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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落日珊瑚》 2022年初，孙频曾在《收获》上发表了一部极具南部异域风情的小说《海边魔术师》。时隔一年多之后，孙频仿佛意犹未尽，将她的人物再次置放在了这个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边陲小镇——木瓜镇。当然，行政区划上是否实有其名，这个并不重要，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命名。无论怎样，它那独特的地理方位、地域环境，尚未被现代文明完全浸染与改造的原始古朴性状，无疑激发了作者的艺术灵感与想，在此同一地域上新近推出了她的《落日珊瑚》。就此，孙频在她的创作谈中道出了召引自己写作的秘密：“我第一次来到大陆最南端的时候，立刻就对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为这样的边缘之地最符合人类学家所说的极限区域，这里也更容易找到精灵的痕迹或是神的精神，那是因为远离文明，从而由淳朴和蛮荒，由超出植物边界从而具备了魔法的植物，由无数的云、无数的风，由雄伟的雷电和横跨海陆的彩虹组成的一种场所精神，这里不属于大陆，也不属于海洋，是镶嵌在世界中的世界，是一个藏在空间里的隐秘空间。”孙频在此所说的场所精神，想必就是人物所置身的生存空间，被人类学家称之为极限边缘地带，但在作者看来，正是文学生长的理想之地，那些奇花异草，奇事异物，自然万象之下隐藏着的诸多秘密，神性光怪，令作者欲罢不能，接续成篇。 一、物的通灵术：奇异或魔幻 可以说，自“山林三部曲”（《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之始，孙频的小说视点发生了大的转变，即自然万物被推到了前台，成为重点关注与书写的对象，故事中的人物则闪烁在其间，或被隐藏在背后，小说的接地性与及物性表现得异常显著。以至于有论者将《以鸟兽之名》和《骑白马者》称为阳关山的博物志，有读者把《天物墟》作为地方文物考古学来解读。尽管偏爱不同，取向有别，但无论怎样，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物性世界（相对于人的动植物世界）的兴致与关注。 远离人世关系的繁杂与喧嚣，回归到大自然中，于作者而言，也许正契合心灵的宁静与精神的归属。主体与客体，内心与外物，情志与艺术在这里找到了某种程度的谐调与统一。由此，我们看到孙频对于另一类生命世界的专注与投情，准确地说作者是以治学研究的态度投入到她所书写的生灵万物上来。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之于之前空缺下的一种补偿。儒家治世的逻辑向度是从格物开始，而后一步一步迈向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一段时期，孙频将她的创作取向视为“逆行”，在她的阳关山系列中，她不忘初心般回到了格物致知上来。我们看到，在《以鸟兽之名》中，她不仅对阳关山上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如数家珍，而且对它们的习性、种类、分布状况了如指掌。这其中，除深厚的生活积淀外，也可想见作者在动笔之前所下的功夫，所做的功课，比如山野调查及地方志的阅解。到了《落日珊瑚》中，孙频已然从内陆转向了海边，向我们呈现出的是另一番别样图景：“在这些五彩斑斓的楼宇间，生活着各种鱼儿们，小汽车大的石斑鱼是这里的房客，海龟也是长租客，鲨鱼是经常出没的杀手，章鱼是顶级魔术师，极善伪装，智商远高于其他鱼类，灯眼鱼头顶开着绿色的头灯，儒艮是大象的海上近亲，成天在珊瑚礁里寻觅水草。” 如此了然于心，头头是道，俨然像一个研究鱼类的专家。不过，我想说的是，尽管这部分书写在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较大的比重，究其实它的本质功能还是不变的——这就是作为小说最基本且重要的“环境”要素功能，它并没有剥弱与放逐“人物”的存在。显性地写物，实际上在隐性关联人事。再者说，读者不仅从文本中获得到了审美感受，而且还得到了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与生活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其实小说的功能不单单体现在思想审美，而且还体现在知识经验生活文化诸方面，《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就在于作者对于建筑、饮食、医药、服饰、礼俗等方面的通达与创造。 如果说在《山林三部曲》中孙频对于山川风物，自然物象的书写还属于“识得鸟兽之名”，侧重于知识性景观性介绍与描绘的话，那么到了《海边魔术师》和《落日珊瑚》中则更进了一步，她笔下的景物变得奇异魔幻，神性十足。我想一方面是地域生态所致，不同于北方的黄山厚土、崇山峻岭、万物刚毅，中国最南端热带海陆之地自有它的天性与物性，自有它的神秘所在：“这里就像时空里镶嵌着的隐秘时空，被大陆所放逐，又被海洋放逐，放逐到最深的梦境里，放逐到人世之外，神秘、辽阔、永恒。”另一方面也在于作者对于自然与物的敬畏以及所发现的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所存在的那条隐密通道。 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尽管孙频不是一个唯环境论者，本人也对环境决定论怀有警惕，但她从不否认环境与生存之间所存在着的密切共生关系，进而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中国版图的最南端，雷州半岛，琼州海峡，热带气候，弹丸小镇，时空隔阂，陆与海的放逐，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繁衍生息出其上的生灵万物，演化出他们的生活习性。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孙频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写出了这方土地上特有的生命情态与文化性状。在作者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具化为当地的吃、穿、住、行文化，它似在提示人们，人类生于自然，取于自然，依存于自然，一切生活的灵感与创造均来源于自然： 因为紧靠大海，所以吃食基本都是围绕着海洋来的，很多渔民一顿都离不了鱼，离了鱼简直会疯掉，没有鱼就是没有吃到饭。但吃鱼又讲究“逢春”，正月二月、三月逢春的是马友、西刀、马敛、黄花，四月、五月品味最高的是石斑。不同的鱼好吃的部位也不同，蒙鱼是鱼鼻好，鲳鱼和马友是鱼头好，黄花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鳔，西刀鱼至美的则是鱼卵。且鱼的美味与大小无关，有一种小鱼叫薄脊，用小火温油煎到鱼色金黄，既可下酒，也可送粥，美味异常…… 如此津津乐道，娓娓道来，看来孙频称得上当地的美食家了。更重要的，在此突现出了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 有别于北方的坚硬与刚毅，这蛮荒偏远之地自带有一种神性与巫气。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洪水猛兽、来自生存的种种威胁，使得生活这块地域上的人们冥冥之中寄希望于神的护佑，由是，敬神拜神成为当地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直至今天，各种神会依然是当地隆重盛大的节日： 年例的时候，诸神齐聚雷州半岛，康王、洗夫人、关帝、菩萨、雷神、北帝、南极、英武、伏波将军、白马、五海、天后、土地公，游神队伍好不热闹，每支游神队伍都会抬着一个被选中的僮，僮被神灵附身后，说话的语气语调甚至眼神都变了，仿佛真的有什么神住进了他身体里一样。 在小说中，作者无意于讨论当地人对神的信仰问题，而是着力于呈现泛神文化背景下生灵万物神性的存在，以及人与物之间神性的通灵。九十二岁的外婆嗜酒如命，她养了一只叫阿橘的猫也爱喝酒，阿橘十分喜欢外婆，大约是因为外婆总是赤脚走路，走路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很像一只老猫，阿橘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类。外婆喝醉了，随便在哪棵树下一盘就睡着了，有时候像个水手一样睡到破船里，还有时候她会像鸟一样爬到大树上去睡。人、树、猫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或者说，这三者已经长在了一起。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提及的不同物类之间界限的消弥与融通，提示人与其它自然万物一样，均是宇宙自然的一分子，不同生命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且平等的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凌驾于万物之上。 在自然神化的背景下，不同物类间的鸿沟被模糊后，孙频的艺术表达进入到一个超现实的境地。动植物被人格化，与此同时，人类也打上了其它物种的烙印，人与物相互越界，拟人与拟物相互通用。我们看到，在《海边魔术师》中，梅姐家的猫像渔夫一样会去海边帮他们捉鱼；大花老人居然还驯养了一只鳄鱼，每天骑着鳄鱼到那无人岛上独自玩耍。在《落日珊瑚》中，天才园艺师阿梁不仅打造出了会呼吸通人性的树屋与花屋，甚至还以灵魂转世的执念，把一只死去的小鸟与花的种子埋在一起，培植出了优雅惊艳的鹤望兰。 在艺术上，孙频在写实的基础上所呈现出的奇观化的表达，随时随地可将她的艺术感知镀化到本就奇异的人、事、物上，似在向所及对象施魔，进而使得文本生发出奇异魔幻的效果。之于对象，她有时会在视觉上产生抽象与形变：“我发现塔吊的最上面居然还有个很小的屋子，像筑在大树顶端的鸟巢，再仔细一看，小屋里居然还有一个人，一个很小很小的人。我有些羡慕地仰视着他，地上除了人就是人，拥挤不堪，而他一个人住在半空中，像飞鸟一样，何等逍遥自在。”（见《海边魔术师》）有时又会在脑海中生发出奇异悠远的想象，“从海峡坐船前往大洋深处的时候，时间的密度会发生变化和折射，大洋深处的时间更古老更蛮荒，前往那里的人们会产生南柯一梦的幻觉，觉得自己只不过去了几天时间，却不料，人世间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见《落日珊瑚》）如是的艺术感知与想象，不期然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奇异魔幻甚至童话般的色彩。 二、巴别塔：归隐或超越 尽管孙频近年来的许多小说地域特征明显，不少论者予以“山林文学”或“边地文学”命名，但归根到底所要揭示的还是环境与人的关系，作者着眼的还是特定地域环境上所附著着的人和事。就文学诸要素功能方面而言，环境终究是为人服务的，人始终是文学表达的中心、书写的重点。孙频不吝笔墨写景写物，其目的还是在写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有失偏颇的。 谈到小说的人物，孙频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诸多超俗性的文化形象。他们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或遵从于自己的心志，或偏执于自己的爱好，或自命清高不屑于流俗反被生活所抛，或活在自我世界中追求精神性的存在。诸如独居于阳关山间与古物为伴立志要为当地留一份文物档案的文化守灵人老元（见《天物墟》）， 对着山间清风与林间明月下酒不为出版只写给山上鸟兽草木看的县文化馆馆员游小龙（见《以鸟兽之名》），失意困顿但又存有名士流风余韵聚合在《游园》中的那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或隐居于山林，或藏匿于城市的某个角落，颇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文化秉性。 到了小说《棣棠之约》中，孙频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追求精神自由与高洁品性富有浪漫骑士精神的戴南行。他热爱诗歌，风流潇洒，始终以高洁之士自居，执拗地生活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他执义重情，为补偿对朋友的愧意，自己把自己送进监狱。出狱后的他行踪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在他消失后的六年时间里，他没有手机，弃绝了一切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而是采用最古老的方式，每年让他的大鸢（他训练出的一只信鸽）给我（赵志平）送一封信，讲他漫游到各地的见闻感受，而他的大鸢每次送到连口水都不喝就转身飞走了。到后来，作者颇有想象地让戴南行变为一个牧蜂人，以花为媒，天地为家，自由自在，云游四方，彻底演化为一个远离喧嚣，回归自然，诗意化浪漫化为一个半人半仙超越世俗的精神骑士。 如果说以上人物的精神栖息之地更多地处在陆地山林的话，那么到了《落日珊瑚》中，作者则将人物置放在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颇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人物阿梁与“我”是发小，当年“我”考上大学去了珠三角，阿梁则因家境原因一直呆在本地，待“我”大学毕业在外流荡一番复又回到小镇，帮舅舅经营起珊瑚民宿时，阿梁则在他水塘子周边搭建起了他神奇的“树屋”与“花屋”。“我”之于阿梁，既有一种见过世面的心理优势，但也视对方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当“我”千方百计以各种招数拉拢更多的游客谋求更大的利益时，阿梁却升越到了另一境界：“我没那么多要求，有点买烟买茶的钱就够了，就是白住也没关系，想住就随便住。”这就是阿梁，用小说中的原话就是活脱脱一个异人与清流！他远离外部世界的纷杂熙扰，自女朋友移情别恋上那个外来的艺术家之后，他就彻彻底底回到他的自我世界中，回到他的植物王国中，研究它们的习性，倾听它们的语言，以树为伴，以花为媒，倾其情志打造他的巴别伦塔。在“我”看来，在他的植物王国中，他是主宰，是国王，是巴别塔尖的上帝。他似乎在自证他存在的价值，也似乎在告诉“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未必比那些出去又回来的人差”。当他所培植出的优美到邪恶地步的“落日珊瑚”在“我”面前摄魄吸髓般地开放时，阿梁业已从一个花匠、园艺师上升为巫师、魔术师，上升为一个真正的园艺艺术家。 显然，阿梁用花树草木所搭造的花屋、树屋是一座生命的巴别塔，它既是通灵之塔也是精神之塔。与那些自视清高而又失意放浪的所谓名士相比，阿梁可谓真正的清流，真正的名士。概因他那生命的巴别塔的底坐是厚实的，丰盈的，他扎根于大地，内化于万物，甚至建立起了自己朴素的生活观：“我也不求什么，能挣点买烟买茶的小钱就够了。”就此，他弃决了一切功名利欲，生活在自然的王国中，外在的物质欲望被降得最低，颇有老庄“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之洒脱。他明白，他所不缺的就是物，大自然的奇花异草，奇树异物都在身边，都可亲近，都是他的陪伴，他随时随地可以与它们交流对话，因而并不孤单。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自主性，他的非功利性，对于自己的生命与人生，他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不流俗，不迎合，不趋同，自主定义自己的生活，不被社会大众所定义。他有着自己的理想与生命追求，他潜心打造他的花屋与树屋，谛造他心目中的巴别神塔，从而实现了精神的富足，生命的升华。他的所作所为，真正超越了世俗，大化于自然，自在于天地。无形之中，“我”却受困于利欲之中，绞尽脑汁，心神疲惫，与阿梁形成巨大的对照与反差。总观之前孙频笔下一类精神名士，他们一方面愤世嫉俗，自命清高，自决于主流社会之外，与此同时又极力希望被主流社会所认同、所接纳，被通行的主流价值标准所定义——关于名誉、地位财富与成功，他们不懈于流俗又难以免俗，总之是功名未决，尘缘难断。与此相比，不得不说土气朴质的阿梁尤显得卓然不凡，境界超拔。 「作者名片：段国强，文艺学副教授，有艺术评论见于多种报刊，著有诗评集《远去的诗群》。」 (责任编辑：admin) |