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小镇，我们从来不只拥有“留下”和“离开”的二元选项。颜歌用她的写作与作品共同完成了这出漫长的“出平乐镇记”，其珍贵的启示，正落在留下和出走，离开与回归的流连、周旋、绵延交替之中。
    一
    颜歌历时八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在《收获》杂志长篇小说2023年夏季号上发表。在这八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太多变化。移居海外的颜歌也有了不少身份上的转变，包括成为一名双语写作者。她的首部英文小说集《Elsewhere》今年在欧洲和北美同步上架。因为距离的缘故，过去几年，颜歌在中文世界多少显得游移而神秘。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读者对颜歌归来的盼望。提起颜歌，“平乐镇”的名字依旧呼之欲出，人们知道它还在作家的书桌上闹闹热热地伸展着。
    从2008年《五月女王》开始，颜歌专注描画以故乡四川郫县郫筒镇为原型的平乐镇文学地图。平乐镇只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南街上都是些操扁褂（打拳）的，西街上满是读书人，东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来的客家人。”颜歌镶嵌于其中的，不仅有自己悲喜互衬的童年回忆，更是与川西的乡音乡味绞缠在一起，随成长与离家渐远渐绵长的乡愁。颜歌用十五年的时间驯化语言，终于得到了具有个人标识性的独特腔调：一种既饱浸四川方言口语色彩，又能在纸上复现日常鲜活纹理的整体性语言。“个个都是我的父老乡亲”的平乐镇，便也一砖一瓦皆血肉丰满、几家欢喜几家愁地建立起来。
    《五月女王》中袁青山的悲伤故事发生在南街，《我们家》写的是西街上豆瓣厂人家的家族闹剧，颜歌很早就透露了后续的写作计划，“下一步准备写写东街上的官家子弟。”2015年《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的五个短故事，也是在为接下来的长篇做热身。在互联网上，这个以县志办即将退休的副主任和他的儿媳妇为双主人公的故事，曾有个名字叫《县志办2010》。其中《叶小萱的烦恼》《傅祺红的心意》两章在期刊上单独发表，提前让读者一窥东街的风情。除此之外，有心人后来会发现，新长篇中的主要人物傅丹心早已在短篇《奥数班1995》里携父母一起登场。那是傅丹心的少年时代，他的“神童”光环与早恋风波，正是《平乐县志》一段草蛇灰线的前史。
    于是乎，2023年的夏天，当读者终于能欢欢喜喜地坐下来，翻开这本《平乐县志》，会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颜歌啊。
    欢迎回到平乐镇。
    二
    颜歌向来重视小说的叙事形式。平乐镇系列故事的每一部，都在结构技术与叙事者声音上下足了功夫。这个打造不同叙事容器的过程，也是颜歌摸索“我”深入小镇的路径与方位，并不断厘清自身讲述意志的过程。《平乐县志》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前后，从平乐镇农资公司的下岗女出纳叶小萱为女儿婚事操碎的心说起，紧接女儿陈地菊与女婿傅丹心先斩后奏的仓促完婚，进而一步步引出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临退休前卷入的官斗漩涡，傅丹心参与黑社会赌球操盘遭设计陷害欠下巨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的车轮就这么一路滚向下坡。傅祺红最终忍辱自杀，陈地菊也终于从死水微澜的婚姻和小镇生活中觉醒，走上了去国求学的逃离之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诸如此类好景不长在，万事转头空的戏剧性母题，中国的读者从来都不陌生。颜歌将傅陈两家人的命运写得格外叫人唏嘘兴叹，不仅因为她游刃于市井情态与凡庶真相的写实功力，更离不开小说精妙的反讽形式——在《平乐县志》里，颜歌显然对“三言二拍”式的拟话本小说形制，进行了一番有意识的现代改造。
    小说不断藉由诸如“各位看客”“在座诸位”等说书人套语，制造出虚拟的对话情境，在修辞上又加入大量诗词、古文、戏曲、对联、俗语的引录与插叙，其中有不少韵文，是颜歌凭借其古文功底几可乱真的个人炮制。乍看之下，说书人的声音入乎平乐镇小儿女婚恋家务琐事，出乎县政府明争暗斗官场浮沉，进可对人物咋舌评议，退则对听众苦口婆心地劝诫，是好大一番喧闹淋漓的复古做派。但与其说《平乐县志》模仿说书语体，是为了追求明清文人小说中的“拟真感”，不如说颜歌更意在制造距离与“离间”的艺术效果。尤其当她安排说书人主动调侃起自己，更是强调小说的虚构本质。经由提醒，读者的注意力，不断从情节中被拉出，被引向更广袤的真人现实所暗蕴的更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话本小说的艺术传统里，说书人无所不知的匿名性的声音，代表的从来不是个人话语，而是一种民间集体意识与普遍生活规范。《平乐县志》中的说书人反复强调的，无外乎万般皆是命、善恶终有报、戒贪嗔痴妄慢疑、本分做人知足常乐等道理。颜歌夸张化地援引了各式各样的警语箴言，试随意捡几个例子：
    “佛家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说的是肉身之丰茂枯荣及灵心之清净虚空。须知这心上最是沾染不得其他东西：有了愁,成了忧心；有了欲,就是贪心；有惧难免提心吊胆,有求最终痴心妄想。”
    “毕竟圣人也说了，人生在世，有‘三闲’最是难过：说闲话、管闲事、操闲心——连圣人都需提点，何况这永丰县县政府里满地横走的庸碌之辈。”
    颜歌越是让说书人“说”得唾沫星子横飞，越是将一个反讽性的问题推至各位看官目前——热闹的道理说了一箩筐，傅陈两家的悲剧，是时也运也，又怎知不是人物个个把真心揣起“不说”，因这种种“不说”酿成的灾祸？
    试看，傅祺红被发配到县志办坐冷板凳后，行事稳重，表面故作淡泊，内心深处却不甘于仕途寥落，黯淡退场。试问老书生为何晚节不保？“十几二十年的心酸都绕在心结上，缠了又缠，卷了又卷”，这才有了没能忍住权位的诱惑，对前任县志办主任赵志伦做了落井下石之举。再看小说里这一双决计不走父母老路的儿女。陈地菊忍气吞声不与人争辩的性格，受了欺负也都在心里闷着，“但实际上傅丹心说的气话和做的狠事都还积在她的心里面，一坨坨地淤起肿起，青里夹紫”，这才有了最后痛狠了的爆发。傅丹心饱受脑海中父亲的摔贬与管教声困扰多年，无法交心也抬不起头的委屈，最终让他急于干一票大的，向父亲和妻子证明“也就只有我傅丹心”，到底是稳稳地跳进了周六叔布下的圈套。
    再回头去看整部小说的开头：
    天然气公司陈家康的爱人叶小萱站在东门城墙下头跟人说哀怨，一说就是小半天。
    但你有所不知,这哀怨啊,自古就是说不得的。俗语有：哀声唱退送福神,怨气招来讨命鬼。殷殷切切念诵的便是这个道理。衰败就似那无事生非的泼皮,你越是呻唤,他越是作势;你稳起不理,他便终归自讨没趣了。所以,就连小娃娃摔了一跤,大人也会说：“不痛,不痛,绷起不痛就不痛。”——也是源自同一个道理。
    在“说哀怨”与“就是说不得”之间，小说里几乎人人怀揣着秘密与鬼胎，活得心口不一。若不是让说书人来挑破这些人的自欺欺人与心头间的弯弯绕，又怎能勘破背后的“不说”、“说不得”、“绷起不说”的悲剧的真面目？我们什么时候能少说一点虚头巴脑的场面话，好好把自己的尊严和真心拿出来捋捋平，讲一讲？《平乐县志》里的婚姻也好，亲情也好，更不用说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越是被大道理的“说”塞满，越是暴露出父权、孝道、出息与等级制包裹下的中国式家庭“不说”的洞洞眼眼。围坐饭桌前，却个个“离骨离皮”，真话都万难说出口，也习惯了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颜歌将席上每个人的复杂与可怜撕开给人看，讽刺里处处是爱之深，同情之切。她成功借模仿说书人这一古老的艺术角色，对民间陈规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习与无意识，提出了严肃的当代反思。
    三
    除了说书，颜歌要用小说戏仿的另一种重要文体就是地方志了。小说拥有一个板着面孔的名字《平乐县志》，却偏偏是以“翻案”笔法介入正面题材，演绎了一出对志书文体的玩世戏笔。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有论证，这“翻案”的反讽性修辞本领，正是明清奇书文体的拿手好戏。我们知道方志编纂的原则是准确客观，要用“史笔”，讲求的是从实而书、寓理于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但在叙事中，正如前文所言，颜歌偏偏用说书人口吻，对人物心理与戏剧性细节夸大渲染，旁征博引，出足了文学性的风头。平乐镇上的史官儿傅祺红刚登场时，以食古不化的正人君子形象示人，他念兹在兹的“文章千古事”，最后究竟是成全了自己的“得失寸心知”，还是放不下的“留待身后名”？人物越是在乎名誉，几番强调快要退休了，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小说家就越是要让他晚节不保。在初是而终非的印象起落间，理解了这残酷手法里的幽默，也就理解了颜歌背后严肃的思考和深重的感情。
    《平乐县志》一共十四章，正文从2009年立秋写到2010年夏末，顺序写傅陈两家如何从喜结连理到家破人亡。在第一章至第十三章的末尾，颜歌以《傅祺红日记》片断作为附录，构成小说里与正文互补的另一重叙事声音。十三则日记片段以倒叙排列，从一开始2010年1月13日，倒回1980年6月25日，如同在我们的主人公大难临头浑然不觉之时，领读者看一卷从彩色褪为黑白的人生录影带：县志办的副主任傅祺红，如何逆着小镇开发建设的时间之河，回到他曾无限风光的政府办时期，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广电局时期，最后停在平乐镇东街上傅银匠的儿子，永丰大学名牌大学生傅祺红上独柏树，与电工汪驼背的女儿汪红燕家相亲的那个日子。1995年，因为儿子傅丹心早恋引发的丑闻，原本仕途大好的傅祺红被从政府办调入清水衙门县志办。所以，1997年至2010年的七篇日记，傅祺红统一采用“今日工作”“今日学习”“今日膳食”“今日琐记”的整齐格式。正所谓“横分门类，纵向记述”，文辞质朴，言简意赅，日记习惯的改变侧面记录下经历岗位调动后心境的转变。1994年以前的六篇日记，以随笔体留下对工作生活的满腹牢骚与浮想联翩，那种自由的语体里，能读到一个年轻人，还未遭到世事戏弄与官场捶打之前的意气风发。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日记里，傅祺红也未能做到对自己完全诚实。《傅祺红日记》与《平乐县志》的正文结成内外互鉴的闭环，其中有不少颇为耐读的细节。一个“欲洁何曾洁”的小人物的身败名裂与一座县城的崛起与畸形发展之间是何种关系？颜歌落脚的位置，夹处于县镇文化政治、民间伦理、道德教条、浮生若梦的人间世与无名之辈的成败抱负之间，并向读者抛出提问。小小的平乐镇上几十年的祸福哀乐，被颜歌以小说的伏笔、接榫与细针密线，缝合进对于更大的当代中国的凝视与深省中。
    过去十五年里，颜歌讲述平乐镇的声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从一开始依赖不可靠的声音“在平乐镇外”讲故事，到一步步再次“向平乐镇深处去”。《五月女王》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乐镇上，名为袁青山的女巨人如何在小镇异样的眼光下孤绝地成长，并最终牺牲自己化作堵住山洪的巨石，拯救了一直视她作不祥的平乐镇。《我们家》的时间来到世纪之初，延续了前者的不可靠叙事，讲述者变成了年幼时发了疯病，送至隔壁崇宁县常年治病的女儿段逸兴。以疯孩子的狂欢、粗鲁之口，道出薛家与段家两代长辈的伦理闹剧，平乐镇上翻了天的家族隐私，仿佛都与她无关。
    直到《平乐县志》，平乐镇褪去此前或带有宗教与神话性的秘闻气息，或嘉年华式的丑闻色彩，颜歌就坐在平乐镇的腹地，用说书人的语调，也用每一个父老乡亲的口吻，讲完了这个平乐镇系列的最后一个故事。“有心的小说家如何藉模拟情境调整他们与世俗、甚至粗俗的写作主题之间的距离。从说话人的观点来看，有才气的作家们能在作品中将大众及个人的情感并置，也因此表现了他们与其故事之间反讽的关系。”（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个从“脱嵌”到“再嵌入”的历程里，在现实地理坐标上越走越远的颜歌调整着她与平乐镇文学坐标的距离。从平乐镇到世界的距离，最终成为她所拥有的，既反讽又牢固可靠的文学势能。
    回到小说的结局。在经历了这场巨变后，陈地菊是否能够在“出走—回归小镇”以后，再次成功逃出平乐镇？小说止步于她心怀希望往家走的路途上。陈地菊当然可以再次出走，但留下未必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和折堕。因为她未必不会锤炼出平乐镇妇女们对生活百折不回的奔头与可爱的生命韧劲来，就像她的母亲叶小萱一样。张定浩对《平乐县志》中浮沉在凡俗生活里的妇女们，有着同样乐观的敬惜：“读罢全书,最令我们关心的人物，恐怕还是叶小萱。她是那个会在小镇上继续顽强生活下去的妇女，不会自杀也不会逃离,还会继续在种种浅尝辄止的痴心妄念中挣扎，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遇见她。”（张定浩《颜歌与我们的小镇》）
    或许，面对小镇，我们从来不只拥有“留下”和“离开”的二元选项。颜歌用她的写作与作品共同完成了这出漫长的“出平乐镇记”，其珍贵的启示，正落在留下和出走，离开与回归的流连、周旋、绵延交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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