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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画廊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形象画廊中，有一种特殊而又普通的人物一向引人瞩目，他们不同于站在历史潮头的风云人物，也不同于被时代碾得粉碎从未获得存在感和署名权的底层百姓。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甚至是一种醒目的符号，是一种时代无法用正常胃口消化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那个时代将会缺少些许的色彩和味道。是的，他们就是“零余人”，是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但又绝不能混同于被时代挟裹的一些人。他们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罗亭，也是青年作家刘剑笔下的孔爷或者孔哥、老孔。 在我的印象中，刘剑一直是一个“另类”的作家，他的写作似乎一直游离于我们习惯接受并推举的那一类。认识他将近二十年，我熟悉他的写作抱负和写作历程。在秦皇岛，大多数作家还在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发表时，他的社会小说《天使不在线》早已打入了市场，以他记者的敏锐发现了尚未发生但已开始萌芽的网络情态。然后，在所谓的新写实的潮流中，他又一头扎进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历史，在枯燥的资料里勾陈往事，在鲜活的传说中打量历史，于是，长篇历史小说《帝国雄关》和《大港口》先后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一种认可和光环，让他可以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讲课，让他可以获得某种官方的认可与荣誉。然而，作为多年的朋友，我知道他写作灵魂的情感指向。在他的写作版图中，那种市场意义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小说，只能成为他写作的策略与外围，在内心深处，他始终隐藏着纯文学的情结和向经典致敬的信念。可以这样说，这篇《老道南》，就是他这种情结和信念的文本体现。 是的，在刘剑的小说作品中，《老道南》有《天使不在线》的时代敏感，也有《帝国雄关》和《大港口》的传说意味，但没有它们的俯视与反思，他是贴着人物在写，既没有仰视，更没有放低。一句话，作家既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做最后的辩护，也没有做最后的盖棺定论，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无论他们的结局有多么的荒诞。他只是在描述，以见证者的态度，为他经历过的往事和见到的人们做出驱除好恶的人生画像，为一个生命的过程存档，为一个时代的多元留证。 在小说中，孔爷应该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但他绝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主人公。在他的周围，马海、马江、把三儿、小娜，甚至故事的叙述者“我”，都不只是让这个人物立体化的途径，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叙事使命。在融合了干部、部队家属和普通百姓的老道南，“我”虽然是干部子弟，但在另一个弥漫着荷尔蒙气息的圈子里，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存在，“我”只是一个边缘者，负责日常的打量与青春的探险。对于那些早已进入社会或已经开始认识社会的人来说，“我”并非实体，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所以，他们面对“我”时，他们无须借助伪装，基本都是以本色的面目出现。比如孔爷也就是后来的孔哥、老孔，比如马江和马海，比如把三儿。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他们表达身份感和传递野心时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个观众。 也正因如此，孔爷或孔哥、老孔的道南辉煌和后来的落魄才有了最贴切的存放处，马海的荣辱浮沉才有了最近距离的倾听者。可以这样说，“我”见证了他们的开始，也记录了他们的结局，这不仅仅是叙述的安排，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时代的选择与尘世的天道。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规则和伦理，但在这个规则和伦理之外，总会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规则与伦理，它虽然不是主流，却可以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下成为一些人的生命图腾和特殊风景。比如，孔爷可以靠打架斗狠在天桥扬名立万；比如马海可以靠嗅觉和关系在商场呼风唤雨；比如把三儿可以靠八面玲珑在不同的场合下左右逢源；比如考上985大学的“我”在不同时期听到父亲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我做出的不同评价，而参照物就是一个人；还比如，不同背景下相同的人对孔爷的称呼与态度。一切的一切，都有时代的印记，但又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所谓的荣耀与落寞，只是他们个体选择的写照，并不是时代的价值体现，更不是时代的主流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剑就是在写历史皱褶中的事件和人们，它们可能不被主流历史所记载，但它们确实存在过，并在某种层面上影响过一定层面的世道与人心。 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我”，从最初对孔爷的敬畏到最后对老孔的厌弃和同情，从最初对马海的敬佩到最后对马家兄弟的主动疏离，从最初对小娜的误解到最后对小娜的惋惜，“我”都没有作出终极的定论。所有的过程都是印象，所有的结果也是印象。孔爷的辉煌出自他自己之口，没有见证者，这是印象；孔哥的经历也是印象，没有见证者；老孔的困境也是印象，没有见证者。即使在故事的最后，他穿着传说中的军大衣在即将拆除的天桥前，那似乎也只是模糊的印象。这些印象堆砌起来，便构成一个人青春的记忆。它可能不那么鲜亮，但绝对有一种传说的气息。 这篇小说虽然有怀旧的元素，无论是对已不复存在的老道南，还是对那个地方怀有不同记忆和情感的人们，作者的笔触都饱含深意。但这只是小说的一种底色，并不是作品的最终落点。在我看来，刘剑不是写时代的挽歌，更不是为某个人物立传，他只是在写他的印象。在他的印象谱系中，孔爷和马海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命运搏斗的正面人物，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时代一闪而过的暗影。在一定的时空里，他们的确拥有常人无法忽略的能量，但那种能量不负责构建普遍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它们指向的是欲望，而且是无视法律和道义的欲望。所以，他们必将被时代的手术刀从正常的社会肌肤中剜出，并以一种耻辱的方式存进时代的档案里。从这个角度看，那个始终处于尴尬处境的老道南和那个曾经是男孩子心中堡垒的天桥，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隐喻空间。一如卡夫卡的城堡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隐喻无所不在。在隐喻的语境下演绎现实的故事，不仅是一种写作智慧，也是对心理真实的存放形态。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阅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念。”刘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虽然他在表达他的时代感悟与生命认知，但并没有让这种认知和感悟沦为抽象的概念。他没有评价他的人物，他只是遵从他们的性格和出身，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身形走向他们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生命个体。一盒烟可以是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折射，一场酒也可以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确认。每一次场景，即使是最普通的对话或细微的称呼变化，都隐含着作家对故事情节的考量与经营。所以，他写出了混不吝但又脆弱不堪的孔爷，也写出了敏锐聪慧但又厚黑十足的马海，他们都曾风光一时，但最终都成为一种最隐秘的记忆，在某个时间和某个群体以饭后甜点的方式流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失败者，是比那些清醒但又无力摆脱自身弱点的“零余人”更为灰暗的“零余人”。 就写法而言，刘剑并没有采用先锋写作，而是选择了相对传统的表达技巧。他善于运用方言俚语，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人物和场景，但并不放弃对局部细节的打磨。无论是对孔爷与老孔身份差异的前后对比，还是对青年马海与大亨马海的形象关照，都不是叙述者的简单命名，而是诉诸人物的语言与细节，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既有现场感，也有感染力。正因如此，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卡佛所说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论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