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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准备为李国华的新著《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撰写书评时，我发现李国华早已在《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谈起》一文中把自己对赵树理、茅盾等“革命队伍中人”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读者在研读《黄金和诗意》时遇到的问题，往往可以在这篇《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里找到答案。比如李国华在《黄金和诗意》中常有这样的谨慎表达：“本书仅提出一种谨慎的怀疑，即商业因素可能制约着茅盾长篇小说最初的生成，使之与旧小说发生微妙的联系。”“本书亦暂时仅止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怀疑茅盾最初生成长篇小说时，能够完全壁立千仞，与‘旧小说’、现代旧派小说不生干系。”如此谨慎的表达与李国华在其他论域的斩截利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实际上，这两句话是作者在本书出版时新加的。添加的原因正可以在《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中找到：“当材料和证据不足，结论未可遽下时，一定要耐心地斟酌表达的分寸，不能斩截利落之时，切忌斩截利落；围绕着郭沫若的隔膜和误会很多，也要有耐心等待，等待结实有效的反拨，等待历史淘洗出真相。”这份谨慎的背后是李国华对于研究对象的尊重和对真相的执着。 把这份尊重和执着落到实处的方法，就是李国华坚持的“尽最大努力去贴着对象讲”。对于“革命队伍中人”而言，检验研究者是否“贴着”对象的基本标准，就是能否尊重对象对于“革命”的选择。李国华能够充分尊重“革命队伍中人”对于“革命”的选择，用“革命人”的思路去研究“革命人”，这才是真正地“贴着”对象。鲁迅曾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革命人”写出的一定是“革命文学”，这是李国华研究赵树理、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共同前提：“对于茅盾而言，其一生与革命相关的行迹，无疑也是理解其小说的参照，而且更应当凭借极为细腻的文学形式理解，将之从其作品中读出来。”（《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 从“革命文学”中读出“革命人”的“革命”，这是李国华近年研究的主攻方向。这项工作看似轻而易举，甚至可能被一些旁观者视为循环论证，但实施起来殊非易事。且不说柔石等作家的含蓄隐晦，就以本书重点探讨的《子夜》为例，茅盾笔下那幼稚而混乱的工人运动，很容易让人觉得工人阶级也将“被封闭在‘子夜’中，难见‘黎明’”。可见，从这样的作品中读出“革命”并不容易，它需要研究者抽丝剥茧地分析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群，进而首先排除掉地主、资本家、买办势力及其寄生虫的出路。在这一方面，李国华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在解释吴组缃关于《子夜》“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的论断时，李国华的论证还是略显单薄：“因为其运动在尚不成熟的组织方式中已经迫使吴荪甫倾家荡产，众叛亲离。”如果回到《子夜》中来看，迫使吴荪甫倾家荡产、众叛亲离的主力军其实并非工人，而是赵伯韬及其背后的各种势力。所以与其这样为工人运动作解释，不如像瞿秋白一样直面工人运动的失败：“吴荪甫以及周仲伟的失败是环境的逼迫，五洲示威以及闸北罢工的失败也是环境的逼迫，但在同一环境逼迫中却有分野，那就是前者是历史上的必然，后者是战术上的必然，不能同一看法的！”（施蒂而《读〈子夜〉》）在瞿秋白看来，“立三路线”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很短的一个时期，所以工人运动的失败只是“战术”上的而非“战略”上的，因此并不能把工人与注定被“历史”淘汰的吴荪甫、周仲伟归为一群。而茅盾之所以要写工人的失败，本意其实是为了“分析并批判那时的城市革命工作”（具体见《〈茅盾选集〉自序》），并借此来教育群众。 以小说来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体现了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不但没有贬义，反而是“革命队伍中人”最希望实现的目标。茅盾后来承认：“作家下笔之前，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即使符合于客观的真实，也不能一定保证写出来的东西同他原来的企图丝丝入扣；主观上要批判的事物和人物，在作品中却给读者以相反的印象，这也是常有的事。”在《子夜》的接受中，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了，根据瞿秋白的观察，当时读到《子夜》的一些人，对吴荪甫表示同情，而对那些破坏吴荪甫企业的人（这其中也包括罢工的工人）表示憎恨……但是，作者在书中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一些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现在看来，《子夜》中吴荪甫的“主人翁光环”在事实上也导致不少读者对革命者发生了误解。 所以，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一方面要“从其作品中读出革命”，另一方面还要把作品放回革命中，公正地评价“革命队伍中人”对于“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两方面的工作同样重要，同样艰难，所以同样需要李国华式的谨慎。对于革命者和革命集体的关系，何其芳有关于“小齿轮”与“大机械”的经典比喻：“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对于茅盾、丁玲这类日渐坚定的“革命人”而言，他们必然会站在“革命”的立场，而不是“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他们必然会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尽力减少那些可能对革命不利的部分，而增加对革命有利的部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茅盾为什么在自己的寿辰上检讨：“我所懊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回顾》） 为什么茅盾在1950—1960年代没有续写自己未完成的旧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批评上？茅盾在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之后，一切公开的言行都应当考虑到革命功利的因素。写作仅仅是“革命队伍中人”的一项工作，在革命需要他完成其他更重要的任务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写作。因此，研究者要想“贴着”研究对象讲，就不能仅仅是尊重对象对“革命”的选择，还要像对象一样能时时站在“革命”和集体的立场，而非个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李国华对“革命队伍中人”给予了“既切己而又有所超越”的评价，我想这里的“有所超越”指的就是在“革命”立场下的“忘我”或是“无我”吧——“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