痛苦挣扎和艰难选择中，恰恰意味着某种主体性的衍变，在超拔的觉醒中重新回归并直面生活，再次反观自我的同时引入他者的世界，从而她们尽管无法完全抵御俗常的侵蚀，但同时也不至于坠落深渊，在人世喧嚷嘈杂之中不会显得孤独无依。也即蔡东小说在女性的自由意志中，注入了更多的元素也引入了多维的向度，从而使其不再以孤注一掷的和不容修复的态度决断自身，也不再以冷酷无情的姿态面对他人和世界。
    六
    纵观蔡东的小说，有时觉得她也许不够冷酷、冷峻，不追求彻底的和绝然的状态。但她往往能够别求新声于他处，扣响历史的门环，访求他者之心迹，由是获取纵深的镜鉴，探询未知的界域。如张燕玲指出：“蔡东是一位颇具想象力、理解力、表现力和社会情怀的作家，也是时代变局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她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居住地和故乡建立一种关系，使她能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中，建立在新旧文明冲突和想象的探索中，建立在个体的有质感的人物和细节之上，并不断进行艺术探索，不断突破自己的艺术边界，颇具叙事策略和审美个性。”
    后现代社会中精神病症的泛化以及宏大认同缺位中统摄性疗愈的不可能性，使得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创伤与心理裂痕的背后，都牵引着特定的职业群体、阶层情态，或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结构性状况。事实上，社会结构的缺陷，系统链条的断裂，在一个整体性的运转体系中，对于个体的考量必然是欠缺的或者说时常是失效的。当代人往往被陷溺于庞大的社会系统之中，难以自拔也无从选择，惯常疗救方式是召唤人的情感高尚和灵魂净化，以古典式的宏大历史及其文化遗迹，付诸自然之崇高或宗教之信念，蔡东的小说无疑都融汇了这些层面，而且更是提出了另一种诊治的方式，那就是回到那个生活的漩涡内部，凝视深渊的所在与所向，复归个体之间相互地扶助、取暖和感染，建立起跟世界真实而深刻、柔性而强韧的联结，再度对生命倾注热爱与雄心，于坍塌处开启精神的回旋机制，循此观察情感、估量心理、重建意义。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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