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正月初七深夜，身患肝癌的家父颅内出血。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半个多月，专家们均给老人判了“死刑”。
老家有个习俗，如果想放弃治疗，母亲和我说了不算，得父亲的兄弟姊妹发话。忘了是哪天上午，三姑劝我别再花冤枉钱，说那就是他的命。有位专家也讲过类似的话，让我别为了图个心理安慰，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那段时间我日夜煎熬，渴望能够出现奇迹。我从不相信命运，但蹊跷的事儿发生了。
责编宋辰辰老师寄来《龙抬头》的书稿大样，让我进行最后一次修改。身心俱惫的我第一反应是，不出版这部作品了。巧的是，那天晌午家父苏醒了。此前ICU的主治医师曾经告诉我，家父的求生欲望很强，有很大的希望。那会儿我暗自骂娘，心想骗鬼去吧，救活老人靠的是现代医学，并非他本人的意志，况且当时家父只有手指能动。
次日上午，家父基本恢复了意识。脖颈上插着管子，他无法开口说话，见到我后，在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下：“父母对不起你，让你操心，把家谱……”后面的字我看不清楚，只能猜测他的意图。
老人有若干执念，其中包括续修家谱。
坦白地讲，最初我鼓励家父整理家谱，仅是怕他难以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实际上，他已经为之努力了几十年，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是絮絮叨叨地细数家族历史，告知我祖父的两位兄长在抗战中为国捐躯。
早年间的我并不以为然，但许是他长年累月的“洗脑”起了作用，在构思《龙抬头》的情节走向时，他讲述的那些故事猝不及防地从脑海里蹦出来，像个恶作剧的顽童似的赖着不走。
没错，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碰见捣蛋的孩子，大人们会义正言辞地发出警告，说再混账就让警察抓走。可想而知，在懵懂无知的少年心中，人民警察一度是可怖的。而家父从未借此吓唬我，稍大以后我才晓得，他始终很崇拜军人、警察之类的职业。他盼望着像祖辈一样驰骋沙场，可惜家父身高仅有一米六几，不够参军入伍的条件，便蛮横地把我送到部队。军装一穿就是20多年，乃至转业后从事多年公安文化组织工作，皆因他的这一执念。
家父退居二线后，受邀到交警队帮助工作，说好了只帮人家修改公文材料，他却非要跟着出警，还干得挺带劲儿，有点乐不思蜀的意味。那期间他热衷于给亲朋好友普及交通法规，还时不时地提醒我莫忘家史，并对我使了激将法，嘲讽我只会闭门造车，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我不屑与他争论，老人对此耿耿于怀，到后来居然上纲上线，称我不配当作家，令我把家族历史写进作品，摆出的理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委屈至极。实事求是地说，这么多年下来，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在基层搜集素材，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提前做大量功课，有的光积累素材就得耗费七八年光景。我固执地认为家父不懂文学，没资格对我的创作品头论足。
必须承认，长久以来我刻意回避作品里带有个人痕迹。道理很简单，我怕读者误以为那都是本人的经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我不能在创作时过于“小我”。
某一刹那，我猛然发觉家父才是真正的高手。把熟知的家族史揉进作品，与“小我”“大我”并不矛盾，我先前的做法反而有些幼稚，用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来形容当时的心境毫不为过。《龙抬头》是向建党百年致敬的作品，要知道人民公安的历史统共不足百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家史恰好能反映主人公的党性传承。
幸亏有家父之前不厌其烦的讲述，老一代革命先驱的奉献精神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兴奋地在电脑上敲下“于铭忍”三个字，因为家父的名字叫初铭忍。
困难接踵而至，是重点着墨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部队打击敌特分子，还是更多关注当下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热点？前者通常让人想到云谲波诡的谍战片，似乎更能得到受众的青睐；后者虽然时尚，却设置了很多“陷阱”。征求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意见后，我终究选择了后者，可谓冒险之举。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真正发生了大案要案，很可能刑警还未出动，派出所民警便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满大街的摄像头毕竟不是聋子的耳朵。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可惜在办案技术手段愈加先进的今天，创作者很难制造悬疑推理。对，总不能让案件发生时区域性停电，这般设置读者必然不会买账。为了让案情的发展和办案的过程经得起推敲，我仿佛在跟自己较劲，非要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这是个既苦恼又快乐的过程，的确伤神费脑。
接下来则是找到合适的切口。我以警校实习生于禧淼的视角构架故事，说一千道一万，千禧年出生的主角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他是亲历者、讲述者，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我尝试着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方式，为这个人物搭建了无限可能。
非常幸运，《龙抬头》入选了中国作协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改稿培训班。负责审读该作的付如初老师极其宽容，她提了许多修改意见，末了鼓励我说，作为16部作品中唯一的公安题材作品，小说巧妙地通过主人公将四代人串了起来，较好刻画了我党优良作风的传承。
短暂的兴奋之后是反思，我试图让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我反反复复修改，终是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那是焦虑而惶恐的阶段。好在最初构思时下了些工夫，我用二十四节气或传统节日分章节，增强了虚构故事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的，大寒那天是2021年1月2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刚过不久，我将时下发生的案子与陈年积案糅在了一起，把所有故事浓缩到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来了个大结局。
思来想去，我推翻了以家父为原型的主人公人设，将之安排为阴差阳错被开除党籍的老公安。农历二月二拥有美好的寓意，在这一天我让祖孙二人同时申请加入党组织。但我仍旧惴惴不安，生怕读者朋友认为那是刻意而为之，此后依旧在思考如何修改结尾。
感谢上苍，在我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家父脱离了生命危险，顺利出院了。他在祖屋里翻出烈士证，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强打精神再次给我讲述家族历史，话里话外透着一层意思，希望我能把老一辈的牺牲写进作品里。他随后催我回北京，说要看我新出版的小说。我遵从了他的意愿，却始终没告诉他，《龙抬头》里有他乃至祖辈人的影子。我甚至想，家父能够转危为安，或许正是因了这一执念。信念的力量无边无际，让他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家父如今竟然能侍弄菜园。我心里清楚，他在等待新书出版发行。我渴盼他以及全天下的父母都长命百岁，也庆幸用“于铭忍”这个人物拉长了他和那代人的“生命”。
如果上述经历称得上“秘密”的话，下面所讲的“秘密”，则是专门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
出于工作需要，前些年我写了若干短篇幅的纪实文学，有的被改成试题，收入部分省份的高考模拟语文卷里。我曾为此沾沾自喜，认为有了这种强化记忆，考生们至少会对特殊职业有所了解乃至心生敬仰。
事与愿违。战友的儿子小罗迷恋古典文学，对宋词和《红楼梦》更是爱不释手，知晓我平常创作小说，偶尔也会在微信上与我互动。我通常是以长者身份教育他多读书、读好书，并不知道战友当年也时常拿警察吓唬小家伙。小罗备战高考期间碰到了我的文章，紧跟着发信息抱怨那些题目叫人心烦意乱，进而质问我能否把题目答对，能否写出像四大名著那样的经典小说。他的话发人深思，不痛不痒的作品往往会误人子弟，起码要让读者在文字中捕捉到某种声音。事实上，身为写作者，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我大胆承认自己没那个能力，对古典文学仅是略知皮毛。小罗给我发来几个“笑脸”表情，让我把《龙抬头》书稿发给他。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复习？我举棋不定。战友说给他吧，权当是缓解小家伙的学习压力了。
过了好些时日，小罗冷不丁从微信上发来语音，言称将来可能会报考公安院校。我问为什么，他说受了《龙抬头》的影响，假如有机会入警，一定要当个好警察，也要像小说里的于禧淼那样神采奕奕地抬起头，让人们知道，用警察吓唬孩子的统统都是鬼话。
我感慨万千，心想小家伙情商够高。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倘若自己书写的作品能够让读者有所触动，或许就是此生最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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