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您从什么时候接触范用？ 您对他是什么印象？
汪家明：我是1997年通过徐城北介绍认识范用先生的。当时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在出版《老照片》之后，打算再创办《老漫画》。范先生十分热情，他是《老照片》的超级粉丝，还是“漫画的大情人”，对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漫画如数家珍，而且收藏颇丰。也许是爱好一致，初次见面颇觉投机，很快就成为忘年交。每次来京，范用先生家是必去之处，还经常约他去小饭店吃饭聊天。他是一个爱书人中的爱书人，家中几个房间里全是书，而且全是珍贵的现当代版本和作者签名本。他的话不多，行动很快，喜欢一些有情调的东西，比如收藏酒瓶，来了客人，倒一杯洋酒，什么菜也没有，一边抿酒一边说话；比如穿民国时的大褂、戴围巾照相；比如听唱片、唱歌。总之，又怀旧，又时髦。
起意写作《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是什么机缘？ 为了写这部传记，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汪家明：范先生对我的出版生涯影响很大。与他熟识之后，我又了解到他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出版的巨大影响。他是三联书店九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邹韬奋。前些年有出版社约我写范用传，我很愿意写，但斟酌再三，觉得材料不够，能力不足。而且，若写范用传，希望能在他所挚爱的三联书店出版。范先生去世以后，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资料，比如编辑回忆范用文章的集子《书痴范用》，比如编辑范用生前编好的《存牍辑览》，整理编辑范用收藏的1800多封朋友和作者给他的信件，后来在三联书店和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帮助下出版了四卷本的《范用存牍》。当我觉得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我打算通过一本本书的出版来表现出版家范用的一生，于是又在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帮助下，查阅了与范用有关的书稿档案。动笔以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很高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书。
在8月18日举行的《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出版五人谈》座谈会上，您提到范用先生是“书痴”，有众所周知的“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此外他还有四爱：爱书的设计，爱书的插图，爱漫画，爱音乐。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是不是对范用有很多新的认识？
汪家明：是有新的认识。过去业界比较强调范用先生的“三多”“四爱”，似乎他只是一位有情趣的出版家，其实他是一个有出版高度的人。他认为对读者、对社会有意义的书，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想办法冲破阻力出版。他勇于承担责任。《读书》创刊时正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初期，政治上责任很重，他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和三联书店总经理，明确提出责任由他来负，很智慧地处理敏感稿件。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参加救国会，亲眼见到民主党派人士的爱国情操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了解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无私奉献，所以他极力支持出版这些人的著作；他积极联络海外作者，尤其是港台作者，通过出书使他们融入大陆；改革开放初始，一些曾受到冲击的老文化人，心有余悸，作品出版困难，范用先生倾尽全力帮助他们出书……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有高度、有远见、有魄力的举措。过去，大家对范用先生的这些方面关注不够。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以“书”为线索，呈现了范用先生一生的出版风貌。据您了解，范用先生对于书的选择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汪家明：范先生喜欢小开本的朴素的书，喜欢大作家、大学者的深入浅出的书。比如他喜欢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喜欢周有光的《语文闲谈》，喜欢杨绛的《干校六记》。年轻时候，他喜欢鲁迅的书，喜欢陈白尘的剧本，喜欢外国文学名著，对《约翰·克里斯朵夫》情有独钟。他爱好很广，喜欢有创意的新作，什么书都读，什么文章都读，比如他编辑了《文人饮食谭》《爱看书的广告》《随想录》、杂文系列等，也策划了《傅雷家书》、丁聪漫画集等。所以我理解他读书很多，但不太有时间把一本书读了又读。
他读书有什么方法？
汪家明：这个不太了解。他读书是很快的，记忆力很好。他快速翻书的样子，很多朋友都留下深刻印象。
您曾编辑《范用存牍》等书，《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也描写范用与李公朴、田家英、戈宝权、赵家璧等人的交往故事，您认为范用的为人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他在出版界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范用先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范用？
汪家明：陈乐民说范用是“赤子”，这样的赤子十分少见。朋友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人。他从不计较名，也不计较利，即便是他喜欢编《漫画范用》，喜欢自己编辑别人写他的《书痴范用》，了解他的人也都知道，他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思，他只是觉得有趣，没人反感。这很奇怪。他是一个有情趣、有情义、讲原则的人。
范用的影响，在于他继承邹韬奋等前辈出版人的光荣传统，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以及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思想僵化到解放思想的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开辟了三联书店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充实了广大读者的精神家园，得到当今出版界的公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他策划和编辑、设计的一本本好书来实现的。
范用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出版到人品，从有趣到严肃，他对书的热爱，对文化的热爱，尤其他的“竭诚为作者服务”，把作者变成朋友，把朋友变成作者，令我为之向往。在当今商业文化冲击严肃文化，娱乐阅读冲击高雅阅读的情况下，我们纪念范用，就是要坚持自己认为的好书标准，坚持自己的出版理想，同时像他那样，把书出得漂亮，把好书做好，通过认真做每一本书，寻找书的读者。范用先生一直相信，好书会有人读的。关键在于坚持。
您从1984年进入出版业，早年曾提出“图文并茂，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出版方针，策划出版的“老照片”系列读物引起很大反响。四十年来，您对于出版的理解和认识是否也在逐渐变化？ 您的出版理念是什么？
汪家明：四十年来，中国出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认真捋一下，我当年提出的“一本书主义”“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主旨没变，对书的热爱没变。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并不是只做一本书，而是做每一本书都当做只做这一本书那样认真对待。我不小看高深的学术读物，时而也“啃”几本，但我做出版，还是希望多出范用先生喜欢的大作者的小作品，如果是大学者，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授课讲稿，几乎不用典，不引用，不加注释，把高深的学问用自己消化过的浅白的语言讲出来，比如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许倬云《我者与他者》。我是做图文书起家的，如《老照片》《老漫画》《名人照相簿丛书》。最近几年，我特别关注好看的图文书。我认为真正的图文书，不仅是有图有文，而要求图文高度融合，在版面上也很融合。
再谈谈您本人的阅读吧，您有枕边书吗？
汪家明：有枕边书。所谓枕边书，就是感情最深的书，反复阅读的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的枕边书有列夫·卡西里的《初升的太阳》、萧红的《呼兰河传》、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还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张洁小说剧本选》《普希金抒情诗选》……还有几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大卫·考坡菲》。我一读这些书，就会浮想联翩，就想写作。这些书都跟我几十年了。尤其苏联小说《初升的太阳》，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才十三四岁，读了十几遍。这本书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生活道路。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汪家明：每晚睡觉前读书。出差必须带书，在车上读书最专注。十三册《德川家康》，每晚读一两节，足足读了一年半。读罢，若有所失。
从事几十年的出版，是否有大量的藏书？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汪家明：我本来就是爱书人，做出版前就买了很多书，后来在三家出版社工作过，得到很多好书样本，同时还在不断买书。这些年在孔夫子网上买旧书很多。我的藏书很多，但我不是收藏家，全靠爱好存书，比如我把小时候读的书的原版本尽量买回来存着。我主要喜欢文学书，但也喜欢杂书，如讲风俗的书、讲京剧的书、讲历史的小册子、讲对联的书等。我自以为是懂书人，所以家里书虽然很多，但都是有用的书，是好书，舍不得给别人或卖掉。有时候忽然找不到一本珍贵的书，会急出汗来。将来这些书会是什么命运？ 随缘吧。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汪家明：汪曾祺。他是一个善良又有独立见解的好老头。他的情感表面看是平淡的，但实际上很有深度，也很清高。他能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经他表现出来，一般人就发现原来身边、自己就有这样的东西。他吸收的营养很杂，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有西方文化的；有很浓厚的民间倾向，但也有很强烈的文人味。我1981年的毕业论文就写的他，那时他的名气还不大，我并不认识他，是通过《北京文学》编辑部联系到的。他很支持我把他的作品放在现当代文学的坐标上衡量，鼓励我说真话，不要一味吹捧，而且开玩笑说，如果吹捧，会让人以为一家人瞎吹（我们都姓汪）。和他谈话时，他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时垂着，像在思考遥远的东西。我曾以绘画为业，他也是一位高明画家，有共同语言。他当我的面画过画。但我没好意思跟他要画。女作家张洁曾说把她存的汪曾祺的画转赠我，后来阴差阳错，未果。遗憾。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汪家明：汪曾祺，或者张洁。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汪家明：陶渊明集、古文观止、《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是可以消磨时间、长时间满足自己的书。古代文学我喜欢庄（子）、陶（潜）、李（白）、苏（轼）。他们都有点出世色彩，但其实都有雄心壮志。《约翰·克里斯朵夫》据说在法国已经没人要读，而且认为作者是二流作家。可是在中国却影响了几代人。这种现象属于接受美学的一种，很值得研究。
假如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想邀请谁？
汪家明：鲁迅、郁达夫、萧红、孙犁、汪曾祺、肖平、史铁生、张炜……很多很多。可惜不可能啊！
您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出版家？
汪家明：做比生命还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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