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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玲认识的时间还是有好几年了，在我的印象中，韩玲创作偏向于散文，其作品在《民族文学》《文学报》《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上发表，散文集《康家地》获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散文《劫难深处》获“祖国在我心——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 韩玲的散文主要呈现她熟悉的生活，她的同学、朋友、家人都成为书写的对象。散文作品《康家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篇散文叙写了父亲去世后，吟诗浅饮的母亲一夜之间成为泼辣的悍妇，用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猪圈撑起破碎的家，作家要极力表现在生活的低谷处人的精神力量。散文集《康家地》写出世间悲情、儿时的欢乐以及生活的无奈，温馨而唯美的文字流露出人间真情。 长期的散文创作，使韩玲多向度的文学创作成为可能。生活不会停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对生命的体验同样不会停息。不断积累的个性化体验，与这片土地的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相结合，将作家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长篇小说《阿扣》呈现的就是作家创作的新高度。《阿扣》是四川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由“阿坝作家书系（第三辑）”隆重推出，并获第三届“青稞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足以说明该小说在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 阿扣是在野史中记载的金川土司萨罗奔的女儿，其爱恨情仇的故事在大、小金川流传甚广，也颇受争议。清人佚名《金川妖姬志》载：“阿扣素来自负，自以为是绝世天仙下降，服饰妖艳华丽，享用豪华奢侈，自以为公主，陪嫁使女与奴婢数千人，都穿绣花衣服，着珍宝装饰，侍寝时，奴婢依次敬酒，跳旋转元代宫廷舞蹈。出入拥轿，所经路途均要清道方行。”对于阿扣之美描写以及生活的豪奢记述，其夸耀的成分，显而易见。《金川妖姬志》的记述多采用时任云贵总督张广泗幕僚的笔记，而这位幕僚对于张广泗被斩抄家的命运极为同情，把张广泗征金川的失败归咎于阿扣，认为阿扣以自己的美貌周旋于朝廷要员之间窃取情报，造成将相失和，致使金川战事久拖未决，这位幕僚与后来的清人佚名都陷入“红颜祸水”的认知怪圈。 “红颜祸水”是说美貌女人招致祸患，“红颜薄命”是说美貌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种错误认知在历史的演进中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之下，阿扣似乎也是这一谱系中的人物。 长篇小说《阿扣》完全跳出了这种惯性思维，在作家看来，阿扣虽有“倾国倾城”之美，却难以左右金川战事。作家不仅阅读《金川妖姬志》，而且翻阅了乾隆征金川的相关历史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呈现一个真实的阿扣。在小说的叙写中，作家对阿扣的遭遇寄予极大的同情。 小说《化蝶》这一章节写得尤为精彩：傅恒命令泽旺、良尔吉、阿扣到党坝军营参加清军的新年晚会。良尔吉识破奸计，设法引开清兵，让阿扣顺利逃离。阿扣得知良尔吉已无生还可能，抱定赴死的决心，返回清军大营，小说写到：“她又美丽到楚楚动人了，她从腰间抽出长长的藏刀，面对满军营的将士，语速缓慢、冰凉。……‘傅恒大人，辛苦你了，堂堂大清国大相竟为一小女子如此布局，是你高估了我还是低看了你自己？……小女子阿扣今天成全你，但你不该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置大清国容颜无存！’傅恒一声断喝：‘大胆贼女，你父萨罗奔枉为人臣，有负国恩，……你身为子女，助纣为虐，……而你，甘为耳目，红颜祸国，令将帅失和，其罪，诛不可抵！’阿扣冷冷地笑了：‘大人，我既然来了就没有打算活着，我就想问你一句，我怎么不辨是非了，我能左右得了谁？父亲之罪你们大兵压境尚不能左右，我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能做得了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段文字是对傅恒的鄙夷，也是对自我无罪的辩解，作家借阿扣之口对“红颜祸水”这种惯性思维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在作家看来，阿扣不过是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牺牲品，是波诡云谲的权臣博弈的牺牲品。 二 长篇小说《阿扣》既忠实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魏邵阳《圣武记》载：“莎女阿扣绝艳，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莹白为番女冠，有玉观音之号”，“阿扣夙自负，一位绝世天仙下降，服饰妖丽，享用豪奢。……阿扣既如雍姬之人尽可夫，又习于夜郎自大之惯俗，以大金川雄长诸部，比于公主，群媵奴婢至数千人，皆秀衣宝饰，璎珞垂珠，出入拥辇，至警跸清道以行。所御处进馔，群婢必以次上寿，蹁跹作天魔舞，犹谓不足快意。……盖蛮俗迷信，阿扣始生多异兆，人即以玉观音再世喧传。及长，妖艳罕俦，见者心醉，如骚人所称惑阳城迷下蔡者，实具一种魔力。在蛮人乃以为魔力者，惟天所使，常人不能企及。故歌功颂德者，遂上天纵之圣号。”无论是《金川妖姬志》，还是《圣武记》，都对阿扣之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受此启发，作家在小说中也以一段舞蹈来表现阿扣之美，在灵动轻盈、自由奔放的舞姿中展示了一个野性十足的阿扣。作家将这一历史人物转化为小说中的人物，把历史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小说描写的场景是十分逼真的，人物是十分鲜活的，体现了小说的生活性与文学性。小说的生活性是对生活的还原以及生活可能性的预见，而小说的文学性则是透过故事写人物，更准确地说，是由人物主导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鲜活生动、真实可感，是独一无二的，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 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是长篇小说《阿扣》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小说一开始就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嘉绒民风民俗场景下呈现莎罗奔“感岳恩德，延诸家，出家族罗拜”。作家的高明之处，就是做到生活场景的真实性、细节的生动性，并让小说的主要人物在这一背景中登场。阿扣的舞蹈赢得众人喝彩，也深深吸引着岳钟琪，而器宇轩昂的岳钟琪刚到官寨时，阿扣为之怦然心动。阿扣有几分骄蛮、几分野性，这也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在此后与岳钟琪的短暂交往中，两情相悦，彼此爱慕。岳钟琪请求将阿扣带去看外面的世界，遭到萨罗奔的婉言拒绝。小说写到：“其实大家对彼此的心意心知肚明，这样的搪塞令年轻的阿扣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她一跺脚，起身转头就跑了出去，眼睛全是泪水。”爱情的火焰就这样熄灭了。 女性作家写女性人物，更能体察女性的内心世界，在作家看来，作为一个女性，阿扣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同时，她也是土司的女儿，是充满权力与财富欲望的莎罗奔博取利益的筹码。有“玉观音”之称的阿扣，让土司们垂涎欲滴，求亲者络绎不绝，其中，丹巴革布扎什土司、康定明正土司、小金川泽旺土司逢节必至。在这场明争暗斗的较量中，泽旺土司成为赢家，因为他是小金川的一方霸主，良田万亩，牧场辽阔，牛羊成群，人口兴旺，因为他生性懦弱，遇事缺乏主见，必然受制于阿扣。萨罗奔听信王秋之言，把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寄托在女儿的婚姻之上。 阿扣与良尔吉不期而遇，一见倾心。在作家笔下，阿扣与良尔吉的感情始终如一，至死不渝，这就颠覆了《金川妖姬志》《圣武记》塑造的阿扣形象，也就是说，阿扣并没有以美色为诱饵周旋于清廷的诸位大臣之间，窃取情报，致使将帅不和、金川战事吃紧。作家从女性的视角写女性，更能体察女性的内心世界，更能对笔下的人物寄予“了解的同情”，阿扣已从历史与传说中走出，成为作家笔下的人物。 三 中国的历史题材小说，都与其传统的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联系，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叙事散文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及至《史记》，司马迁开辟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历史叙事，这一模式既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书写，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叙事文学的书写。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他以自身的遭遇饱含感情地体察笔下人物的遭遇，探究人性的复杂性，这与叙事文学对生活可能性的书写、人性复杂性的探究是十分相通的。司马迁网罗天下奇闻异事，以人物为中心讲述故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中展示人物形象，从这一方面看，《史记》体现得更多的是它的文学价值。 历史叙事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而叙事文学以人物为中心，或者说围绕人物讲故事，《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陈寿是用的是史家的叙事笔法，而罗贯中用的是小说家的叙事笔法。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长篇小说《阿扣》的讨论上来了，作家对三百多年前那段历史的还原与超越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阿扣。大小金川之事，最初是由家庭矛盾引发的。阿扣倾慕岳钟琪，“欲事之”，小金土司泽旺对此极为恼怒，遣家奴凌辱阿扣。阿扣派人将此事告诉她的父亲莎罗奔。莎罗奔将泽旺捉住，夺去小金土司印，认为泽旺是自己所立，也可以随时废掉，并且还要对泽旺进行惩治。经四川巡抚纪山的调解，此事以泽旺重返小金作罢。阿扣声言入边求岳钟琪，而岳钟琪因年羹尧逆案而赋闲在家，未能如愿。莎罗奔劝她嫁给明正土司，而革布扎什土司又与明正土司又争执不下。就在此时，泽旺之弟良尔吉言阿扣已为他的妇人，革布扎什土司、明正土司甚为愤怒，与泽旺土司一道侵扰大金川，莎罗奔御之，三家不敌。纪山不明其中缘由，派副将杨兴入剿，明正土司与革布扎什土司误以为杨兴将占据其领地，便互为犄角，阻挡清兵，清兵几乎全军覆没。战火越烧越旺，川边告急，遂有云贵总督张广泗入住金川。张广泗认为，金川兵端是由莎罗奔开启的，应该被征剿，对于其余势力，只须满足他们各自的愿望，则可以威信制之。泽旺得小金川土司之位，良尔吉欲得阿扣，莎罗奔使书已至。眼看大事已定，却因郎卡（莎罗奔兄长的儿子）喜欢阿扣，对良尔吉不服，占据噶尔崖叛乱，并得到莎罗奔的支援。张广泗遂发两路兵马，分别由川西攻入小金沙江东岸，由川南攻入西岸，集中优势兵力攻打郎卡，后又采用“以蛮攻蛮，以碉逼碉”之策，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张广泗用兵不力，引起乾隆的怀疑，认为他避重就轻，纵莎罗奔而击郎卡，派讷亲前去督战，并让岳钟琪到军中效力，讷亲与岳钟琪又各有成见，将帅之间的矛盾使大小金川的情势变得更为复杂。最终，清最高统治者策略的不周详，将帅之间的不和，最终导致大小金川之事久拖未决。关于这一点，《圣武记》所述甚详。 与《金川妖姬志》相比，《圣武记》更接近历史的真相。韩玲的长篇小说《阿扣》也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一点，她与魏邵阳是相似的。不同的是，魏邵阳所用的是史家的叙事笔法，韩玲用的是小说家的叙事笔法。纵观这部小说，韩玲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处理是客观的、审慎的，特别是将帅之间矛盾的产生过程的叙写极为详尽，对人性弱点的挖掘也比较深刻，比如：因“征苗”有功而为云贵总督张广泗，后又兼制云贵川，大权在握，不免居功自傲，对于金川战事久拖不决，甚至对朝廷狮子大开口，引起乾隆皇帝对他的怀疑。讷亲也是如此，以为自己奉皇帝之命前往金川督战，轻率出兵，致使战局失利。讷亲缺乏作为统帅的宽容大度、运筹帷幄，没有处理好他与张广泗、岳钟琪之间的关系。将帅之间，既有人为制造的障碍，又有交流不畅造成的误解。在韩玲的笔下，这段历史以文学的方式复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得到清晰的呈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得到生动的表现。 在作家看来，作为一个弱女子的阿扣，她不可能利用自己的美貌游走于土司之间、朝廷的将帅之间，传递情报，左右三百多年前的那场战局。建立在这一认知之上的文学书写显得格外坚实，小说的虚构都是合理的，比如：对于阿扣与岳钟琪、阿扣与良尔吉的关系的处理，作家充分展示了文学虚构的才华，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类似于《圣武记》所载的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这个“出入”正是作家的虚构，它是为小说的叙事服务的。《圣武记》与《金川妖姬志》有关记载，总是让人对阿扣产生一些恶感，而这种“恶感”不能带入长篇小说《阿扣》的书写，否则，就会陷入历史争议的漩涡，难以发现这一历史人物的悲剧价值。在作家看来，阿扣与岳钟琪的一见倾心、两情相悦，与良尔吉的不期而遇、生死相随，不过是一个平常女子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已。作为土司的女儿，阿扣陷入土司之间、朝廷将帅之间明争暗斗，最终不免以悲剧收场，作家发现了这一人物的悲剧价值与震撼人心的力量。 长篇小说《阿扣》的主要人物是阿扣，按理说，这一人物应该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或者说，阿扣是小说叙述视角，小说的绝大部分都应该透过这个人物来叙事，然而，这一人物却游离于大量篇幅之外，使这部小说显得美中不足。韩玲曾说，尽管她的获得第三届“青稞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然而，离文学的理想还很遥远，就像陈忠实先生说的那样，“我要创作一本死了以后，可以放在棺材里头作枕头的书”，而“我”离这本书还很遥远，“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不断地断舍离，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我想，一个作家要创作无愧于历史的鸿篇巨制，还是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争取历史主动。《阿扣》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知古鉴今，我们倍加珍惜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繁荣。从历史中走来，文学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更应该为民族团结进步、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声。对于韩玲的小说创作来说，《阿扣》只是她的起点，我深信，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她一定会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文学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