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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行文字读下来，发现芽俩是一位不重叙事技巧的写作者。所以，我决心把《人鱼姬粉饼》读完。 技巧是小说家最大的敌人。我一直认为，小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代表一个人与万物和解，但技巧除外。曾在一次小说沙龙上，听一位知名小说家津津有味地谈论叙事技巧，谈了很久，谈得很投入。那么多的技巧被作为美学的治病良药提及，仿佛小说是一件公器，或一位需要诊所的病人。我当时非常惊愕，觉得一篇写坏了的小说不可能被改好。改小说，就像改命运那样不可思议。如果人们确实从卡夫卡那里看到了“技巧”，那个被看到的技巧已经失去了任何效能，包括那些在小说改稿会上的策略谈论，也一样荒谬和荒诞。听到人们谈论一篇小说，只会谈论它的主题或技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像大部分中学语文老师那样在浪费时间。一套卡夫卡技巧会制造出另一个《审判》吗？绝不可能。技巧只对那些还未成为作者的写作装置有用，这个用处就是，它作为一个机械装置，永远不能成为人，更不能成为作者。 说来惭愧，读芽俩的《人鱼姬粉饼》这篇小说，弄清楚袋鼠是一条狗，花了我很多时间。读第一节时，我一直纳闷，既然与芽俩在江边比邻而居，怎么没有见过谁养袋鼠呢？这种可笑的疑惑产生于成人名物学。在儿童世界里，语言的清澈和浑浊都来自于名物分离或错乱。芽俩深在这种名物分离中，从而在话语上已经承认了儿童——当然，“儿童”也因她的承认消失了。是的，很长时间里，芽俩专注于她的表述，没有向我解释袋鼠是一条狗。我对她的小说一下子来了兴致。 托马斯·温特伯格用一部电影《狩猎》证明，沉入儿童语法，是一场真正的冒险。《狩猎》展示了儿童语法与成人语法的真正裂隙，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非法地带。芽俩触摸到了这个裂隙，在语言的维度上，儿童被她毫无理由地承认了。读了《人鱼姬粉饼》，深感芽俩作为一个天然的儿童承认者，来到了即使是“承认大师”霍耐特也很少到过的语言地带。 这是难能可贵的叙事态度。然后，一切就很好看了。当你沉入一条大河，新角度带来的陌生经验汹涌灌入，你在没顶之灾中呼救；但转而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呈现于儿童世界，那是阔别已久的故乡。你愿意整理思绪，定居于此。因为，就在承认这个世界的时候，另一个世界的单调和幼稚就显现出来。母亲，在儿童的嗅觉中形成的通感，变得十分暧昧和复杂。在小说中，每一个成人都是扁平的符号，即使是妈妈们出现的时候，也难以匹敌粉饼的香味带给孩子们的母亲想象，他们生下了自己的母亲。与此相反，沈妍心和她的伙伴们的存在被急剧放大，填充到了感官世界的全部。沈妍心对蜻蜓的伤害，和对死鼠的临终关爱，和谐存在于这个新世界。 大人世界被孩子们以穿梭和规避的方式经过了。如果不细加分辨，可能会遗漏这种儿童语法的突显带来的空间关系的改变。这是小说令人惊喜的地方：儿童世界不再是一位成人俯身下来关怀的所在，它的存在强大而立体，不容挤压，难以忽略。一方面，它深度融入了邻里街坊和其他社会结构，成为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隐秘而孤立，需要另外一幅心灵地图来标记走向。在芽俩小说的时空体中，能被儿童朴素的空间意识读取的那些部分，是最精彩的，几乎仅凭它们这篇小说就已经成立。依靠建筑于现代空间意识上的美学灯塔，芽俩很多游戏空间的展现，都显示了普鲁斯特的时空原子或本雅明的内室经验的幻影。它们在社会中的非道德伦理效能，走在芽俩的同时代作家们的前面，已经触及了久被忽略的汉语文学的美学暗区。芽俩小说在积聚逃离社会问题小说的美学能量，文本在题材类型之外也确实延展出一片未名的美学区域，作者显示的对叙事陈词滥调的规避能力让人惊讶。 但整体看来，童言在芽俩小说中仍是一种语言的诺亚方舟。在本雅明《柏林童年》中，童年对经验的反卷能力，真正结束了童言在话语压迫中逃亡的命运。《人鱼姬粉饼》似乎还是文学反讽话语的一种亚型，是掺杂方志的青春前史。因此，在这篇充满想象力的童言童语中，能隐约感受到灰色童话方式的控诉与抵抗。这是这篇小说最让我担忧的方面。 但是，我还是反对把《人鱼姬粉饼》显示的留守儿童自我的母爱代偿读取为题材论调下的主题营构，或把童趣的世界读成废名式的禅悟与童趣的混合物。萧红的《呼兰河传》所显示的儿童空间主义，是新文学最令人振奋的绝响，可以为芽俩的叙事提供一些启发。萧红作为虚拟的乡野女子，显示了远胜张爱玲等人的都市美学魂魄，她决绝的女性主义拒领母亲和忠贞恋人的性别身份，走出了更加勇敢的一步。《呼兰河传》第一人称下儿童话语的绝对统摄力，使叙事在延宕之后重新起飞，对童趣之外同样具有言说能力。芽俩沉入了童言的语法，但她的小说不是一个单维的话语体系，除了对于沈妍心世界的了知之外，小说一直环绕了破碎的第三方话语的外衣——小说叙事话语既反对它，又默认它，甚至有时依存于它，借助它对不属于沈妍心语法表达的事物进行了信息笼络。芽俩虽然努力规避了家族称谓，让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自的姓名之下平等存在，但在最无力的叙事区域，还是接受了代言。比如，沈妍心洗澡后的旁观之眼是一个干预感极强的暗示，对陈益清的描述环节，这种暗示就更加强烈；对龙潭风物进行表达的舞台经理式的方志语调与孩子们方寸之间成世界的童心也相互龃龉。芽俩还有并未完全消退的情节和事件的结构之心，我对此的解释是：她深处一个当代汉语叙事的可怕习俗，不能不受它的浸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